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石学家，自欧阳修、赵明诚以降，在其传世的著作中，几乎均记述了赞皇坛山刻石。这块刻石被《金石萃编》、《语石》等著名的金石专著收录其中，亦长久地停于关注的目光，其传奇至今牵动我们的情怀。
一、“红杏尚书”走向坛山 宋皇祐四年即公元1052年，在河北的大事记中印下了两位名人的身影。3月，名臣包拯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河北都转运使；秋9月，55岁的宋祁北行抵达河北赵州。没人想到宋祁的到来将拉开一个波及深远的文化事件的序幕。 宋祁与其兄宋庠当时人称“二宋”。宋庠是天圣年间状元，宋祁中进士后官居工部尚书，文笔又好，他“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的名句广为传诵，他因之得“红杏尚书”的美名。 宋氏兄弟在朝野和民间都是有影响的名人。他们生于开封雍丘，但宋祁抵达赵州，发现河北人更愿意称呼他“广平宋公”，他亦乐意接受这样的称呼，为什么称他广平宋公呢？他所崇敬的唐朝名相宋璟亦被称为广平宋公，河北人这样称呼他，没把他当外人，是把他认作宋璟的后人，把他的祖籍亦认作广平了。 认祖归宗难道是宋祁此次河北之行的惟一目的吗？事实上他在经过广平之后并未停下来，而是继续北行，到了赵州的赞皇。他到赞皇目的明确，即寻访“吉日癸巳”刻石——刻石在赞皇的坛山之上，据说与周穆王有关。 周穆王姬满是周王朝的第五个执政者，执政期间他东游西征，文治武功颇有建树，流传下来的《穆天子传》对其事迹有专门记述。关于这样一个有作为的君王朝堂和民间传议不少，实物根据却没有见过，倘若坛山刻石是他的遗物，价值不仅仅在于有形，其所具有的无形价值将会超出一般意义。 宋祁在历史上有两个身份为人所知所乐道。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对万事万物他应该不失文学家的赤诚慈悲情怀，对一切未知未明的人事他应该不失史学家的求索实证精神。我们由此不难得出坛山刻石一定对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的结论，这种巨大吸引力只有当事人自己说得清和深刻体会。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坛山有刻石的消息宋祁是什么时候听说的？从什么渠道听说的呢？他是在到达河北之后偶然从乡党嘴里听说的吗？这一切我们只能是揣度。 公元1052年，趁着天高气爽的季节，宋祁向坛山而来。他没有打搅当地官员，轻车简从，从未著于文字的坛山尚未接待过像他一样学养深厚旨趣高洁的士大夫，亦不知将因他的到来而名声大振。 此行宋祁不虚，以他见多识广的人生经历以及在坛山的耳闻目睹，他收获而归。“吉日癸巳”四字“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状；地荒且僻，历数千年鲜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风射，日销月铄，几何其不遂湮灭”……宋祁在内心深处隐隐感到，在坛山上的发现，势必在他周围的士大夫中间和当地官僚阶层引起轰动效应。一个人的行为带着偶然性，一个偶然性事件却常会指向一个必然的结果，宋祁此时无法预想，坛山以及坛山上面的“吉日癸巳”刻石，在他离开之后将会迎接什么样的命运安排。 二、一个文化事件的诞生 有宋一代，对文化的重视超过以往。诸帝中，仁宗赵祯在位时间最长，计42年。当政期间，他重守成，政局相对开明和安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人庶民，对文化事业尤为钟情和投入。一批彪名中国文化史的风流人物亦相继涌现，活跃于这一时期。 公元1052年，名臣范仲淹去世，无论对于宋朝政坛还是文坛这都可谓重大损失。但晏殊、韩琦还在，欧阳修还在，司马光、曾巩、王安石等热爱文化事业的有为之士正在成长，走向成熟，宋祁不愁为他发现的坛山刻石找到知音。 有宋祁振臂宣传，坛山刻石的美名迅速在京城和京城之外传播开来。“赞皇发现了古字，且有传闻说古字与周穆王有着某种关系呢”，宋氏兄弟的威望让有关坛山刻石的新闻长上了翅膀，再传回赵州时，郡首坐不住了，对这样一件大事无论如何他不能坐视；事先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无所作为，他已经很被动了，不能再被动下去。 这是一个关系本地荣誉和发展的文化事件，谁要对这件事坐视不管漠不关心，谁就是玩忽职守，谁就是失职渎职就是犯罪。郡首很快为这件事定了性。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地借用这个事件为本地发展造势，以此提高知名度和信誉度。 这是个千载难遇的良机。郡守行动起来，亦调动手下人积极行动起来，首先弄清楚了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并派人去现场考察调查，证实坛山刻石上的“吉日癸巳”确为前所未闻未见的“前古绝妙之迹”。 “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然而通过此文化事件，如何争取到更大的荣誉呢？惟有让辖内的全体官民认识到刻石的重要……思路是在豁然间开朗的，郡守随后没有亲自出面，大的方向和路子敲定了，他就不必事必躬亲了，他有更多的大事缠身，把烦琐的具体事务交给下边去办，对于他而言会减少风险，亦更妥当和安全。 赞皇县令刘庄不负郡首的栽培与厚望，成为既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力执行者和推动者。“令刘庄者，因督工凿取，辇置归我”。刻石就这样生生被人从坛山上凿下来，更多的人因此得以近距离睹其风采，“人始惊异，观者日盈集”，拓摹的人亦多起来。 一时间上上下下掀起了坛山刻石风尚。不仅仅当地官员文士卷入进来，历史证明其后京城或外地的不少官员文士亦卷入了进来。所有的人都在像赶一场文化盛宴，都想借此机会露露面发发言，他们清楚文化事件可以装点盛世，堂堂皇皇的盛世亦需要这样的文化事件推动需要层出不穷的文化事件充实和丰富。什么叫欣逢盛世？这就叫欣逢盛世，没有比文化事件更能说明什么叫盛世，只有盛世才诞生如此人人趋之的文化事件。 “赞皇坛山石刻尚矣”，坛山刻石终于成了诞生于公元1052年，历史上最耀眼的一个文化事件。 三、欧阳修的加入 可想公元1052年的人们，在舆论的包围之中，争睹坛山刻石时的激动与疯狂。可这样下去刻石“何可支哉”，人们疯狂了，石头是吃不消的。 “噫，在寒山绝壁，昧昧然，人不知识”，“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爱重于时，石虽不能言，其亦感公之知遇”……皇祐五年即公元1053年，李中祐继任“权郡事”，任前他已听说坛山刻石“妙迹”。“幸权守于此，而睹其真，且惧经历久远，一旦圮剥，或坠于地”……后果不堪设想；这年夏天，李中祐在坛山刻石上加了题记，原样复制了一块以备慕名前来的观众。刻石原物被可靠地保护起来，嘉祐四年即公元1059年秋，移于州廨。 李中祐的题记是记录坛山刻石最早的文字资料。 其后此事被文豪欧阳修录于他的《集古录》。 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经所载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画亦奇怪。土人谓坛山为马蹬山，以其字形类也。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遣人于坛山模此字，而越州守将武臣也，邃命工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闻者为之嗟惜也。 金石是文豪欧阳修一生所好，他说：“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弄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 但欧阳修说：坛山在赞皇“县南十三里”，却让人莫名其妙——坛山明明在赞皇县北，山下还有叫坛山的村庄呢。“越州”亦让人疑惑，当是“赵州”的误写；以古地理言之，越州在今天的浙江，治所绍兴。 错误是在传抄过程造成的？还是作者自一开始就搞错了呢？欧阳修的文字写于治平甲辰年即公元1064年的秋分日，是时这位文坛领袖虚龄58岁，已近烈士迟暮之年。 欧阳修没有亲往访问坛山刻石的机会。所记有关刻石的文字信息极有可能是宋祁生前告诉他的。宋祁生于998年，卒于1061年，与欧阳修同时代，两人同朝共事多年，曾合作撰修《新唐书》，欧阳修写关于坛山刻石的文字时，“红杏尚书”已去世三年，他已不能向好友订正，只能凭记忆写下与刻石相关的地理描述。 “闻者为之嗟惜也”，欧阳修对坛山刻石的念念不忘及其归宿的深深叹息，通过其所特有的动情笔触，洋溢于不尽的语意之间。此时舆论业已造出，宣传声势业已浩大，赞皇坛山不想出名都难。 人怕出名，石头亦怕。欧阳修明白，他所知道的坛山刻石的归宿，绝非其最后的归宿。 四、没有结束 政和五年即公元1115年，不懂政治懂书画的宋徽宗赵佶未忘早已闻名天下的坛山刻石，将其调入内府欣赏。 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金石学家赵明诚病逝，留下凝聚其毕生心血和情怀的名著《金石录》。 赞皇坛山“吉日癸巳”刻字，“世传周穆王书，案穆王时所用皆古文科斗书，此字笔画反类小篆，又《穆天子传》、《史记》诸书皆不载，以此疑其非是。姑录之以待识者”。 赵明诚是公开对坛山刻石进行质疑的学者，亦是自其横空出世表示质疑的第一人。 “《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赵明诚具备的学术品质至今让人钦佩。 我们不知道痴迷于金石的赵明诚当年是否有机会进入内府见到过原刻。在他病逝前的1127年，赵佶做了金人的阶下囚，坛山刻石的原物从此失落，再无消息，从此世间只有坛山刻石的复制品。 世间围绕坛山刻石的议论却未因此结束。 稍后，陈思《书小史》云：穆王名满，昭王之子。时南域化人来，王与之游，而得八骏之乘，乃西游见王母于瑶池之上，乐而忘返。闻徐偃王得诸侯，遂长驱而归，后登赵州赞皇山，大篆“吉日癸巳”。 周穆王姬满所处时代，台湾学者柏杨先生称之为“半信史时代”。 他在位的时间至今说法不同，一种说法认为他在位55年，即公元前976年至公元前922年在位；依照此说，他在位期间的癸巳年指的是公元前928年，是时他在位已有49年。 在柏杨先生的考证里，这一年则整整提前了60年。他的《中国历史年表》记载周穆王姬满死于公元前947年。癸巳年，即公元前988年，周穆王“征昆仑”。按着这样的指引，我们对坛山刻石给出的解释应该这样似乎才合理：周穆王和他的幕僚们认为，这一年出征必定大吉，所以他把这种期盼和寄托刻在了山石之上，昭示天下，鼓舞士气。 还有一种解释出现于《穆天子传》，其中记载：癸巳之年，周穆王“至于群玉之山”，群玉之山传说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周穆王朝见西王母，必然要选择一个吉日。这一年值得纪念，而纪念的最好方式即是刻石了。（作者 刘学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