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20年代的民国政府遭受了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妖魔化，甚至连其名字也被说成北洋无能腐朽政府。然而，此时候的政府几乎是近百年中国史上最好的政府，这个事实却逐步清晰了。徐世昌总统执政时期，中国宪治轮廓渐成，民众享有言论自由，文字狱几无所闻，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外蒙古被收复，中国军队趁俄国革命重新进入外兴安岭，收复外东北失地……

将其称为“腐朽政府”的人，是想让人联想到“军阀”，继而“军阀混战”，继而“民不聊生”。其实，中国近100年来，何时停止过混战，屁民何时聊过生？

好到何种程度，与坏到何种程度成比例。我们来挑选北洋政府最不光彩的一件事情，说一说3·18惨案。近100年来，有许多惨案。其中，对中国民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灵造成巨大创伤的，大概是这3个：1926年的3·18，1947年发生于台湾的2·28，另一个忘了（其实你懂的）。

3月18日，一个黑暗的日子。当时的中国政府，杀死了47名示威者，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时环境很复杂：国民党（在野时候折腾得比谁都厉害，执政时又……，啥也不说了。自党主席宋教仁先生被刺杀后，一拨不如一拨，孙文、张静江、胡汉民、蒋中正等等到现在马英九、吴敦义之流，从未改变。）在广州建立根据地对抗政府，苏联从中挑唆（这个该死的政权多次挑唆中国内战），当时的政府缺乏执政能力，种种因素酿成了惨案。太复杂了。

3·18惨案是当时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当时社会各界对惨案做出了强烈反应，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中国政府有诸多可取之处。尤其是总理段祺瑞，不管他在其他地方有多少对错，至少在3·18事件上，段祺瑞留下了千古英名。

杀人固然是罪恶，但杀人之后表示忏悔，并允许被统治者批判，总比杀完人还禁言要好。

愿类似惨案永不再发生，愿中华早日和谐。

1.媒体奋起谴责中国政府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现在的人，知道3·18，大都是通过北大教授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当时就此惨案连续写了7篇檄文。如果当时没有发表的地方，他的7篇文章只能关起门来给他老婆许广平读了。北大某图书馆那位来自湖南的管理员毛先生此时也愤慨的称：这是历史最黑暗的一幕……

可见，当时的中国，有一些言论自由。那时候还是议会政治、司法独立的时代。因此，政府的暴行是能够受到媒体抨击的。当年的媒体，还是很有骨气的。

2.学校谴责中国政府，举行万人公祭

3·18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中国政府。据说，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鲁迅的兄长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是无法挽救的”。

可见，当年的学校，也同样有骨气。

3.国会谴责中国政府

中国的国会具有“花瓶”传统。可是，就连当时的“花瓶”国会，也不容忍中国政府对平民和学生的杀戮。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

4.国务院总理至死仍在忏悔罪过

据说，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时任政府首脑的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以一大国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身份（一战开始时，总统黎元洪不愿意参战，而总理段祺瑞则要求对德宣战，爆发“府院之争”。后黎元洪下台，冯国璋副总统接任总统之职，对德、土、奥匈等盟国宣战，段祺瑞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中国也成了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胜国的幸运者）长跪在天安门广场。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

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1936年，前总理段祺瑞的身体病痛不断，已经相当虚弱，医生建议他吃点肉以增强体质，他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后人写到这段历史时，有如下一段话：段祺瑞作为执政府首脑，尚且人性未泯，尚且懂得屠杀无辜民众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5.导致当时的中国政府垮台

段祺瑞的忏悔无法挽救政府的灭亡。

“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就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内阁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段祺瑞宣布下野。

6.最终结论：后来的中国政府进步了吗？

向平民学生开枪的政府下台，苍天有眼。

但是，换个新政权，中国政治进步了吗？事实相反。杀戮发生1个月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倒台。然后，由苏联支持的冯玉祥走上台面。苏联人的挑唆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再后来，广州的国民政府北伐成功，胡汉民、林森、蒋中正以及那位图书馆管理员先生等成了时代的宠儿。但是，很遗憾，无论在言论自由，还是议会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均比前任中国政府退步，甚至国家元首后来都成了军事委员会的摆设，国人只知委员长蒋，何人又懂总统林。如抗战时期，众人都知中G军委主席毛，何人知道中G最高领袖张。

段祺瑞政府内阁此致谢罪，段祺瑞本人下跪吃斋，后人如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