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筹划长达十二年、跨国动员两万人所拍摄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内容阐述发生于1930年台湾南投的“雾社事件”，当信仰彩虹的赛德克族，遇上信仰太阳的日本大和民族，两个族群在台湾山区爆发冲突，两军交战，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率领族人三百多名勇士对抗日本三千大军的故事。电影在台湾上映分为《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和《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两部分。
这部电影的背后确实有着真实的历史事件：雾社事件。
1930年，高山族同胞几百人在雾社起义，反抗日寇统治，他们使用简陋的原始武器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斗争。26日夜，雾社地区6个高山族村社280户民众。在其头人摩那·罗达奥的率领下，袭击2个日本警察所，毁坏电话，夺取枪支弹药。次日凌晨，又冲进雾杜小学和公学校联合运动场。歼灭参加运动会的所有日本人，接着袭击了其他日本警察驻所，缴枪180支，弹药23037发。
高山族占领雾社全区3天后，台中日本守备队发动进攻，只得向深山中退去，据险抵抗，牺牲600多人。日本出动飞机至山谷施放毒气。高山族人起义者弹尽粮绝后集体自杀。
从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雾社(“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位于台中地区海拔1200多米的埔里山区(今属南投县)，南临日月潭，风景秀丽，雾社因当地雾大而得名。
高山族人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就制定了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
日本强占台湾初期，屡次出动大批军警“讨伐”高山族。大批高山族同胞惨遭屠杀。据统计，从1898年至1940年，遭日寇杀害的高山族同胞就有近1.1万人。与此同时，殖民者还采取离间手段，挑动高山族各部落进行仇杀。
日本殖民者企图在台湾建立起来警察政治。面对15万的高山族同胞，日军设立了将近500个警察派出所，配备了巡警5000多名。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他们可以对“蕃人”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另外，日本警察还强迫原住民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劳动。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
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推行所谓“政略结婚”的骗人把戏，使高山族妇女成为任日本人蹂躏、侮辱的对象。风景优美的雾社地区，经常有日本人来进行所谓的“视察”、“观光”，他们强迫雾社少女去侍候日本人或为日本人献歌舞，惨遭日寇的调戏和奸污，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的妹妹也成了“政略结婚”的牺牲品。
日本殖民者还实行政治歧视和差别待遇。奉行对高山族不能使用对“人”的法律。殖民者把“蕃区”视为“特殊行政区”，禁止高山族与外界联系。这里的一切都是当地警察说了算，日警就是土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
强行砍伐“圣木”激怒高山族人民
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木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十分惊恐，担心遭到神的惩罚。日本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而要伐木人肩扛手抬。
沉重的劳役使高山族人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砍树时，蕴藏在他们内心的愤恨达到了极点。当有人提出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的欺压忍气吞声的莫那鲁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日本警察的无礼点燃了抗日起义的烈火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聚在一起喝酒庆祝。这时，日本警察吉村路过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骄横的吉村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人。
达拉奥感觉受了侮辱，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推倒在地，并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抓了起来，并进行拷打。莫那鲁道害怕日本警察借机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于是亲自带上礼品去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声称要严办他们。
吉村的话使莫那鲁道一家感到大祸即将来临。莫那鲁道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把起义时间定在10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统治台湾期间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日本殖民当局把这天定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日籍官员、家长及附近日本人都会参加。
1930年10月27日上午8点，运动会开幕，小学生及其家长被迫唱起日本国歌。当国歌《君之代》唱到一半时，一个高山族青年突然冲入会场，举刀砍下了台中州“理蕃”课顾问管里正卫的头。会场立刻大乱。
当日本人惊慌失措之时，埋伏在学校四周的高山族青年敢死队一齐杀入会场，见日本人就砍，霎时刀光剑影，在场所有的日本人都被砍倒。
起义早在凌晨两点多就已开始。参加起义的有马赫坡、钵仔伦、荷戈、塔逻湾、罗得夫、束库等六社的1200余人，其他各社也有部分群众参加，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成为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
他们组织了青年和老年两支队伍。凌晨时分，各队摸黑袭击了附近的警察所，切断了电话线，破坏了铁路交通。莫那鲁道的长子达拉奥率众袭击马赫坡林场，杀死日警吉村和冈田；次子巴沙奥袭击马赫坡警察所，杀死日警杉浦，夺取了粮食和武器。接着，在莫那鲁道的指挥下，各起义队伍迅速攻占了荷戈、钵仔伦等地的警察所。
经过一天的战斗，起义者扫荡了12个警察所，杀死日寇137人，砍伤18人，缴获了180支步枪和1挺机关枪，还有2万发子弹和大批粮食。
日军调集重兵并施放毒气弹镇压起义
殖民当局得到起义消息后，立即倾巢出动。日军司令部、守备司令部的头子亲自出马，调来了台中驻屯军、台北步兵、台南步兵、基隆重炮兵队、花莲港宪兵队和屏东飞行队，共1000多人，加上各地日警5000多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进行扫荡。当天晚上，飞机在雾社上空狂轰滥炸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一队警察到达埔里，但在湄溪一带遭到起义军伏击，不能前进。台南警察大队沿着浊水溪缓慢前进，直到30日，才进占雾社村庄。进村后，日寇开始烧杀抢掠。
然后，他们用山炮猛轰半天，把村庄全部摧毁。更为狠毒的是，日寇竟对雾社山区施放毒气弹，许多起义战士被毒死。山林谷地毒气熏天，到处尸首累累。事隔半年之久，人们仍不能进山。
为了激励丈夫和儿子勇往直前，妇女们不惜悬梁自尽
起义战士面对凶残的敌人毫不畏惧。他们用竹枪、大刀和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少量步枪，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拥有先进装备的强敌血战一个多月，共杀敌4000余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少高山族妇女，为了激励丈夫和儿子勇往直前，她们不惜悬梁自尽。在敌人大炮、毒气的轰击下，起义者抱定战死的决心，拒绝了敌人的劝降。
敌人集结全部兵力攻击莫那鲁道坚守的岩窟。莫那鲁道集中余下的起义者，把指挥权交给了长子达拉奥，命令他战斗到底，自己则带着家人走入深深的森林。8年后，一位猎人才发现了他的尸骨。
日寇的血腥镇压政策，雾社的6个起义村社共有700多人牺牲，占总人口的58%。日寇对幸存者采取了屠杀手段。他们在雾社几个村庄抓捕了十多名高山族部落的首领，诬蔑他们是起义的主谋，监禁于警察局，后用铁丝绑住双手，用刺刀杀害后偷偷埋掉。
接着，日寇以“保护”为名，强迫幸存的561名群众迁往川中岛。日警强迫15岁以上的人去参加所谓“和解典礼”，但他们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的川中岛疟疾蔓延，留在川中岛的寡妇和孤儿，不少都死于疾病。这就是日寇实施的斩尽杀绝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雾社起义宣告了日本殖民政策的破产
雾社起义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台湾，也震惊了日本，它宣告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原住民“理蕃”、“日化”政策的破产，标志着高山族同胞民族意识的觉醒。雾社起义也向世人宣告，即使当时台湾已沦陷了35年，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高山族同胞浴血抗日的英雄壮举，至今仍被后人传诵。如今，烈士们的英灵已化作了不朽的山魂，萦绕在雾社这片浸透着血与泪的土地上。现在，雾社已重建为“大同村”，成为台湾省重要的文史遗迹之一。为纪念雾社起义者的英雄业绩，1953年，台湾人民建起“碧血英风”纪念碑，供后人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