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我是三十年里断断续续地看完的；因为作者是断断续续地写完的。而熊召政的《张居正》，则是一次看完，并且还看了第二次（从通俗小说角度而言，这小说情节不错，有阅读愉悦）。

在看的时候，就对这两部书有一些看法。这看法就是：熊召政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姚雪垠的影响。二人同在湖北作协工作，熊召政对姚雪垠比较认可。熊召政写作《张居正》，有与《李自成》媲美的心理。

现在看，正因为前者对后者有影响；所以表现在思想倾向上，《李自成》对人物是有所拔高的；《张居正》呢，则是溢美过甚；这两者，都算得上是作者有意地对人物行为有所讳恶。

下面请看我的分析。

《李自成》一书，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我们知道，建国前十七年文学，红色记忆是其主流，《红日》、《保卫延安》等等作品风行一时。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便是歌颂农民出身的军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这样的文艺潮流下，姚雪垠在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拔高了农民起义领袖。就说李自成吧，几乎全部的明史著作，都记载着他的嗜杀。但是，看看姚雪垠先生写的《李自成》吧，却没有这样的描写。相反，姚先生还故意地写李自成如何具有救民水火的胸怀。第一卷上册175页写到：“近一两年来（崇祯9年或者10年来），他（李自成）常常在心中琢磨着要得天下必须如何解民倒悬收买民心，为着这问题，他在不打仗的时间用功读书……军纪方面，他也比过去更加注意。”后面，接着写李自成在商洛山中杀富济贫、赈济灾民，让读者读了实在感动。对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导演谢晋就有谑评：“快把李自成写得坐在山头上读《毛选》了。”

其实，陕北饥民自崇祯初年开始起事，原本就没有什么理想可言。每每攻下一座城池，只知“杀老弱、胁精壮、掠财物……”在战事上，时胜时败。直到崇祯13年年底，李岩投奔李自成后，才劝说不要滥杀，要切切实实地收买人心。李岩编出一首歌谣：“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让小孩子们到处传唱。当时河南天大旱，饥民成群。李自成率军进入，军队扩展迅速。此后一步一步壮大，最后攻破北京。

姚老先生自称对明史用功很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在写作小说时就是有意地回避了李自成的杀戮。同时，正面所写李自成义军所到之处，与百姓打成一片，就是有意地拔高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形象。拔高与讳恶，细论起来出于同一动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具有病态的热爱。

与《李自成》相应着，《张居正》一书，充满作者熊召政对张居正的钟爱之心。读完此书，觉得张居正伟大得像是一个现代的革命家、改革家。全书当中，几乎看不到张居正有什么人格上的缺陷。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张居正改革义无反顾，对百姓是那样热爱、对身边人（比如管家游七）约束是那样严格、对贪污是那样的憎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写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勾结是那样的被动、那么的不情愿。

对张居正的改革伟业，自然应该歌颂。但是，回避他身上的毛病，就不太妥当了。

他好色，极其喜欢服用春药。由于服用过量，以至头部出汗过多，毛发上指，不能戴帽——这虽然有所夸张，但基本事实还是应该有的。而熊召政却不去写他心爱的人物的这些事情。他是如何写的呢。小说写张居正救了一个平民女子玉娘，后来他与玉娘互生爱慕，最后于“积香庐”同居。熊召政先生写张居正与玉娘的这种关系，读后感觉与现代男女的浪漫爱情差不多：很纯洁、很美好，没有一点杂质。对张居正，朱东润先生说：“他好像是一个没有私生活的人”。我却认为，张居正不是没有私生活，而是当时人不敢把他的私生活记录下来而已。明代人普遍地好享乐，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辛辛苦苦地读书几十年后，幸而有了官职，大都纳妾置婢。张居正自然也不会例外。小说虽然也写了张居正接受戚继光送给他的两个西域美女，但只是一笔带过。敬爱的张首辅，大都是以一副道貌岸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张居正是一个铁腕人物，他对反对他的官员，打击不遗余力。先是刘台，因上疏弹劾张居正，被流放到台州；后来竟然不明不白地被毒死。再就是对傅应祯等人，先是关入诏狱，后便严刑拷打。最厉害的自然是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对反对他夺情的艾穆、赵用贤等五人执行“廷杖”。命令虽然是万历皇帝下的，但其中并非没有张居正的原因——他一再上疏辞职，做出回乡守制的姿态；而年幼的皇帝又离不了他，所以对艾穆等人心生愤恨。几个人被打得血肉横飞；邹元标受伤最重，被打成的瘸子。而在几人被杖打时，却出现张居正想解救几人的情景（出现在熊召政自己改编的电视剧中）。

在夺情一事上，张居一开始便态度明确，就是不愿意离京，他怕大权旁落——小说中写他怕改革大业付之东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张居正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艾穆、赵用贤、沈思孝几人上疏后，《明通鉴》上这样记载：“居正大怒，谋于冯保，欲廷杖之。尚书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捻须曰：‘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去劝张居正遵守祖制，张居正竟然摸起一把刀子，跪下，一边做出抹脖子的样子，一边说“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吓得王锡爵狼狈离开。像这样的情节，熊召政先生是不会写的，因为这有损张居正的形象。

著名明史专家孟森说：“明代士大夫欲成功业者，鲜有不与太监相结者”张居正与冯保的合作，是很主动、密切的。《明通鉴》上说：“（高）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拙司礼权，归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遵、程文合疏攻保，而自己从中拟旨逐之。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蔑视幼君’，太后颔之。”但是，小说中的张居正却没有这样阴阳两面，而是一副很磊落的模样，被动地与冯保联合。

张居正在经济上也不干净，虽然他表面上对贪墨十分痛恨。在张居正生前，刘台、王世贞等人就揭发过他的贪污行为。说他刚刚任首辅几年，便“富甲全楚”；还说他谋夺藩王宅第。与贪墨相对应，张居正的生活十分奢华。有时一顿饭要上一百多道菜，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可以“下箸处”。对这样的行为，《张居正》小说中也没有写。这应该是“为尊者讳”吧，因为写了这些，张居正的高大形象就会受到削弱？

熊召政，早年是写诗的，有一首《制止，请举起森林般的手！》，从而进入湖北作协。据他自己说，他于明史，是用了十年功夫的。这点自然值得敬佩。但是，他为什么有意地把张居正写得那么完美无缺呢？为什么不写写张居正的缺点呢？说得难听一点，为什么这样倾向鲜明地溢美、讳恶呢？

对姚雪垠、熊召政两作家的做法，必须放在文学史上来衡量，才能考察明白。大家知道，我前面也说过，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其主流便是对红色记忆的热情讴歌。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是属于农民战争（工人占的成分很少）；土地革命嘛。所以，成为胜利者之后，便很容易形成一种思想：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引为同类。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世界上出现资产阶级后的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后者是封建社会当中矛盾激化时成王败寇的周期性重复战争。

一个作家，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然，他的思想不一定像思想家那样，要有一整套逻辑严密的表述。作家的思想是流露于作品当中的：对人物的爱憎、对事件的描写。如果作家没有思想或者其思想是主流话语灌输给他的，那就不堪了。像莫言这样有影响的作家，但由于对义和团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无论他在《檀香刑》中如何卖力地去写，其效果也是稀松平常——对莫言作品，这里就不展开评论了。

独立精神，对作家太重要了。姚雪垠、熊召政作品当中出现的拔高、溢美、讳恶等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独立精神的多少、有无，直接影响到作品的生命力。

执笔为文者，能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