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帝国的崩溃，有远因，也有近因。
远因是赵宋320年的统治，相当宽大，拿定养鸡吃蛋的主意，对百姓说不上怎样好法，倒也不到剥尽刮干的地步。后期的几个君主虽然孱头孱脑，好事作不了，无论如何，总安不上“荒淫无道”的罪名。突然被穿羊裘喝酪浆拖小辫子的外族征服了，生活习惯甚至想法都完全不同的新的统治，激起人民反感。尤其蒙古和色目人色目人指蒙古人最初征服的钦察回回、康里、波斯等民族。在元代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残暴的屠杀，动不动就屠城，把一个城子里的人民，除去工匠以外的壮丁老弱悉数杀光，剩的少女少男，作为俘虏，叫作口，就是奴隶，子子孙孙不能翻身。加上奸淫虏掠，无恶不作，种种想像不到的血腥的事实，种下了民族间的深仇大恨。
在这外族统治下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论文化，蒙古族非常落后幼稚。论人口，蒙古族统共不过几十万人。光凭了优越的武力来统治压迫被征服的几千万人民，由蒙古皇室、贵族、僧侣、官僚、地主、商人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和用以维持这政权的大量军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切费用，都由汉人南人元代的汉人指金的国民和高丽契丹女真等民族，南人指宋治下的人民。负担。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却没有保障，随时会被打、被抢劫、被没收，甚至被逮捕、被诛杀，无处伸冤，也不许伸冤。政治地位呢？朝廷和地方机关的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能担任不重要的职务，用人的标准是种族而不是能力和学识。至于被抑勒作口的，就更惨了，简直不被当作人，在主人的眼中，口只是一种活的工具，或者是可以卖钱的牲口。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是大地主，土地的来源是抢劫、占领，说不上买卖，干脆一句话，没收。全国最大部分的最好的土地，经由这种方法，转移到少数的脑满肠肥的外族手里，汉人南人除了一小部分甘心作顺民，作走狗的以外，被迫失去了土地，成为贫农和佃户，最大规模的商业也被控制在回回人手里，他们替蒙古贵族经营财产，放高利贷、印子钱，也叫作羊羔儿息，来榨取汉人、南人的血汗。
就连蒙古色目人算在一起，在中国也还是少数民族，有一天被征服的人民组织起来，有了力量，他们就得被清算。加上所作的坏事也实在太多了，明知汉人、南人决不心服，有机会就会反抗，报仇。这一切，蒙古贵族心里明白、害怕，脸上虽然摆出一副狠相，骨子里正在怕得发抖。怕什么呢？怕人民有组织，怕人民有团结，一句话害怕人民有力量。
为了镇压人民，掐住人民的脖子，元朝政府采用了几种恶毒的办法：一种是驻兵，以嫡系的蒙古军驻防在河洛山东，据全国军事要害，以汉军、探马赤军《元史?兵志》：“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驻防在淮水长江之南，带着一部新附军。蒙古军驻防是带家眷的，按一定时候换防。总计江南三行省建立了六十三处驻兵区《元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在必要时就用武力来消灭任何反抗或者不服从的行动。一种是缴械，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征服了南宋的首都临安时起，就开始收缴民间的武器和马匹，定下极严厉的刑罚，强迫人民交出可以作杀伤用的武器，并且明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弓矢兵仗。以后列朝都三番四覆，重申这办法。这样，一面是全副武装，威风凛凛，正规编制，千兵万马的征服军，另一面呢？是个别的穷困的被包围的被作践的被剥削的，而且是手无寸铁的人民。
照理，蒙古贵族可以安心了，晚上可以睡得安稳了，但是，决不，他们还是在害怕，害怕人民在暗地里集会，产生组织，害怕人民的反抗思想日渐传播，成为心腹的威胁。于是，另外一套又来了，叫作里甲。要点第一是编民户二十家为一甲，每甲派一个蒙古人作甲主，甲主有充分的权力，随时侦察甲民活动，除了写报告以外，有执行之权，他要衣服得给，要饮食得给，要童男呢？送上，要少女呢？赶紧送上，一有不是，立刻有灭门之祸。第二是戒严，夜间禁止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在这期间，老百姓被关在房子里，政府的军官军人和甲主是可以随便通行，半夜里也可以进民居访问以至调查的。第三禁止夜间点灯，在戒严期间绝对禁止，禁钟以前和解严以后，也只许小贩和儒生点灯。第四禁止集会祠祷，祈赛神社，集场买卖，不管是宗教的迷信的以至商业性的集会，凡是群众性的，有多人集合在一起的，一概禁止。第五禁止汉人田猎和练习武艺，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不会武艺就不能打仗了，不懂政府所用的文字，就无法和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相接触。这三整套办法互相配合，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被孤立了，成为无量数的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把这个国度造成一个死海。
但是，虽然是死海，还不时有波浪，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利害。严格的说，从南宋亡国的一天起，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殉国后，起兵复国，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丞相（天祥）终于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被杀于燕京，成仁取义。这两件事发扬了民族正气，感动了也号召了全民族和后代子孙，使他们明白，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有好日子过，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民族。文丞相死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来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广州的罗平国，二十年漳、邕、宾、梧、昭、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之乱，二十七年的江西之乱，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的赣州之乱，以至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之乱，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辽东锁火奴自称大金子孙之乱。前面跌倒了，后面的接着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一连串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推翻这个坏政府！
近因是蒙古皇室和政府的腐烂。
像一所房子，长了白蚂蚁，把椽子栋梁都蛀蚀空了，一阵风便把整所的房子刮倒，当然，白蚂蚁也压死很多。
白蚂蚁一开头就把帝国给蛀蚀空了。大元帝国是由几个汗国组织成功的，以蒙古大汗的宫廷作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作了中国皇帝之后，破坏了大汗继承的规矩，以后的大汗都由实力派拥立，宫廷里的暗杀，战场上的火并，闹个无休无歇。成吉思汗位下的许多大王，分裂成几派，打了多少年仗。西北几个汗国各自独立，脱离了母国，大元帝国分裂了，蒙古大汗兼中国皇帝的统治权开始动摇了。
这一窝的白蚂蚁王是忽必烈大汗自己，他建立了这个窝，也蛀蚀了这个窝。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发动了长期的广泛的海洋侵略。军费的负担无限扩大，增加了国内财政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做买卖的刮钱好手作大臣，专门搜刮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闹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量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浪费。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来有很好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帝国，信誉极好。到了政府财政无办法，支用完钞票的准备金，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发行，发的愈多，币值愈跌，相对的物价愈高。到了十四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方，已经不济事了，一张钞还抵不上同样的废纸，不值一钱。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总崩溃了。
政治的情况也和经济一样，从元武宗以来，唱戏的，杀猪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欢心，就可做大官，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多到无法计算。贵族诸王随便杀人，随便荐人作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撤花钱”，逢节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的钱多说是“得手”，除的州美说是“好地分”，补的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台宪官都可以用钱买，像拍卖似的钱多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在做买卖。《草木子卷四?杂俎篇》。大官吃小官，小官呢？当然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同上《谈薮篇》。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给官府榨苦了，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