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

双黄连的药效还没落实，网上已经卖到断货，北京中医药管理局、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的联合背书，让中成药在2003年的洁尔阴之后又火了一把。

加缪说过，疫病“是一个狡诈的、顽强不退的敌人，它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组织者”，人类很难占到上风，尤其在现代医疗体系建立之前。

如果对比早期西医和中医的两位标志性人物，就能看出，在预防方面，他们对付大规模疫情的办法都不多。

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在《西医略论》中总结了3条经验：

1、病之传染于人，盖因病者屎溺污及衣服，坐卧处邪气沾人；

2、不令患者聚集一处，以免传染；

3、疫者死后，房内宜烧甘松、硫磺、苍术等物，以避疫气，数月后方可居住；

明朝著名科学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介绍了两条。

1、时气一行，阖门相染，以草绳度病人之户，屈而结之于壁，则一家不染；

2、入疫家，以麻油涂鼻中，既出以纸燃取嚏，则不染；

合信（Benjamin Hobson）算是中国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西医，1847年10月他在广州创办惠爱医院，系统性发布了多本专著，是医学领域“西风东渐”的代表人物。至于方以智，学贯中西，知识储备牛到什么程度，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

合信的主要著作

两位宗师在时间上有代差，但他们的防疫手段都是极普通的措施，合信的遣词造句还能窥见明显的中医影响，尤其用了大量“气”字，这与国人“六气为病，乃中医最精之学”的认知颇为接近。

至于诊疗，双方撕得就比较厉害了。

疫病大多伴有发热症状，合信认为“热病初起，汗不出宜用逼汗法”，具体办法是“热水浸脚”或以“被褥数层裹身出汗”，如果是内热，就用巴豆油、水银散、大黄等药物催吐，如果是头热，就用“冰块按头顶”，以“冷水浇身”，以“酸醋水洗身”等等。

这些观点很有代表性，但中医并不认同，清人唐宗海在《医经精义》一书中就反驳，“西医见热病，即以冰置胸前，外被冰阻，热反内攻，为热毒伏心而死，现下香港疫症，为西医十治十死，皆此之故也。”

近代名医陈存仁也自曝过弃西医改学中医的经历：

“在南洋医科大学苦读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老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5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

中国历代医书对解毒防疫之法多有记载，如《素问》的小金丹方，《肘后方》的屠苏酒、岁旦饮，《千金翼方》的太乙神明丸，《外台秘要》的断瘟疫硃蜜丸等。

由此可知，在尚无特效药的年代，中医的经验主义和民间验方对症状的遏制有时还胜过西医，这是事实。

当然有些方子今天看来相当后怕。

如晚清名医陈虬在《瘟疫霍乱答问》一书提到桃叶、石榴皮、马齿苋、川椒、苦参、小蓝、穿山甲、獭肉、地龙、水银、雄黄等等都是很好的杀菌药。

其实不少存在毒副作用，有些现在被证明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有染。

1911年东北鼠疫时也有中医献上验方，得到官方嘉纳，说是“用红纸捻照前后心窝，见有红点，即用针刺破，挑出肉内红筋，可保无事。”

到了清末民初，西医的话语权便得到两个因素的加强：

从防疫上说，中医的“五行”、“六气”、“阴阳”等理论，相对玄学，被证明不易在公共卫生层面落地施行。

从诊疗上说，技术进步使人类逐渐认识了病毒和细菌，对疫病患者的救治开始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中医对细菌和微生物并非全无了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在1881年发表过一篇名为“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的文章，称“西医言猪肉内多有小微虫，人食其肉体，内亦生此虫”，但与列文虎克或巴斯德的科学论证不同，经常有特别本土化的解读。

例如章太炎因为《庄子·齐物论》中有一句“乐出虚，蒸成菌”，便断定“夫人心之乐，发于空虚，而能蒸成有形之菌”，其实庄子是一种哲学语境，表面咏物，实则写人，泛指现实与内心的变化无常，玄幻不真。

章太炎将其具像为一种中国人能理解的学术概念，进而推论“微生菌者，远西近代所发明也，旧时只言微生虫，则中土亦有之，按诸书言五尸者，尸即虫也”。

这个考据很牛，但明显是志怪小说看多了。

技术进步加大了中西医的对立，双方的交锋随之激化。

1921年国民政府在名医余云岫等人推动下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试图以行政力量废止中医，其中最根本的一条论据就是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杜撰，全非合实”，按照余云岫的说法，中医“以为疾病之原，皆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而来，此皆幼稚时代之言论”。

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中医的灵魂就被掏空了。

中医对此采取三种回应模式。

首先，部分中医开始说服西医接受“气”与“病”的原理。

著名的温病学派就认为“西医不言气化，以传染病为瘟疫，不知天气为病，亦能传染，如风热咳嗽，其气由鼻入肺，病气相传，西人误以为肺疫，不知风能生虫，乃气化之常理，风去虫自绝，风不去则久咳成痨，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

还有的从症状入手，试图找到中西医理念的对应关系。

出身同盟会的名医杨则民对舶来文化有一定接触，在所著《潜庵医话》中，就强调西医的细菌与中医“湿”的概念有共通之处。

“西医好言细菌，而中医好言湿，湿与细菌实有相似之处焉，…中医概以利湿清热毒之剂治之，西医细菌以显微镜知之，…是由细菌与湿，殆有相当之关系也”。

另外一些人基本接受了细菌、病毒的存在，但认为中医应该坚持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动摇，也就是洋务派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部分中医蔑视技术进步，“病菌之说，必有打倒之一日，而六气之论，无时焉可破者也。”把解剖视为奇伎淫巧，“西医视人如器物，纵解剖极细，何能攸往咸宜哉”？又否认显微镜等器械的作用，“镜能显微，不能穷变，剖视脏腑，已非原相”。

医学评论家陆士谔认为，“凡是一种学术，必有其根据地，必有其立脚点，此点丝毫不能迁就，丝毫不能通融，假使必以迁就西医学说勾入时，立案论证，满纸发炎细菌，则根据尽失，立脚毫无”，这代表了不少人的观点。

名医恽铁樵也觉得，“中医一旦研究细菌，势必要连带研究血清注射，果然切实做到，已是完全西医，无复国医本来面目”，后来傅斯年讽刺中医改革“改无可改”，原因在此。

1935年曾有一桩公案，暴露了中西医的严重对立，就是中国报业之父戈公振之死。

戈是老报人，爱国记者，九一八后曾冒死深入沈阳北大营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恶，深受读者爱戴，彼时他访问苏联归来，身体不适，入住上海虹桥医院，医师黄秉琦、梁福莲初诊是疟疾，复诊为盲肠炎，交医生董某手术，耗时仅1小时，一度情况乐观，但术后病情突然恶化，宣告不治。

此事真相扑朔迷离，但戈素信西医，临终仍嘱好友邹韬奋，“把遗体交医院解剖，供医学研讨”，由此引发了中西医的激烈论战。

西医程翰章解剖发现戈氏死于7种败血症病菌和18种并发症，中医陆士谔认为这个结论“云中捉月，雾里看花”，坚称此病“就是我们中医之暴感风寒，如何会死，就使不延医服药，煎一二付午时茶，吃了也会好的”。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双方皆无切实论据，所谓辩论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知识体系，牛头不对马嘴的隔空互喷。

发生这种情况，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关系，学者钱穆曾说，“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里去领悟”。

这当然对中医有利，因为中医本质上是经验和效方的总结和升华，但此后的争吵迅速超出医学范畴，连公众人物都不得不出来站队。

民国元老于右任就笃信中医，宣称“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史学家陈寅恪则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对中药的态度也趋向极端，明人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提到福建香茶饼有沉香、白檀、儿茶、粉草、麝香、冰片成分，口服可以防疫，后来西医也觉得“比口罩更方便而实用”，反倒是著名的洋务派人物吴汝纶完全否认，坚称“中医之不如西医，…故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

虽然如此，中西医最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进入缓慢融合的过程。

晚清学者丁福保编纂《丁氏医学从书》时，曾确立一条标准，“凡古方之可用者则存之，以保国粹，凡西药之可以中药相代者，则代之，如不得已之时，非西药不能奏效者，则不得不用一两种以补中药之所不足也。”

这被视为中医勉强接纳西医的肇始。

坚定的恽铁樵也看到中医的硬伤，就是中药处方常能发挥奇效，但由于无法科学阐述作用机理，只能停留在验方的阶段，不能上升为系统理论。

清末民初，剑桥毕业的南洋华侨伍连德用西式检疫制度和西药消灭了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东北鼠疫，最终创造了一个中西医融合的契机。

后来的著名中医张赞臣在总结经验时明确承认，“此病（鼠疫）为祸最烈，应以预防为主，万一感染，尤宜以西药施治，旧有方论，存之以备参考可也。”

这意味着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中医基本退出了防疫战争的第一线，这让人深感遗憾，尤其是历史上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曾经非常高效。

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华，他和助手斯当东一边看到大部分清朝民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边也注意到天津郊区松林间的坟茔，“把死者安葬在距住宅相当远的地方，比欧洲人谨慎，欧洲人把死者安葬在城市中心，容易腐化感染，也不卫生”。

反观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脏乱差，BBC纪录片《肮脏的城市》就描述了当时的伦敦，由于公厕很少，大家都习惯了在街上方便，每个清洁工一天要运出6吨“翔”，BBC为了测试这个工作量，曾经“人造”了1吨出来，结果大家光是看看就崩溃了。

清末刊物《格致汇编》也提到，“英国大镇名立发埔（利物浦），阴沟不通，臭恶之气甚多，每年因此死者万余人”。

相比之下中式公共卫生系统独具特色，尤其是城市给排水系统领先全球，汉代长安城方圆36公里比同期罗马大4倍，各种明沟暗渠总长超过35公里，并建有昆明池调蓄雨水，唐律规定“穿垣出污秽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极为重视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宋代汴梁的地下管网更是四通八达，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提到，“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名曰无忧洞”。

但这套系统到庚子国难的时候已然衰败，刘半农曾经采访过晚清名妓赛金花，后者回忆：“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臜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

一般老百姓反觉得这是苦役，《仲芳氏笔记》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各国界内不准在沿街出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这也是近代中国疫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学徒出身的医学家范行准就指出，近代中国人仅有消极的个人卫生思想，而没有积极的公共卫生思想，可谓一针见血。

所幸中医及时跟上了时代，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医语境的革命性变化。

1924年张锡纯写《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到樟脑的功效是“通活周身血脉，尤善消除毒菌”，前半句是典型的中医术语，后半句就是洋为中用了。陈邦贤编纂的《新本草备要》是一本中医著作，但在“黄连”条目下，释文为“对细菌有抗生作用”，要知道李时珍《本草纲目》写的是“降火燥湿”，《丁氏医学丛书》是“健胃止泻”，虽是一句之差，但其中况味已经大不相同。

以往中医排斥西医倡导的检疫隔离，后来也逐渐认同。

恽铁樵曾经认为，“西国之方法，炎肿则消炎，有菌则杀菌，传染则讲隔离，讲清洁，但其愈病成分甚少，多数结果不良。”

罗燮元甚至攻击隔离制度“惨无人道”，“中医对于大疫，从初起到严重，历代都有成方，又何必如西医之手忙足乱，检之验之，隔离之，聚物于室而焚毁之，甚至有断绝交通，禁止来往，……非西人过于迷信科学之过耶？”

这些妙论放在疫情肆虐，多地封城的今天简直是笑料。

幸好形势比人强，1935年中医黄国材总结预防传染病的经验时，就不再提什么天人感应了，只是总结了三条：

一是维持身体康健（这可以理解为增强个人抵抗力）；

二是严行清洁，但凡沟渠厕所，撒入石灰，杀灭臭虫，扑灭鼠族，病人卧室，宜用硫磺，闭门久薰，用过衣物，沸水洗涤等；

三是设传染病收容治疗所，凡有传统病之疑者，均令送入治疗。

回首审视，当年的所谓中西医之争更像是一种文化涅槃。

钱穆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2010年，有人曾把类似的难题抛给钟南山，他的回答最为得体，“我不喜欢讲中西医结合，因为很难结合，但中西医可以并举发展”，这大概是公允之论了。

屠呦呦从葛洪《肘后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研究出拯救2亿人的青蒿素，充分证明了中医走出虚无缥缈的玄学世界所能产生的惊人潜力。

对公众来说，能治病的就是良医，能救人的就是好药，能把口罩分给最需要医院的，就是好红十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