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二中院一纸判决，把上海复星一位前独立董事摆上桌面，成为南京先声一起股权纷争案焦点。
此案曾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出的一张1亿元反垄断罚单被媒体聚焦——救命药巴曲酶注射液背后的股权争夺。
故事充满了买卖双方针锋相对的言论、律师登场后唇枪舌剑的辩论、甚至“社会人”你来我往的棍棒……如果说巴曲酶的生产厂家是深藏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无名之辈，先声药业、上海复星药业这样的业界大佬却为这出戏加了料。这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一场关于上海复星前独董的隐秘话题也被揭开了面纱。
引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人千鹤博文在北京海淀区投资开办了一家生产巴曲酶注射液的全资公司——北京托毕西制药公司。
巴曲酶注射液是一种蛇毒提取物，在治疗突发性耳聋、急性脑梗死等疾病方面具备突出的效果，直到目前，在中国境内也只有其一家生产。故事也就从其母公司——子博公司开始。
常规桥段——股权争夺
2017年，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作为收购方，与子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恢复北京托毕西制药公司控制和独立自主经营为条件，受让北京托毕西制药公司股权，股权转让金额为1.63亿元。看似简短的“恢复”“控制”和“独立自主经营”却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由于经营不善和战略发展转移，千鹤博文在2014年就萌生退意，先后联系了多个买家打算出售股份。由于不了解中国市场，股权交易引发了多起官司，导致北京托毕西制药公司的实际控制方另有其人。而日方原本指望南京先声作为一家大企业，能够力挽狂澜，解决掉从2014年以来的被动局面，进而能够让焦头烂额的千鹤家族从托毕西制药中全身而退。
也可能是股权纷争过于庞杂，直到2019年南京先声也并未帮助子博公司恢复托毕西的实控权，独立经营更无从说起。2019年，江西普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加入了这场巴曲酶之争，在解决了20余个相关官司之后，江西普元成功地从托毕西制药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手中“恢复”了实际控制和独立经营。
好戏才刚上演
已经掌握了托毕西的实际控制和独立经营，千鹤博文和江西普元都以为万事大吉之时，一场“暗度陈仓”的游戏却悄然在巴曲酶制剂的原料上游展开。
巴曲酶是一种类凝血酶，提取于矛头蝮蛇的亚种南美具窍蝮蛇（Bothrops Moojeni）的蛇毒。巴曲酶能通过分解纤维蛋白原，改变血管内细胞成分数量和功能，如红细胞停止聚集、白细胞停止活化，从而导致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增大血流量，给细胞带来更多的血液和氧气。巴曲酶注射液作为一种临床常用的降纤类药物，广泛应用于治疗急性脑梗死（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突然性耳聋等疾病，已经列为国家医保目录（2021年）乙类药品。而这种蛇毒的提取只有瑞士的一家公司可以完成。就在江西普元和子博公司忙于解决股权纠纷之时，南京先声已经从瑞士拿到了巴曲酶原材料的中国独家进口权，成为了托毕西主要原料的唯一供应商，垄断了原料货源。
当江西普元以为解决了26个股权官司终于可以完整地拥有巴曲酶的时候，却面临着货源断货和涨价。江西普元走上了维权之路，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报。2021年1月，南京先声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处罚1亿元。
与此同时，由于股权转让横生枝节，南京先声也根据其与子博公司的协议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1年，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决定，子博公司赔偿南京先声5000万元。
罚单之后，南京先声对托毕西的争夺仍未结束。2021年4月，先声药业再次向上国仲提交仲裁申请，要求子博公司继续履行协议，将其对托毕西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先声公司。2022年2月18日，上国仲仲裁庭经审理后裁决子博公司继续履行上述协议，将托毕西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先声公司。
已经被原料缚住手脚的巴曲酶，又被一纸仲裁加了重重的一把锁。
上国仲的仲裁公告实际发布日期为2022年2月25日，其后的一周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先声药业股价逆市而动，在整体医药股处于下行通道时， 3月3日先声药业股票价值上涨23.76亿元（人民币），涨幅10%。
仲裁赢了，股价上涨，站在先声背后的那个人可以笑了。
仲裁员，一个不该被聚焦的焦点
仲裁之后风波并未散去。
随着利益链条曝光，先声背后那个若隐若现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从企查查上可以看到，上海复星公司是先声的股东之一。随着先声股价上涨，上海复星持股价值也上涨了3121.41万元。
还在寻求一线生机的子博公司发现，在先声和上海复星的利益链条中间，焦点聚集在了一个特殊人物身上——仲裁员江某。
江某曾经是先声的股东之一上海复星公司的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这个“曾经”并不遥远，甚至在江某于2021年5月31日签署仲裁员声明书时还是上海复星的董事，12天后，同年6月11日江某因任期届满，退任上海复星的独立董事。任职期长达6年。
仲裁员是股东的独立董事；仲裁结果公布之后，仲裁员曾经服务或者叫监督过的企业股份增值数千万元。
根据仲裁规则，任何对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都应当披露，但江某没有进行披露也未回避。子博公司认为此举违法仲裁规则，向上海二中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裁决。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现代演绎
上海复星，南京先声，从股权结构看似父子；企业与独董，看似君臣。这一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闹剧，在现实的法院判决中是如何演绎的呢？
2022年8月31日，上海二中院驳回了子博的诉讼请求，否认仲裁员与当事公司存在利益关系。
上海二中院撤裁裁定书中表示，首先上海复星公司系先声集团公司的股东，先声集团公司系先声科技公司的唯一股东，先声科技公司持有先声公司100%的股权，故上海复星公司与先声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关系。江某仅系上海复兴公司的独立董事，因此不足以证明其与先声公司亦存在必然的或可能的利害关系。
其次，系仲裁案件的受理时间为2021年4月12日，江某签署仲裁员声明书的时间为同年5月31日，但同年6月11日江某因任期届满，退任上海复星公司独立董事一职，同年7月19日仲裁庭才正式组成，同年9月29日开庭审理，2022年2月18日涉案裁决作出。上述事实表明系仲裁案件，组成仲裁庭开始审理前江某就已不再担任上海复兴公司的独立董事，即使从江某签署仲裁员声明书之日算起，5月31日至江某退任的6月11日，这12天的时间亦不足以对江某作为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
最后，所谓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均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作出独立判断的董事，江某虽为上海复兴公司的独立董事，但根据我国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其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海复兴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既然江某不受上海复兴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影响，更难言其可能会被与上海复星公司无直接关联关系的先声公司所影响。综上，结合上海复星公司与先声公司的关联程度，江某退任独立董事的时间以及独立董事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江某未披露亦未回避，不构成违反仲裁法或上国仲仲裁规则之情形。
受益者是谁？
仲裁员的裁定如果使其所服务过的企业获利数千万元，其所作出的裁定还能保证客观公正吗？
如果程序违法，谁能保证其结果合法呢？
上海二中院的撤裁意见引起业内轩然大波。
上海复星、南京先声的资本版图虽然辽阔，但围绕巴曲酶的股权纷争却并不复杂。根据公开信息，先声药业公司（先声药业）的唯一股东为江苏先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先声科技），江苏先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先声集团）。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同心圆的关系。
上海复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先声集团大量股票。上海复星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载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持有先声集团公司的股票，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为 38,015,629股，价值约2.69亿元。
专家认为，上海复星公司持有先声集团价值数亿元的股票，而案件当事人先声公司是先声集团在国内开展相关业务的实体。仅从上述事实即可证明，仲裁员江某与先声公司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但并不意味着其与公司之间就是独立的，独立董事仍会天然地为公司的整体利益考量。”
从逻辑判断来讲，仲裁员江某任职的公司持有当事人先声公司关联公司先声集团数亿元股票，裁决结果会影响先声集团的股价，也会最终影响仲裁员江某任职的上海复星公司的股权权益。因此，仲裁员江某与仲裁案件存在利害关系。
专家强调，从事实判断来讲，仲裁结果公布后，先声集团股价明显上涨，相较于港股指数的下跌情况，二者背离值高达18%，涉及金额高达人民币 4400万元，上海复星公司因持有其股票而获益。因此，利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另外，披露是仲裁员应当履行的义务。上国仲《仲裁规则》第二十五条即规定，“仲裁员…书面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 即只要存在一种事实或情况，有可能引起当事人对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的合理怀疑，就属于应当披露的事项。当仲裁员认为自身与案件可能存在利害关系时就应当进行披露，即使该种关系并不一定必然影响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利害关系的大小可能影响到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以及仲裁机构是否支持对仲裁员的回避申请，但大小程度和仲裁员是否披露无关，只要存在利害关系，仲裁员就应当进行披露。就本案而言，仲裁员江某没有披露相关利害关系，事实上就剥夺了子博公司申请回避的权利，子博公司在程序上的利益因此就无法得以保障。
基于上述事实根据和法律分析，专家认为：披露是仲裁员应当履行的义务，江某在明知应知的情况下应当主动披露其在上海复星公司的任职情况，与仲裁案件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江某应进行披露而未披露，违反了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程序，依法上国仲 0195 号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撤销。上海二中院的裁定也存在明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