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立报》首先向全国人民报告武昌起义的消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当时中国的信息传递，很不发达！再加上清政府的刻意封锁与歪曲，中国人民很难及时获得武昌起义的真实消息！

是设于上海的《民立报》，利用其特殊的条件，首先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报告武昌起义的真实消息，并加以振奋人心的评论。

《民立报》的前身，是1909年5月15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创刊的《民呼日报》，与1909年10月30日（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的《民吁日报》。这两家报刊，是革命党人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创办，并担任编辑、撰稿等工作，积极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社址在上海公共租界山东路望平街160号，这里是上海各报刊集中的地区。

于右任晚年

但这两家革命报纸，先后被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但于右任、范鸿仙等人不为气馁。他们一方面投入各种革命实际斗争，一方面到处筹集资金，购买设备，联络同志，聘请有经验、能写作的革命报人，计划办一规模更大的宣传革命的报纸。

在革命党人与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1910年10月11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九，重阳节），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再度合作创办的《民立报》，终于发刊问世了。《民立报》社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山东路望平街的三茅阁桥，由于右任任社长，范鸿仙、景耀月、吕志伊、马君武、王无生、徐天复（血儿）、叶楚伧、章士钊、张季鸾、康宝忠等人任主笔或编辑，陈其美任外勤记者，吴忠信、邵力子负责报纸经理方面的工作，都是一时人选；特别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卓越的报刊宣传家宋教仁也应邀从日本归国，来到上海，参加报社的编撰工作，并以“渔父”、“桃源渔父”为笔名，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更使《民立报》人才济济，可称一时之盛。

《民立报》日出四大张，分为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大部分，版面的安排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大体相同，只是新闻的比重有所增加。第八版是副刊，上面刊登了南社社员柳亚子、朱少屏、景耀月、宋教仁、叶楚伧、邵力子等人的大量作品，成为南社最重要的公开宣传阵地。

《民立报》的报名仍以“民”字打头，暗示它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血缘关系，被称为“三民报”，在辛亥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民立报》继承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宗旨：“与专横政府抗，与强霸列国抗”。这是反帝反封建的声音！但《民立报》吸取《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仓促被封的经验，在刚创刊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比较稳健的方法。它含蓄地称自己的宗旨只是“唤起国民责任心”和“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锋芒内敛，给人一种持中平和的印象，因而一直没有被查封，存活到辛亥革命爆发，存在时间较长。当然，《民立报》作为革命党人的喉舌，尽管使用了一些隐晦的宣传手法，可报纸文章的字里行间，仍掩不住革命的火花，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言辞越来越激烈，革命的小火花渐成燎原之势。

“三民报”在辛亥革命史上赫赫有名

《民立报》在创刊后正好约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1日，《民立报》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了有关起义的专电，吸引了无数渴求武昌信息的各地、各界、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

此后，《民立报》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及时介绍有关起义进展情况的消息、通讯、图片。《民立报》还对武汉地区的地理形势、对革命党人酝酿、准备、发动武昌起义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报导与追述，为读者提供了十分需要的背景材料。《民立报》成为发布武昌起义消息的权威，望平街的《民立报》馆则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各方人士往来不绝。

在这期间，《民立报》的主要撰稿人宋教仁、范鸿仙等人，共同担负起文字宣传工作的重任。他们以“渔父”、“孤鸿”、“哀鸿”等署名，在《民立报》上连续发表大量极富鼓动性的短评，宣传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热情歌颂革命，号召人民群众迅速奋起支持与参加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斗志与士气。

1911年10月13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呜呼 大江之上游》，热情歌颂在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先后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大革命： 川乱方殷，而武昌又失守，今者革命总统已出现，汉阳已被破。危乎殆哉！其大江之上游乎？ 始以广州大革命，续以四川谋独立，终以武昌大革命，天运辛亥，其诞生革命之岁乎？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 此文将辛亥年，热情地称作“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诞生革命之岁”。

《民立报》在歌颂革命的同时，还对曾威风张扬、不可一世的满清专制皇帝讽刺挖苦，施加压力，意味深长地发问，在人民革命风暴面前，昔日“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之君主”将有怎样的下场呢？ 四川据天下之上游，武昌为天下之中心。今两处现象已如此，未知我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之君主，又何以善其后也？ 1911年10月14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黎元洪》，对武昌起义的领导人黎元洪领导武昌革命军，“干犯王法，目无君主”的革命行动，加以热烈的赞扬： 黎元洪，一协统耳。今一跃而为革命大总统，干犯王法，目无君主，老黎老黎！汝真岂有此理也？ 赵伯先，标统也，黎元洪，协统也，二人官运相伯仲。然一则豹死留皮，一则猛虎出柙。呜呼！时运之不齐，洵可叹矣！ 10月15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时事观》，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的爆发，撕破了满清贵族政府假改革的画皮，打乱了立宪党人依附清王朝皇帝进行改良的幻想： 贵族的政府，今日要立宪，明日要练兵，彩烈兴高，目空一世。忽然革命一声，打得他魂飞魄散。呜呼！革命党人，你何以不替王爷们留点余地也？ 立宪的党人，今日开大会，明日办报馆，不是说明圣天王，就是说内阁总理。今者革命一声，吓得他张口吐舌。呜呼！革命党人，何以不替此等人留点余地也？

范鸿仙

1911年10月14日，清廷重新起用被罢三年的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率北洋军南下武汉，镇压起义军。在10月17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署名，发表短评《袁世凯》，对袁世凯与满清政府的关系及其未来，作了分析与预测： 袁世凯，朝廷疑忌之人也。今一旦授以大权，岂真能捐弃前嫌乎？母亦效祖宗之成法，驱汉人以杀汉人耳！ 使袁氏慷慨而出，一战而败，而死。则赐谥建祠，子孙袭爵，均不能得。吾知江忠源、程学启诸人，且当傲公于地下矣。 使袁氏拼死一战而胜，而肃清革党，则始必为中兴曾国藩，终必为国初吴三桂，否亦必为年羹尧，再下之，则与恩铭、孚琦辈相征逐于地下而已。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民立报》政治预见的准确与深刻。当时中外各报的评论，无出其右者。

正由于《民立报》的时事评论的准确、深刻与顺乎民意，由于《民立报》对武昌起义和全国各省消息报导的及时，使得该报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受欢迎的报纸。当时全国人民为了及时了解武昌的真实情况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均争相阅读《民立报》。《民立报》销路大增，日销数骤增至两万多份。每天，“报纸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

当时在南京江宁布政使(俗称藩台)使署任见习生的南通州国文专修科毕业生吴次藩，在回忆辛亥南京光复前后的见闻时，说:

南京夫子庙等处销售上海报纸的各个处所，每天在上海报纸未到之前，老早就聚集了很多人在那里等候购阅。报纸一到，马上就蜂拥而上，争先抢购，以先睹为快。如果看到武汉打了大胜仗，或某一个地方又光复了的好消息，立刻就欢天喜地的拍起掌来，欢呼起来，不怕受到干涉。当时却也无人干涉。而最受群众欢迎和销行最多的便是《民立报》。

当时在苏州新军——江苏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步兵第四十五、四十六两标任下级军官的孙福基回忆说：

清末，我在江苏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步兵第四十五、六两标任军官。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苏州后，上峰令严加防范。各军官皆喜形于色，湖北籍之军官纷纷请假赴鄂投效，其它军官响应，争阅《民立报》，深佩民军举动文明，赞成湘、陕、赣、晋等省之独立。予将每天《民立报》上所载时局新闻，向所部讲解，劝他们默记而不要妄谈议论，以遭人忌。九月十五日参加苏州光复，以后又参加苏、浙联军光复南京之役。

从这些回忆中，可见《民立报》的时事评论文章，在当时上海、南京、苏州乃至全国各地、各界、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