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是旅行团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有的学生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打会儿牌

历史的谜语，即便单论长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代人所可能拥有的破解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不无困惑中了此一生是很难避免的。

时间的谜语

演讲人：杨潇 记者，作家

我叫杨潇，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今年刚刚出版了新书，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在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但是我想知道长沙临大的人可能不多。

让我们回到1937年吧。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北平和天津就沦陷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奉教育部的命令，合组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大是1937年11月1号正式开学的，过了三个多礼拜，长沙就遭受了日军的第一次空袭。很快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了，广州和武汉也受到了重点攻击，夹在中间的长沙就不太适合作为久居之地了。

于是从1938年1月开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分三路西迁昆明，这就是著名的西南联大的由来。

重走

湘黔滇旅行团之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线图，最主流的一条路线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先是坐铁路到香港，然后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去云南。

这也是当时最主流的一个交通方式，也是最安全和最快捷的一个方式。问题是这样你得经过两个殖民地，一个是香港，英国殖民地，一个是安南，就是越南，它是法国的殖民地。

中间这一路是走公路，主要是一些教授走的路。当时钱穆在回忆录上还写到说，他本来是要步行的，但是受阳朔风景的诱惑，就改走了公路。

最艰苦的是这一条，大概有300个男生和11位教师，他们以徒步为主，花了68天的时间走了1600公里。

从长沙穿越湘西，穿越整个贵州，最后到达了昆明，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里面出了很多名人，11个教师里面有大家都知道的闻一多、袁复礼，学生里面也有很多大家都听过的名字，比如说诗人穆旦、哲学家任继愈，还有很多两院院士，数不清的教授和工程师。

在旅行团出发80年后，我用41天时间，也是以徒步为主的方式，重走了这条老路。

那是2018年，我正迎来自己的第三个本命年，36岁，那时候我已经从媒体辞职一年多了，告别了所谓的社畜生涯。

但是我并没有获得辞职的时候一直心心念念的自由，很快就陷入一种失重的状态，所以这一次长途跋涉也成了我解决自己所谓的存在主义危机的一种方式。

我是后来才意识到，当我走在湘黔滇这条路上的时候，一直在借用年轻人——就是那群18岁到20岁出头的学生的视角，来看当时国家正在经历的变化。

其实我已经36岁了，和他们老师的年纪比较接近，当时闻一多和黄钰生都不到40岁，年纪最长的袁复礼也只有45岁。

等书写出来之后，我发现不管是读者还是媒体，都对我这个重走的人，更感兴趣，好像我的这个选择、这个行动，是某种非典型性的解决当代困惑和焦虑的方式。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被问，你怎么看待年轻人纷纷躺平的问题？

直到某一天我突然一惊，我这本书能写出来最应该感谢的是老年人啊。那些在垂垂老矣之际，留下了他们的口述史、日记，留下了他们的信件的联大一代的老人。

还有那些刚做完手术，愿意在病房接受我的采访，又或者是花四个小时给我打越洋长途的联大二代、三代的老人们，更不要说沿途湘黔滇线上那些不知名的老人们，我随便流露出一点好奇心，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们县城的故事。

我想过为什么，可能老人太孤独了吧，愿意听老人说话的人真的挺少的。我今天就想分享两个老人的故事，不过这两个故事并不符合我们标准定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赵新那

第一位老人叫赵新那，她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2018年4月8号，我从长沙正式出发，出发之前我去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

她1923年出生，那一年95岁，这是我采访完之后跟她和她的儿子的一个合影。这是赵家的一个传统，每次有客人来访，他们都会请客人签名、合影。

▲ 2018年4月8日，杨潇与赵新那、赵新那之子黄家林

她的父亲很有名，叫赵元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新那的童年过得特别漂泊，因为她的父亲赵元任几次往返于中美之间，在不同学校任教，所以在10岁之前她上了很多个小学。

▲ 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音乐家

到了1934年，赵新那11岁的时候，终于稳定了下来。那个时候赵家随着中研院史语所定居南京，当时的首都。

史语所所长叫傅斯年，他给赵元任先生安排的语音室特别考究，地毯是北平定制的隔音地毯，更不要说那些仪器，都是外国的、特别好的语音研究仪器。

因为傅斯年觉得大家好不容易结束了漂泊的岁月，现在定都首都，终于可以安心发展自己的研究了。学者们的家属也觉得以后会在南京一直生活下去，就纷纷谋划着盖房子，赵家也不例外。

但是美好的事情总是不太长久，很快中日关系紧张起来。南京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抗日标语，赵元任是语言学家，有语言洁癖，特别不能容忍抗战标语中的那些语法错误。比如这一句，被他记在小本本上，「大家要提心吊胆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非常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日就开战了，很快就是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大家都纷纷坐轮船往上游撤，往汉口撤。

那时候赵元任卧病在床，太古号客轮的船票有限，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就安排她的大女儿带着赵元任，一路照顾他，让他们先去汉口。留下杨步伟和她的三个女儿，包括赵新那，在南京继续等船。

走的前一天，杨步伟和赵元任商量要带什么东西走，想来想去觉得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于是赵元任走了之后，杨步伟就把赵元任写了31年的日记，以及他们家的四千多张照片，从那种老式的相册里一张一张撕下来，包成了七小包，在南京邮局排了七个小时的队，寄到了美国的一个朋友那。

他们的朋友叫Robert King，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他家的地址，只知道他是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于是就试着用这个地址寄过去了。

80多年后我拜访赵新那家，在长沙的中南大学院士楼里面，她的儿子给我看了几本影集，就是80多年前他的外婆在南京排了七个小时队寄出去的老照片。

这些老照片飘洋过海，居然真的顺利到达了纽约，可以说完完整整保存了一段历史。中国之后被卷入了一系列的战争与革命，设想那些照片留在中国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幸存。

这三张老照片，就是当年杨步伟排了七个小时队寄出去的四千多张照片中的三张，是黄家林先生前些天微信发给我的。这张站着的就是赵元任先生，应该是当时中研院在上海的办公室。

后面两张是赵家和朋友出去游玩的照片，这是长江，你能看到那时候长江上还有很多帆船。

这张是在邮轮上，左下角这位女士就是杨步伟，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特别有巾帼之风的女性，右边这位斯斯文文的男性，是清华校长梅贻琦。

赵元任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杨步伟和赵新那终于等到了船票，也从南京出发了。第二天中午，船到了九江临时停靠的时候，上来了很多小贩。

赵新那告诉我，她母亲当时跟一个卖瓷器的小姑娘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决定花一块钱买下一尊白观音，准备付钱的时候，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所有的小贩都急匆匆地走了，于是她们就拿了一个不要钱的白观音。

这个白观音跟着她们一路从九江到汉口，南下长沙，又坐汽车去了广西，坐火车去了云南，之后飘洋过海去了夏威夷，去了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去了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现在在美国的华盛顿，在赵新那的大姐赵如兰的女儿家里面。

后来有朋友说，看到白观音这个细节就想到我书里写到的那些人。其实很多人的命运和白观音挺像的，你在一个大时代里被卷入洪流中，然后一直漂流，漂啊漂，漂到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

赵新那她们上了轮船之后，终于和父亲重新团圆了。那个时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也正在筹备开学，很多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已经南下到长沙了，很多人都是赵元任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家就成了一个临时的聚餐地。

有一天大家买了一只火腿准备煮来吃，有一个刚从南京撤下来的朋友也来了，他告诉赵元任夫妇，赵家的房子不幸中弹，整个都烧掉了，所有的家什连同赵元任的几千册藏书都烧没了。

几十年后，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太太写回忆录，回想起他们离开南京的前一天，胡适先生来了，胡适问她，我的太太过几天要来南京，能不能在你们家借住？杨步伟说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她在走之前，把所有的床单和被套都换了新的，还在床边的桌子上放了一束玫瑰花。几十年后杨步伟在回忆录里写，这是她的原话，「至今闭眼还觉得家中还是那样的。」

吴大昌

我要讲的第二个老人叫吴大昌，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开学，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二学生吴大昌大概是10月份左右前往长沙报到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放暑假离开了清华，回到了浙江新登的老家。

这个暑假特别漫长，因为一直在等开学，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学，也不知道在哪里开学，于是在这个特别漫长的等待里，他读完了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有50多万字。

如今吴大昌是湘黔滇旅行团里面唯一一个还健在的人，他是1918年出生的，我第一次采访他是2018年5月下旬，他已经超过了100岁。

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一个百岁老人，有一个朋友就提醒我，悠着点，跟他聊一个小时就行了，别把老人累着了。结果我去了他在北理工大学的家里，第一次就聊了四个半小时，最后把我聊垮了，是我主动结束的。

吴大昌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每天读书看报，自己到楼下溜弯。

我找到了他们当年的照片，1938年，吴大昌在旅行团里被分入了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这是他们小队的一个合影。

▲ 湘黔滇旅行团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部分合影

哪个是吴大昌呢？大家看第一排的右手边第二位，个子不太高，圆圆的脸，有点虎头虎脑的。

吴大昌还记得一些80年前的片段，和他在一个小分队里面的有一个清华大学大三外语系的同学，那个同学一边走路，一边背英文字典，背一页撕一页，走到昆明刚好把这本字典背完，也撕完了。

吴大昌说他还记得这个同学的神态，以及他走路的时候默念英文字典的状态，这个同学叫查良铮，就是后来的诗人穆旦。

我挑了几张旅行团的旧照片，这张应该是在贵州的一个叫关索岭的地方，那是旅行团经过的最艰险的地方，大家都是爬着上去的。

这张到底是在哪里还有争议，我想应该是在湖南，刚出发没多久的地方。因为他们是2月20号左右出发的，那时候湖南还是冬天，天气很冷，他们穿的是学校统一发的黑色的棉大衣。

他们走着走着，从冬天走到了春天，从春天走到了夏天，等走到贵州镇远的时候，大家游泳、洗浴、晾衣服，已经可以光着膀子了，这就是在镇远的舞阳河畔。

这张照片是已经走到了贵州西部，应该是中午，在一个山坳里面打尖，就是吃点随身携带的午餐，休息休息。这张照片分辨率还挺高的，但是并没有高到足以让你看到里面的每个人在干什么，但我猜里面肯定有人在打牌。

因为吴大昌跟我说打牌是旅行团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有的学生起早贪黑地走，就是为了早点到打尖的地方，多打会牌。

旅行团跋山涉水走了68天，1600公里，到达昆明是1938年4月28日。当时走另外两条路的同学都已经到了，有很多师生来欢迎他们，包括赵元任所在的中研院史语所，他们也提前到了。

这是在昆明的正义路，可能有些建筑现在还留着，格局还没有变。

他们背后高举着一个横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这时候已经改名叫西南联大了。前排的四个男生，他们举着一个很大的花篮，这个花篮是教授太太们准备的礼物，这个花篮由四位少女献给他们。

赵新那:1938

赵新那就是其中一位，图里最左边这位就是赵新那，赵新那穿的是白底蓝花长衫，赵新那跟我说，这是她自己缝制的。

不过赵家在昆明没有待太久，因为一些原因，赵元任选择了出国，他接受了夏威夷大学的一个offer，举家赴美。当时在国难之中，赵新那根本不肯走，后来赵元任答应她说以后一定会回来，她才和父亲一块去了美国。

在夏威夷的时候人人都在讨论希特勒，那个时候英法这些西方大国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赵新那记得当时她的母亲就非常敏锐地说，希特勒不可能就此罢手。

他们在夏威夷待了一年，赵元任又接受了耶鲁大学的offer，去耶鲁任教，于是他们坐上船从夏威夷又继续横跨太平洋，去了美国的东海岸。他们是1939年9月1日到达纽约港的，同一天，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

1941年，赵新那18岁的时候考入了拉德克利夫学院，这个学院后来并入了哈佛。她本来学的是数学，因为有一位犹太老师讲化学讲得特别好，所以就改学了化学。

她跟我回忆，那时候虽然世界都在打仗，但是美国还挺安静祥和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都在参加舞会，或者去约会，去date之类的。

这张照片是在哈佛大学校园内的行人街27号，是赵家的一个小房子。这是赵元任、杨步伟和他们四个女儿的合影。赵新那就是挨着父亲赵元任的这位，是里面最漂亮的，当时也不乏追求者。

▲ 赵元任、杨步伟一家于行人街27号，右二为赵新那

但是赵新那说，我哪儿也不去date。她的母亲杨步伟转述别人的话说，你们家二小姐太骄傲了，谁都请不动。赵新那回忆起这段话的时候跟我说，「我没有心情，因为国家在打仗。」

她在哈佛最好的朋友不是美国人，都是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犹太难民的孩子，她觉得和他们比较有共同语言，都是被压迫者。一直到现在，她还和一个捷克的犹太女同学保持通信。

我是2018年4月份拜访赵新那的，她说今年春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接到这个犹太女同学的来信，她挺担心的，因为两个人都已经90多岁了。

吴大昌:1940

吴大昌1940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了重庆，那个时候重庆轰炸得非常厉害，吴大昌说他自己心里总有一团阴影，到来年1941年，阴影就更大了。

首先是年初的皖南事变，国共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紧接着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本来苏联还有余力帮中国，现在也没有力气了。用吴大昌的话说，一直都是不好的消息。

吴大昌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江津，一个金矿勘探场，年底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工作，被调到了资源委员会，在綦江的一个冶炼厂。

那个冶炼厂的厂长是一个华侨，有一台收音机，他记得他到达当天，就是通过这个厂长的收音机听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吴大昌跟我描绘他当时的感受说，「就好像得到了一个胜利呀！」他顿了顿又说，「现在这么说很不好，是崇美。」

但这其实是很真实的情况，那时候在重庆的人都觉得日本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推了美国一把，把美国推向了彻底的对立面，对日本宣战，成为了中国的盟国。吴大昌说，「那个时候重庆沉闷的空气就都没有了。」

当时的生活还是非常拮据的，吴大昌的工资一个月的结余可以买一条裤腿，两个月的结余可以买第二条裤腿，三个月的结余可以买一块腰布，这样三个月就可以买一条裤子。

有好长一段时间，吴大昌只有一套衣服，那个时候，他们是上两个礼拜休一天，所以他就在休息的前一天晚上，把衣服洗了晾起来，第二天不出门。当然，在重庆就还得等天晴。

他说那个时候虽然生活艰苦，大家都还挺愉快的，很多同龄人都是毕业于联大的、浙大的、武大的，生活在那种二三十个人的大通铺里面。

过年的时候，吴大昌记得贴了一个对联，这个对联是他告诉我的，字是没对上的，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叫「茅屋三间，广庇天下寒士；欢声一片，尽是厂中实习员。」

那个时候的重庆是陪都，美国大使馆也在这边，如果你懂英语的话，可以给美国大使馆写一封信，他们就会给你定期寄送新闻简报。

吴大昌和他的同学们就在这些新闻简报里，跟着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个攻占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士气越来越高。

赵新那:1941

这个时候赵新那已经在哈佛读书了，当时他们住在行人街27号。行人街27号总是人来人往，他们的朋友很多。

这是其中一张老照片，最下面中间的是胡适，他的左手边是杨步伟，再左手边是赵元任，杨步伟的上面是周一良，周一良上面是杨联陞，这些都是后来的史学大家。

▲ 胡适、杨步伟、赵元任、周一良、杨联陞等，于行人街27号

当时赵家的客人特别多，有时候一天来上百人，分好几拨来，杨步伟就发挥了特长，给大家做东西吃。赵新那过了18岁，拿到驾照了，她就自愿担任母亲的司机，带着杨步伟去超市搜罗各种美国人不吃的食材，牛舌、鸭嘴、凤爪之类的东西。

杨步伟后来还出过一本食谱，讲如何做中华料理，这本书是赛珍珠作序，还成了美国的畅销书。她们家的客人总是一拨接着一拨，某一天要是没有客人来，杨步伟会说，「我都懒得做饭了。」

当时他们家的饭菜太受欢迎，也成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一个据点。有一天赵新那在聚会之后去厨房，看到一个高个男生在主动帮着洗碗，赵新那冲他嚷嚷说，「你别把碗砸啦！」然后过去帮着他一块洗碗，这是两个人认识的开始。

这个男生叫黄培云，是清华大学1938级化学系的毕业生，当时正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

当时黄培云还参加了一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中国留学生歌咏队，简称「蛤蟆歌咏队」，哈麻嘛。当时赵新那也在歌咏队里面，她回忆说，当时大家唱得最多的歌就是《凤阳花鼓》。

后来跟黄培云合租的同学发现他去赵家去得越来越频繁，到了1944年胡适先生生日那天，赵家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在宴会上向40多个客人宣布，他们的赵新那和黄培云订婚了。

▲ 赵新那与黄培云

赵新那后来才知道，黄培云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走了68天到了昆明，所以1938年4月28号那天，一个献花的女孩和一个徒步3000里的男生，冥冥之中是见过一次面的。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印象了，赵新那说一直到1941年的那个厨房，才第一次真正见了面。

吴大昌:194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流落在西南大后方的人们纷纷复员。吴大昌等到12月份才等到船票，于是他坐着船顺江而下，到南京辗转回到杭州新登的老家。到了以后他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了，因为肺病，1941年就去世了。

吴大昌之前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的机会，所以他在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去上海等船赴美。等他乘船离开上海的时候，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经打起来了。

吴大昌当时对形势的判断是，沿海是国民党的，内陆是共产党的，但是「不管谁主政，都要搞建设啊。」

于是吴大昌在美国选修的是农业工程，他暑假在美国中部的农场实习，美国中部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平原。他对美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感到非常非常震惊，当时他好几个同学是农场主的孩子，他们居然是驾私人飞机来通勤的，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吴大昌说他和他的同学当时有一种光荣感，觉得在国外学了东西，可以拿回来报效祖国。这是他的原话，「我们当时把一切都看得很容易，就好像你知道了就可以做出来一样。」

赵新那:1946

赵新那回国是1946年，她从哈佛毕业以后，和黄培云两个人决定回国。他们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车，一路公路旅行，从东海岸开到了西海岸，在旧金山坐船回国。

本来她的大姐赵如兰和大姐夫卞学鐄也要加入他们回国的行程，但是她姐夫的家人在天津，写信说缓一缓，大姐和大姐夫就决定不走了。

第二年，1947年，本来赵元任夫妇也打算回国，他们都已经离开哈佛到了旧金山，但赵元任接到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要求他出任中央大学的校长。

赵元任这个人比较爱自由，一辈子不愿意从事任何行政工作，但他觉得这时候回国很难推辞，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临时offer，在那边暂住一段时间。

赵元任说他本来只是路过加州，结果路过了30年。赵新那的话是，「就是这么一个决定，就彻底改了后半辈子。」

吴大昌:1950

吴大昌是1950年回国的，回国的时候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了。他本来想去东北农学院，因为东北的地形也是大平原，接近美国中部，最适合农业机械化。但那个时候因为战争，东北农学院已经疏散了。

吴大昌在联大有一个学农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农场当厂长，吴大昌对他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因为原油太贵，国内的农场「用拖拉机的一律赔钱，用马拉的不赚不赔，只有用人拉的是赚钱的。」

吴大昌去不了东北，后来他就去了北京工业学院，就是北理工的前身。用他的话说，他这一辈子就是跟着学校走，跟着国家走。

英语不被需要了就改学俄语，学了俄语被要求编教材就现学现编，转工业了就转工业，转民用了就转民用。他说，「过去希望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搞建设，现在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建设。」

回顾自己的人生，吴大昌说，他的人生是五年五年过的。1959年，吴大昌41岁，有一次发现自己尿血，去检查发现得了膀胱癌。

术后切除的五年生还率是20%到25%，当时他的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也才10岁。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去病房看他，旁边的病友都叹口气说，孩子还那么小。

吴大昌41岁得癌的时候，梦想是活到60岁，这样他的孩子就都成年了，他可以放心走了。没想到1978年，他60岁，发现自己身体还挺好，就想也许可以再活五年。结果到了1983年，他太太去世了，他的身体还是很好，他说也许我可以再活五年，就活到了1988年。

1988年是西南联大成立50周年，文革之后这些被冰封的校友会慢慢恢复活动了。1988年有一个大庆，当时北京校友会包了两节绿皮火车去昆明。

吴大昌的家在北理工，他提了两大包坐公交车去北京站，结果在西四那堵车了，等赶到北京站的时候已经停止检票了。

他冲到检票口，检票员跟他说你赶紧跑，看还能不能赶上。一个70岁的老人，还得过癌，就背着两大包一路狂跑，还真赶上了。他走到自己座位的时候，火车刚好开动，旁边那些联大的校友还调侃他说，「你掐时间掐的真准。」

吴大昌跟我说，年轻的时候是觉得人是不会死的，当你得了癌才意识到死亡其实是很近的事情，一个人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

后来，吴大昌也是五年五年地活，活到了80岁、90岁、100岁。2019年，我第三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101岁了。

当时我和他一家人在北理工的餐厅吃饭，过来了一个他儿子的朋友，我想大概是一个北京人，说「您老多大了？」吴大昌说，「101岁。」

这个北京的哥们就说，「那不够呀，得奔着120，然后150。」吴大昌当时摆摆手跟他说，「你不要给我加任务，我整天担心完不成任务，就睡不好觉了，这样对我很不利。」

赵新那:1973

赵新那是1949年后赵家唯一留在大陆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可以想到她之后遭遇了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活下来了。

她再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是1973年，27年之后，当时中美关系解冻，赵元任和杨步伟作为贵宾访华。这是他们1938年后第一次归来。

那个时候赵新那的儿子黄家林正在下放，接到上面的通知说，要带着自己的母亲去接外婆，于是他们就从长沙急忙忙地赶到了广州。他们只知道赵元任和杨步伟从香港入镜，坐火车到广州，但是时间、车次都不知道，他们打听也没有人告诉他们。

他们在广州火车站外面傻等，一直等到最后一班火车都走了，也没见着人。黄培云当时在北京出差，他们接到黄培云发的电报说，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已经到了北京。这才知道他们到了广州之后走的是VIP，一出站就被革委会接走，宴请一番直接飞了北京。

到了北京，杨步伟在迎接的人里没看到女儿，一下就急了，黄培云解释说去广州接你了，跟你们错过了，杨步伟根本不信——这是文革期间海外宾客的正常反应，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事儿：你在机场或者火车站没有见到自己的至亲，接你的人说他们在家里等你，等到了住处才被告知他们已经去世了。所以杨步伟当时就很着急，觉得女儿没熬过来。

赵新那又和儿子从广州赶回长沙，后来她的儿子黄家林跟我回忆，他们还没进门就听见家里的电话在响，等进了门，赵新那接上电话，黄家林形容说，「外婆的声音那个大呀，整个屋子都听得见。」

但是哪怕听到了自己女儿在电话里的声音，杨步伟还是不相信，她说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像。于是赵新那和她的儿子又往北京赶，最后终于在前门饭店见到了阔别27年的父母。

杨步伟见到女儿，第一句话是，「我打你，我打死你。」赵新那跟我回忆起这个场景的时候笑了起来，她说，「我和母亲27年没见了，她说要打我。」

然后她把眼睛闭上了，有点像自言自语地说，「时间啊……她可想我了。」说完这句话她顿了一下，转头跟她儿子黄家林说，「外婆的样子变了，外公没变。」

赵元任也是27年没见女儿了，他不声不响亲了一下女儿。后来回美国，有人问他，那么多年没见女儿——唯一一个被留在大陆的女儿，是什么感觉？赵元任说，「我觉得比我预料得要自然。」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赵新那又一次闭上了眼睛，那时候她已经95岁了，但她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她说，「我父亲以前偷偷告诉我，四个女儿里他最喜欢的就是我。他就跟我生过一次气，就是1938年，我不愿意去美国那次。」

2018年4月8日我拜访赵新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后来我和她的儿子黄家林一直在微信上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互致问候，我每次都请他转告对他母亲的问候。

2018年年底有一位朋友去哈佛大学访学，我特别请他去哈佛校园内的行人街27号拍下赵家的老宅。

▲ 行人街27号

现在房子还在那，和当初一模一样，颜色都没变。我把微信转给了黄家林，他回复我说，母亲看了这个房子，觉得很高兴。

去年12月22日，赵新那在长沙去世了，活了97岁。

吴大昌:2012

吴大昌身体一直很好，他有逛书店的习惯。大概是2012年或者2013年左右的时候，他在书店发现一本冯友兰的书，叫《冯友兰论人生》，他翻开目录发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论悲观》，这个标题突然让他想起来一段往事。

大概是1939年，那时候吴大昌是大三下学期或者是大四上学期，他突然陷入了对人生意义的困惑，觉得活着没意思。

那个时候他在工学院，工学院后面有个无线电电塔，他并不是一个冒险的人，可是他老是忍不住往电塔上爬，虽然爬上去也未必想要往下跳。

于是他就给冯友兰写了封信，因为他在等开学的时候读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很喜欢这本书。冯友兰给他回信说，你到我家来聊一聊。吴大昌就去了，那一次对话冯友兰没怎么说话，就吴大昌一直在说。

说完之后回去没几天，冯友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看一下今天的云南日报，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论悲观》，它是这么开头的：

有位青年说，人落入悲观中以后似乎不能再从中跳出来，他几次想努力用功振作上进，但是他又几次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读书也没有意思，结果他懊悔不该思索人生的意义问题，他反复去羡慕那些多动少思的同学。

吴大昌告诉我，这个青年就是他。他后来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应该是得了抑郁症，但是怎么得的不知道，怎么好的也不知道。他也不觉得那次聊天和这篇文章有什么醍醐灌顶的作用，但是好像他有这么个机会，用他的话说是乱说一气，心就没有那么陷在里面了。

关于人生的意义，冯友兰在那篇文章里是这么说的：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恐怕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可以问：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但人生的整个，并不是人生中的事，而是自然界中的事，自然界中的事，是无所谓有目的的或无目的的，我们不能问：有人生‘所为何来’，犹之我们不能问：有西山‘所为何来’。但这‘没有意义’，并不等于不值得过，或者不值得做，因为人生‘本身即是目的，不是手段’。

我采访了吴大昌很多次，他第三次才想起这件事来。那个时候是2019年，他101岁，非常自然地我就问到说，在这个年纪您怎么看人生的意义？

这是吴大昌的回答：

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我后来又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吴大昌，一直到今年5月8号，我拿到这本书的样书，立刻给吴大昌的儿子发微信，约他见面，我希望把这个书亲手送到吴大昌手里。

没想到吴大昌他老人家的身体更好了，见面的时候他很开心，我就更开心。我看他身体特别好，他说他去年还做了一个胆结石的切除手术。大家看这个照片，他好像比之前见面的时候更容光焕发了。

大家看他的耳垂，多么惊人，记忆力也非常好，唯一不太好的是听觉，但是戴上助听器以后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送他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收获》杂志上读到这本书的一些节选。他印象最深的是青溪，贵州东部的一个县城，现在属于镇远。他说他其实已经忘掉这个地方了，虽然他们当年亲自走过。

青溪有一个青溪铁厂，比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还早，是中国最早的铁厂。我在书里写到了这个令人唏嘘的中国第一个铁厂的兴衰故事，吴大昌看了就觉得挺感慨的，因为他学的是机械，所以特别关注这段历史。

他很谦虚地说，虽然只读了一部分章节，但是因为自己忘得都差不多了，感觉好像跟着我重新来了一次旅行。

人成年以后就很难有那种绝对纯粹的快乐，我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是感到了真正的纯粹的快乐。这一天是2021年5月11日，距离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已经过去了八十三年零七天。

我每次见到吴大昌都聊的很开心，每次都超过时长，本来我只是去给他送书的，结果我们又聊了两个多小时。

走的时候我跟他闲聊，聊到他的重孙。我一直知道他是和重孙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他重孙特别小，这一次问起来才知道，他重孙今年已经13岁，上初中了。

上初中之后，他重孙的睡觉时间直线下滑，上床时间越来越晚，起床时间越来越早，吴大昌挺忧虑的，觉得这样不可持久，接下来还有初中高中六年呢。

我问他，您是学理工科的，数学肯定很好，又在美国留过学，您在英文和数学上应该能给他挺多指导的吧？结果吴大昌说，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和老人多说话。

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着这句话，脑子里一遍遍过我沿途遇到的那些老人，以及我采访的这些老人。

现在是一个所谓的后喻年代，甚至是几十年前，大家就在考虑后喻年代。因为科技和商业的发展，年轻人知道的比老人知道的事情要多多了，所以你不再像前喻年代那样要向老人学习经验，反过来应该是老人向年轻人学习。

可是那天我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冲动，我们都太年轻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过的是什么。

我写书的时候见过一个出版社编辑，聊得不是很愉快，我记得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这趟旅程？」我当时挺生气的，把她怼回去了。

我生气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肯定是指向「概括」这个词，我就想说，有谁的人生可以被概括成一句话呢？

但我也知道，我当时的情绪挺复杂的。我是一个特稿记者，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都在寻找故事，就是那种惯常意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这趟旅行，包括湘黔滇旅行团80年前的这趟旅行，都没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可是当我开始采访联大的后人，了解他们人生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最终我要处理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挺惊心动魄的，或者说「惊心动魄」已经不再重要了。

用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前同事李海鹏给我写的序言的话说：历史的谜语，即便单论长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代人所可能拥有的破解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不无困惑中了此一生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我就坦然了，我就老老实实地描写，老老实实地记录，老老实实地叙事。让我们回到最开始吧，旅行最开始的时候。

1938年，他们本来是2月19号整队从韭菜园一号——当时的长沙圣经学院出发，沿着中山路一直走到中山码头，但因为编组的问题，19号那天没有出发成，到20号那天才离开。

有一个学生在他的文章里描述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黄昏，水陆洲，就是现在的橘子洲，水陆洲上往来的客人，火把连着火把，对岸的岳麓山在天边投下黑色的轮廓。

卖宵夜的老人记得每一个熟客的口味，卖完了当日的饺子和馄饨，他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听码头的歌女歌唱，对往来的行人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些旅行团的年轻人问他，「年老人，你呢？」老人回答说，「是你们的镜子呀。」

80年后我也来到了这个地方，老中山路码头已经不见了，我只能跟着中山路的痕迹一路走到湘江边。我在江边看到了一些钓鱼的，但更多的是这些拿着网兜在捞鱼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有一群佛教徒在这放生，放了很多鱼和泥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佛教徒放生的甲鱼。

我在那看他们捞，捞了很久，一直等到黄昏来了。我就坐在江边看江水拍岸，看对面的已经改叫橘子洲的水陆洲，看再远处的岳麓山，看太阳从西边，就是从岳麓山上慢慢落下去。

我记得太阳从岳麓山那个黑色的山麓落下去的一瞬间特别快，等到太阳掉下去，天就迅速地被调暗，这时候我起身离开。

离开的时候，我听到旁边一个打工的人，他是带着孩子来这散心的，他突然对着夕阳消失的方向，用作诗一样的口吻对他七八岁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太阳，不是你的太阳，你的太阳是八九点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