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儒里面，专治一经的很多，所谓“通群经不如通一经”。在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种种转型中，春秋公羊学是一大关键。在治公羊学的学者队伍里，陈立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对他的生平行状各类学案和传记记载的不多。但在很多研究领域里都不时会出现他的名字。比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訄书·清儒》里就提了一句，“《公羊传》有陈立《义疏》”，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陈立这个人。

陈立 字卓人 又字默斋，句容人。他少年客居扬州的时候，师从梅植之，学习诗、古文辞；又先后拜凌曙、刘文淇，学习公羊春秋、许氏说文、郑氏礼记，而於公羊致力尤深。这几位都是一代名师，而且学到的也是当时的学术前沿。

与同时代的朴学大师的人生轨迹差不多。陈立是进士出身，补应殿试。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去刑部任主事，升郎中，授云南曲靖府知府。在官员铨叙时，被皇帝褒奖为“为人清慎”。因当时道路不通，没有去云南赴任。陈立一生其他的事迹不多，基本就是在家闭门著述。他曾在所居之处建屋三楹，其中一楹名为“箬帽园”，藏书3万余卷。晚年不幸失火，悉成灰烬，他悲恸不已，自称“槁坐斗室，耳同枯寂”。

在学术上，陈立基本继承了清代公羊学的“家法”。陈立的老师刘文淇认为，汉儒的学问，经过唐人的注疏，其含义已经很隐晦了。后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休的解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陈立于是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古义及国朝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择精语详。” 整齐排比，融会贯通，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陈立的《公羊义疏》是清代公羊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陈立治公羊，虽然多以乾嘉以来汉学门径治公羊，但能恪守何休家法，对何休“三科九旨”之说多有维护与发挥，尤其重视通三统与王鲁说，在清儒论王鲁诸说中最为该洽。《公羊义疏》之作，既有对前人所做的引申与发挥，又多能补其疏漏，规其疏失，且考订事实详尽，极有功于学者。

《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王鲁”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在董仲舒看来，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但并没有详细解释，直到东汉末，何休解诂《公羊》，“以《春秋》当新王”及与其相关的“王鲁”说遂有了明确的内涵，且成为何注《公羊》最为核心的义理之一。

陈立可以说是有清以来对“王鲁”说阐释得最为透彻者，其严格区分“《春秋》之鲁”与“衰周之鲁”，则对“王鲁”的理解，就绝不是如贾逵所批评的那样“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事实上，按陈立的理解，所谓“王鲁”者，即孔子作《春秋》而据鲁之故事以为本，而以行赏罚、施黜陟，亦即借鲁史而加“王心”、立“王义”。故对陈立而言，“王鲁”说及与之相关的“以《春秋》当新王”说，可以称得上是《公羊》的第一原理，是以其视“王鲁”为《春秋》之大例。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立对“王鲁”说的发挥，甚至比何休本人表现得更为彻底。

陈立在治春秋公羊学的同时发现，在古代礼学中， 有周礼有殷礼，根据孔子“舍文从质”之说，故言礼多舍周而用殷。殷周典制既迥然不同，故欲治《公羊》必先治三礼。而《白虎通德论》实能集礼制之大成，且书中所列大抵皆《公羊》家言。于是就撰写了《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取古代典章制度一一疏通证明。而且陈立将《礼记·丧服四治》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来解释“大一统”。

陈立其他著作还有《说文谐声孳生述》《尔雅旧注》若干卷，《句读杂著》六卷。

陈立于六十一岁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