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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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

2020年12月21日 09:38:11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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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公园里的结冰湖面上的狗

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四年,我在莫斯科度过了三年时间,写了那些字。年轻时就是那样的呀,心思活络、情绪饱满、精力旺盛、躁动不安、敏感,心总是鼓涨着,像被风一推就走的帆,像随随便便就漫溢出来的潭水。而且,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你没有钱,前途未卜,又满怀梦想,年轻人怎么可能不忧伤呢?

过去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我们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昏昏蒙蒙的林间雪地上玩耍,记得在无比明亮的阳光下拍了很多照片,结果照片上却灰灰暗暗一片、失去了颜色。真是美好难忘。

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

那是一个没有智能手机、地图导航的年代,俄罗斯的互联网还不如中国发达,我在莫斯科的第一年只能去网吧上一会儿网,我出门玩,没有订过酒店(我想,即使那时有能够通过网络预定的旅店,也都是我负担不起的地方吧),有时连地图也没有,有时也遇不到可以问路的人。像圣彼得堡那样的旅游城市,想出租家里空房间的人在火车站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房间”,而在没有多少旅行者的小城市,也有人愿意让路上的异乡客在自己家里借宿一晚来赚一些钱。我走到哪儿算哪儿,买单程票,没有订房间,在临时找到的什么地方度过夜晚,感到累了就回去。

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

在后来的好些年里,我都是这样出门的。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时常会跟陌生人走,上陌生人的车,但没碰到过什么特别坏的人。有一次我从南宁一直往西,坐汽车到龙邦口岸,从那里步行进了越南,先是到茶陵,再去一个叫广源的地方(北宋时的广源州),路上我上了一个年轻的土方车司机往山里面开的车,吃了他款待的黄瓜蘸鸡精,后来还跟一个汽车站碰到的高平大叔回家——我当时也有点犹豫——结果证明他和他全家一大家子人都是真正的好人——吃到了很难有机会再吃到的特别丰盛美味的越南家宴。看看今天,互联网已经遍及世界角角落落,人和人之间却好像加深了隔阂,变得封闭了,是吗?我不想看见那样的未来。

那时我们彼此之间还写信,既写电子邮件,也写放在信封里寄出去的信。那时我们的电子邮件还写得很长,像以前的信一样,我还会把在宿舍里用笔记本电脑写好的信存在磁盘里,带着磁盘,坐几站电车,到网吧去发邮件,就像出门寄一封信一样。我记得三儿在来俄罗斯之前去了额尔济纳,他在给我的邮件里描述了额尔济纳的落日,语言远比图像更为动人,后来所有社交媒体上的任何照片都没有像那时一样唤起我对对方身处遥远的孤独和壮丽中的感同身受和一点儿感动。(后来,三儿没有去当艺术家,而是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我觉得这样很好。)

顾湘

顾湘

那时也不像现在大家都随身带着可以拍照的手机,没有随时拍照的可能和习惯。去俄罗斯时我爸爸给了我他的尼康F601,结果没多久就被偷了,后来我就一直用一个便宜的傻瓜相机。那些照片和底片放到今天,因为在不同地方冲印,有的有点变色,有的鲜明如昨,它们之间竟也拉开了时间的差距。在最后一段时间,用别人的数码相机拍过照,它们全都不见了,硬盘坏掉,网站关闭,了无痕迹。而我的心像胶卷一样,存留了最多的影像。

上一版的后记也是在五月写的,整整十六年前,里面说,“对世界怀着爱和无穷无尽的想要探索的兴趣”,很高兴十六年过去,我还是这样,怀着爱和探索的兴趣。那篇后记最后又说:这一秒钟我觉得,要是每本书的后记都变成一个历险记的开头,那多有趣。现在我也这样想。

——顾湘

(本文摘自顾湘早年间留学俄国笔记的全新修订版《在俄国》,上文为顾湘所撰写的后记)

新年第一天

新年第一天下午一点多,城里寂静无比,可能都在睡觉。我到朋友家吃饭,坐地铁。一个年轻男孩跟着我下地铁,不住看我,我十分警惕,脚步迟疑,躲躲闪闪,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流氓。出地铁站时他终于向我过来了,非要结识不可。

这种在街上遇到说“姑娘,让我们认识认识吧”的事儿在俄国不算奇怪的做法,我碰到过几回,大都是笑嘻嘻的。但眼下这个泪汪汪的,看得我发愣,我一愣就把名字告诉他了,一边注意闻了闻有没有酒气,闻不出来。

莫斯科,地铁大学站附近的市场

莫斯科,地铁大学站附近的市场

他激动地说了起来:他的姓名,二十二岁,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主妇,家庭住址,出示护照,如果我愿意立即可以带我去见他们,或跟我去我正要去的朋友家,或者去结婚,请我千万不要留下他一个人,绝不能看我就这么走了,“莫斯科是个这么大这么大的城市,跑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又信誓旦旦:不吸烟,不喝酒,努力工作,要什么都会努力给我找来,今后留在莫斯科,或去中国,或去天涯海角,随我的便,他都跟随。“这是新年啊,我找到你了,就是你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就想结婚。

我的手揣在兜里抓着钱包,心想你不要用美男计趁机偷走,我被偷过好几次钱了,有一次在肯德基排队的时候都被人摸走了大衣口袋里的钱包,轮到我点餐付钱时才发现。又想着大师遇见玛格丽特也是这么突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天雷的轰击,芬兰短刀的猛刺,就是这样的遽然到来的”。见鬼了,我根本不信,再说也要我也感到一见钟情才行吧。我既不信,又觉得很逗;又觉得如果是真的,我又觉得很逗,就很悲凉;又觉得我这么冷血,说什么都是白搭;又觉得在这么个冰冷冰冷的地方,冷血也是不由得我的啊。

莫斯科动物园里的小孩

莫斯科动物园里的小孩

我跟他在街上纠缠了四十多分钟,因为我既不想让他跟着我,又不会对他真的发脾气,我也从来不会对人发脾气,街上行人走过,也许认为是闹别扭的情侣。后来他突然抱我,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流氓,其实我也不会别的词,他立刻松了手,我掉头就走,他在我身后哭了起来。

后来我自己走着,也哭了起来。

老奶奶最大

我朋友的前女友是莫斯科人,她曾经向我抱怨他,说到激愤时,握起了拳头,柳眉倒竖:“在俄国,女人最大!什么可都是女人说了算啊!”她的妈妈靠外公的退休金生活,在家里待着,玩电脑游戏,只结了一个月的婚,从此只爱男电影明星。她的外婆崇拜光头党,也就是说她是个激进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我当时问我的朋友,她们对你如何,他说还不错,她原则上支持“真正现实的政治活动就发生在大街小巷”的暴力行径,对他倒蛮好的。

后来我那个朋友去圣彼得堡了,我想起亲眼见过在下午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上几个俄国青年把迎面走来的亚洲男孩推倒在地猛踹几脚扬长而去的事,不免为他担心。据说光头党不打女的,丧心病狂者除外,总的来说女生受攻击的情况较男生要少得多。

除了从那个莫斯科姑娘口中,我还从好多人那里听到“在俄罗斯,老奶奶最大”这种说法。

莫斯科的老太太有很多是很凶,谁的账也不买,走路上车横冲直撞,骨肉都是为了撞人而设计,就像碰碰车,头上还噼里啪啦冒着电火花,看见什么不称心的就破口大骂,上车如果没人让座给她,她就挑一个人命令他站起来,再骂他一通。

有天我在电车上和同学用中文聊天,旁边有一个老太太生气地瞪着我们,我想我们声音很低呀,不懂哪里得罪她了,我们站开了一点儿,她还是恶狠狠地盯着我们,并且嘟嘟囔囔起来,说着说着,大声对我们说:“说俄语!”不让外国人说母语是不是太奇怪了?她感到外语刺耳吗?我同学对我说当听不懂好了,我们一时没话说,又不想听她命令,就费劲地瞎七搭八硬说,老太太气得浑身哆嗦,对她旁边一名男子激愤地说:“你看她们!竟然不说俄语!怎么能这样!”那位先生说:“那怎么了?”背对她不再搭理。我觉得他真好。老太太只好自己在一边咒骂。

但是我看见那些老太太们或肥硕宽广,或瘦小佝偻,举步维艰,一个人走在外面,常常顶着可怕的风雪,还是有种不屈不挠的样子,会想到她们这辈子真是受够了苦,称心事寥寥,是特别坚强的。

有段时间我挺疑惑的:在俄罗斯女人“大”在哪儿?虽然男人们普遍对女性殷勤有礼,也没有觉得女人过得特别好,在俄国小说里也没看到(后来我想到我看的大多数是十九世纪的小说)。

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

有天我终于明白了这件事,“老奶奶最大”不单是表示对老奶奶们的尊敬或形容她们的气势,理解了她们有这一家庭地位的由来,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由战争造成的现实。俄罗斯在“二战”中损失了数字非常大的人(大部分是男性),赫鲁晓夫给出的官方数字是两千万,而戈尔巴乔夫说有两千五百万,总之,许许多多,包括老的少的,都上了战场,失去了生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女人比男人多得多,许多孩子的家里没有男性长辈,同时因为住房短缺,许多大家庭——后辈们生活在一起——在老奶奶的房子里,于是在二十世纪末,老奶奶成为俄罗斯家庭的中心人物。这件事和小说里的女性柔顺、奉献、受苦受难、被粗暴对待,并没有矛盾。

杨丽琪

十年前我到莫斯科去上学,认识了一些人,印象最深、这些年最常想起的是杨丽琪,最初想不到会这样。

杨丽琪高中刚毕业,圆脸,童花头,眼睛小,戴眼镜,一点也不好看,穿衣打扮土里土气的,又很爱自以为是地发表各种傻乎乎的见解,说话的时候挑着下巴、眯着眼睛,透出一股鄙俗气息。

老周和我都瞧不起她,会取笑她,有时当她的面,她也不曾察觉,我们就更觉得她傻了。不用说出来,我们觉得自己无论什么都比她好太多了,想也没想过有什么好比的。

上学路上的有轨电车

上学路上的有轨电车

老周是我的室友,二十岁。那时我们都喜欢一个叫马磊的人。说起马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普通,无非是我们周围男孩里相比之下长得最端正的,所以要说喜欢,也没多喜欢,大抵就是年轻时乐于参与的一门消遣。那时很空闲,我和老周都表现出了不少的热心,但也羞于说穿,心照不宣,每天跟马磊以及别的住一块儿的同学一起弄晚饭,或去附近逛逛,玩玩雪,或晚上坐一屋聊天讲故事,等等。杨丽琪也老跟着我们,她直露地爱着马磊。我和老周时不时拿这件事打趣儿,马磊总露出嫌厌和老不情愿的笑容。有天晚上老周已经睡觉了,马磊来敲门借油,说饿了想摊饼吃,我就溜出门去,在厅里和马磊和面,用电炉子摊了一些饼,怕吵醒老周,轻手轻脚的,说笑也轻轻的,但我觉得她已经醒了。第二天她酸溜溜地揶揄我说了句:“昨天开心了吧?”我就很不好意思,好像搞小动作占了什么便宜一样。

一天,马磊跟我们说上去别人那儿住,第二天也没回来,杨丽琪也来问我们马磊去哪儿了。第三天我们就坐车去找马磊,窜各个宿舍区也是很平常的事,不算特别跑一趟。马磊感觉有点奇怪,后来就跟我们坦白了,说是前天夜里杨丽琪去敲他的门,然后硬是坐在他床上不走,再然后就把他给办了,于是他又羞又愧又恼,这就逃了出来,不敢回去。我和老周都很震惊,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更没想到杨丽琪这样看上去年幼无知、呆头呆脑、不懂风情的人竟然干得出这么厉害的事,她实在不像深藏不露的风月老手,还不如说她只是凭直觉和本能采取的行动更可信一点。我们两个长吁短叹不已,煞费苦心张罗了半天原来全是小儿科,比不上人家一个简单直接。好在我们也不爱马磊。

苏兹达尔的女孩

苏兹达尔的女孩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要出城去玩,杨丽琪要跟我去,我们就一起去了。在一个偏僻小城的火车站,过来一个俄国男人,问能不能看看我们的票,我就让他看了,不料被他拿过去不还给我们,让我们再拿钱给他,我当时就愣住了,看了看周围没有警察也没什么人,脑子里还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要怎么办、如何与他讨价还价之类的事。这时杨丽琪突然就扑到那人身上,抱着他的胳膊,见我还愣着,对我大喊:“快抢!”喊了几声,我才回过神来,从被她紧紧缠住的人手里把我们的票抽回来,即使在那时,我也是犹疑和羞怯的,不太果敢。事后我为我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像那样的时刻我仍然受制于所谓体面、斯文、礼貌、思虑等等的事情,显得不切实际又可笑,而头脑简单的人有他们的勇敢,且行之有效,她什么也没想,她就直接去干。比起粗俗,我软弱无能。

一年预科毕业之后我与杨丽琪再无联系。

在我至今还软弱无能地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上的另一处,杨丽琪无论如何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吧。

2011年

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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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是真的很忧伤的呀

《在俄国》

作者: 顾湘

出版社: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0-11

编辑 | 杏花村

编辑 | 杏花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理想国提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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