当西方学者宣称“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的时候，李慎之先生掷地有声地回答道：“有！有一位！我们有顾准！” 顾准作为我国20世纪以来不可绕过的思想家，在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思想贡献。
作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顾准的人生经历和中国近现代史息息相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史，促使着这位精神独立的思想家不断反思一切与之相关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社会问题。顾准的反思与中国当代史上的政治大运动相伴而生，也是本文叙述的主题。
顾准1915年生于上海陆家浜顾家湾，直至1974年去世，在他五十九岁短暂的人生中，他的生平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35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中，他的主要经历是学习会计学知识，1926年，十一岁的顾准从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专业毕业，第二年进入上海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实习生。 潘序伦作为当时上海会计界风头正盛的大人物，他对于中国会计师业务有着自己的蓝图构建，同年创办了一期簿记训练班，用于“改良旧式簿记的上收下付记账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 在两三年的学习之后，在1931年，年仅十六岁的顾准编写《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并在第二年兼任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教师。1934年编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会计专著《银行会计》，当时的上海，连中学生都知道顾准的名字。
1935年对于顾准而言是重要的一年，这年2月，二十岁的顾准加入了当时并非主流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顾准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在日寇铁骑踏碎东北山河之后，他对民族问题的忧虑和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刊物的结果，如《中国论坛》上介绍苏区情况的文章，他的思想逐渐左倾。他在“文革”时期的历史自述中说道：“眼看拯救民族危亡，南京政府是不行的了，目光就转向中国共产党……确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得前途和希望，我必须投身其中从事革命斗争。” 功利主义至上的人不会在一个政党还未取得执政地位时加入，若非真心信仰共产主义，顾准也不会在中共还未控制的上海苦心寻找党的地下组织。
直至1957年被划入“右派分子”之前，顾准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委职委宣传部部长、书记。1940年，二十五岁的顾准从上海来到苏南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1946年回到华东地区开始接管经济工作，先是在山东，两年后进入上海接管上海财经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直到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因与部分领导人主张相左被定为“恶劣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前，顾准始终奋战在中共经济工作的第一线。
1952年后是顾准一生的转折点。在顾准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他先后经历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运动和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是揭开了顾准被批斗的序幕。“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大运动，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有不小的波动影响。“三反”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制定了要“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事，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的方针。1952年2月初，他原本被谭震林指定为上海“五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当他正在以“五反”负责人的身份频频奔走之时，2月29日的晚上，福州路市政府的大礼堂中，他却突然被定为“上海市委从高级干部中捉出的八只大老虎”之一。 关于此事的并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明，直到1985年上海市委为顾准恢复政治名誉的时候也没有找到顾准当年的档案，唯一找到的只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消息。”
1957年，随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具有自由精神的直言之士顾准再一次横遭罹难。没有参加“大鸣大放”的举动和对于之前“三反”被撤职的不满发牢骚，以及在黑龙江考察建坝问题上的反苏，都成为顾准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原因。1957年10月，中科院在天安门边的中山公园纪念堂召开揭批顾准等“反党右派”分子大会上，顾准不得不面对中科研1000名革命群众的诘责，和根据只言片语的证据扣在他头上的帽子。之后还经历了四五次批斗大会，甚至不少部长级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都被请来参加这场“重大的阶级斗争” 这场漫长的斗争结果是1958年4月下旬，顾准被划为“右派”，并经上级组织批准，宣布将其开除出党，下放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
中国的政治大运动并未结束，顾准人生的坎坷也还将继续。本来1962年顾准已经在孙冶方的帮助下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粮价研究。但是1964年的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又将顾准卷了进来。1964年的“大批判”之火烧到了帮助顾准的孙冶方头上，之后1965年春，顾准被带走隔离审查；9月，顾准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周口店劳动，在这段时间内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从身体上到精神上。1968年，妻子汪璧自杀。1969年，顾准被下放至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正在干校的顾准开始写《息县日记》，讨论吴敬琏希腊城邦问题。直到1972年，顾准随经济所的人员回到北京，在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与病痛、思考相伴的两年。
纵观顾准的一生，他人生悲剧之处在于，对于自我的及其残忍与对民族的及其清醒。这样一位将肋骨拆下当火把的思想家，自我的隐忍与为民族的呐喊并存。1952年的顾准还竭力为自己争辩，到了1957年，在批斗大会上的顾准已经了然平静，表面上完全服从，恭顺无言地接受了“反党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尽量根据要求，做出应有的检查。 然而他的声音却是振聋发聩的：“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作为公认的思想的独行者，顾准一方面对于思想自由有着强烈追求，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他也是政治大运动的牺牲品。对于这位在政治运动中牺牲者，且在黑暗中依然笔耕不辍反思自我、民族与未来的思考者，笔者对他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
掩卷而思，对顾准的命运与个人思考，实际上折射了对于中国当代史上政治大运动的反思。20世纪中国政治大运动背后是否包含着某种政治哲学上的逻辑，相比古代温和渐进的发展模式，现代政治似乎具有全民狂热的倾向，面对理想的狂热、对于领导者的狂热、伴随着某种带有现代性的戾气与偏执，好像所有人都生了一场激进的大病。
回到1956年4月5日的中共党校大礼堂上，一个工作人员对着全体党校学员念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中译本，这一不加解释说明的传达却给了当时台下的顾准一个新的思考。顾准最初以为自己在“三反”运动中被无辜撤职是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行为，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却让顾准感受到中国内部潜藏的个人崇拜危机。这种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将一个民族的遥远而宏大的理想寄托在一个具象的个人身上，并且以神化的手段和追求理想的外衣维护一个个体的绝对权威。但是，他对于个人崇拜的深刻认识并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
顾准的遭遇也不得不逼出了另一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鲁迅先生早已在1923年之后问过，而顾准的思考在于，当无产阶级以狂飙突进的理想和摧枯拉朽的力量给旧社会来了一场大换血之后，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又将何去何从？是延续革命时代的激进方式，还是用碎片化的方式消解革命时代的话语？这个问题可能至今都无法做出解答。对此，顾准给出的答案是：“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有进步。”
中国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将最坚定最广大的工农意识融入革命的本身，而“这支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却在不断消解过程中变成天平上一个可以忽略的微小砝码。” 现代政治利用人口的聚集、通讯的发达和群众自以为素质的提高而带来的盲目自信构建了一套能够动员群众的有效方式。更何况，一旦某种理想和最广大的工农意识结合，辅之以狂热的个人崇拜，这样的聚集起来的社会力量远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可以相比。但是，将崇高的理想抹杀理性地强加给普罗大众，并以一种煽动、强制的手段付诸实践是对理想本身的残忍背叛。
然而，理想会被颠覆，个人意志会被扩大，理论会因高效有力的政治体制付诸实践，群体也会因为动员与塑造掀起全民狂热。现代意义上政治运动对社会的冲击早已今非昔比，奔流向前的河流面对的不再是泛起的浪花，而是惊涛骇浪。“皇权不下县”早已是明日黄花，渗透进社会最角落的政治话语悄无声息却又无比强势地改造着我们的生活，或许一不小心，便是又一场摧枯拉朽的汹涌波涛。
也许现代社会的精致化与高成本运行能有效抑制这种大运动的倾向，甚至多年以后还会有人指责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保守主义的抬头。但是，我更相信，正如在最狂热的时代亦有如顾准般清醒的思想者，并且，我还始终相信着人的理性、人性与温情。
更何况历史，从未偏离轨迹。
【参考文献】
1、罗银胜著：《顾准的最后25年》，北京：中国文艺出社，2005年。
2、罗银胜著：《顾准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
3、顾准著：《顾准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5、高建国著：《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6、顾准著，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7、马桂芳：《顾准经济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