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鲁青未了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无论是内部社会政治条件亦或是国际环境，皆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面对此种局面，中国政府不得不对传统对外关系方式作出调整。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李鸿章便处于中国外交的最前沿，此后二十五年，中外条约“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2]，这也使得李鸿章总是处于朝廷和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关于李鸿章的对外策略，一直以来争议颇多。本文不敢妄下定论，只结合与俄国外交方面，对李鸿章外交策略作出一些评析。

一、李鸿章对俄外交策略产生的时代背景

自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政府联日政策随着日本侵台、侵朝而显现其不可能性，从而转向“防日”政策，事实上自1875年起，防范日本就已成为清廷抵御侵略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依此时清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不足与改革后“船坚炮利”的日本相抗衡，所以，寻求下一个“以夷制夷”的“靠山”被提上日程，而临近中国与日本，且强大的沙俄是清政府最好的选择。

随着科技工业革命的深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由自由竞争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为了获取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加深侵略扩张的力度和深度，遥远而古老的中国即是他们眼中最为肥美的大餐，当时的沙俄政府也是如此。

沙俄远东地区因其恶劣的环境而使得经济发展状况严重落后，沙俄政府曾多次采取一定措施试图治理和改善，但效果都不显著。且自彼得一世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但仍是个落后国家，经济实力不足以与英美等科技革命后的国家相抗衡，因而特别强调军国主义的发展。加之沙俄在19世纪80年代后，向西方和南方的扩张不断受挫，故而自然将目光转向亚洲，然其于近东、中东的扩张亦非一帆风顺，其触角便伸向了远东。而中国以李鸿章为首的政治家“联俄制日”的政策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李鸿章外交策略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其外交策略的形成深受时局和西方近代思想传入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他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外交策略。

二、李鸿章签订的中俄条约

据法学家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统计，李鸿章主持订立的条约达24项，其中中俄条款2项，本文主要以《中外旧约章汇编》为依据，以李鸿章签订的两项中俄条约为主，探讨其中体现的李鸿章对俄外交策略。

1.互助同盟条约：《中俄密约》

所谓互助同盟条约，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基于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而彼此承诺实施互助的法律文件。[3]

《中俄密约》即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秘密条约。1896年6月在莫斯科，李鸿章与俄方代表罗拔诺夫和维特正式签订《中俄密约》，又被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

根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的记载，我们仔细研究条约内容就会发现，条约第一款规定了同盟间军事互助适用的情形，即“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4]，出现以上问题，则中国享有“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5]的权利。

从此，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策略。条款第三、第四条则是中国为实现同盟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6]“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放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威。”[7]俄国通过此条款获得中国铁路的修筑权，俄方认为通过此条铁路，开始俄国远东侵略的步伐，开发远东地区，实现其经济、军事目的。

但如果从这两点来看，《中俄密约》在内容上体现了平等互利的性质，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务必履行相应的义务。但是条约第五款、第六款的内容则显露了俄国侵略的本质，“平常无事时，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8]俄国不仅可以随时在过境中国的远东调兵，而且可以管理部分中国的领土，甚至可以随时以作战需要占领中国的领土。同时，将条约生效时间与中东铁路修筑合同的订立直接挂钩，更能体现出沙俄的本意：与中国结盟，就是为了从中国获取路矿的建筑、开采权，所以中俄互助的实质昭然若揭。维特本人也说，《中俄密约》是俄国“整个对华关系和我国在远东的整个地位的基础”[9]。列宁将之称为“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10]。所以说，《中俄密约》是不平等条约。

依据条约第六款“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11]的规定，为了使条约尽快生效，在《密约》签订三个月后，俄外部次长罗曼诺夫就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签订《银行合同》、《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办东胜铁路公司合同》，通过这些条约，俄国取得在中国的筑路权等特权，并不断将之扩大，在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也未能履行条约义务，李鸿章的联俄政策自正式确立之时就背离了他的初衷。

2.租借条约：《旅大租地条约》

1897年俄以履行《中俄密约》条款为由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派军舰进驻旅顺口。1898年《英德续借款合同》签订，俄以英、法两国都有其既得利益为由向中国提出关于旅大租地以及建造支路到达黄海之事，并在双方谈判的同时动用军舰从海参威送兵力进驻旅顺口，不断给清廷施压。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经过中方多次辩论无果，由清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福分别在北京和彼得堡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将旅顺、大连以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为期25年；允许俄国将中东铁路修至旅顺、大连；清军不得在租地驻军，俄国对租借地有治理地方和调动军队的权利等。

俄国通过政治施压、军事威胁是俄国实现《旅大租地条约》订立的手段，完全违背了主权国家缔约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不平等性不言而喻。通过这一条约，俄国强行占据了大连湾附近港口重地，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加上之前的《中俄密约》、《银行合同》等条约，俄国不单取得铁路建设权并将其不断延伸扩大，更不断取得中国东北的管理权、采矿权、航行权等一系列特权，使整个东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如果说《中俄密约》打开了俄国侵略中国的大门，那么《旅大租借条约》则掀起了列强租借、瓜分中国的狂潮。俄据东北，宣告了李鸿章及晚清联俄外交的失败。

三、李鸿章的对俄外交策略

在“数千年为未有之变局”[12]的历史背景下，李鸿章对当时的时局进行分析判断，加之“和”文化、“诚信”思想等传统文化的浸润，近代西方外交思想的传入等多种影响因子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他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和戎外交”、“以夷制夷”和“诚信外交”的对俄外交策略。

1.和戎外交

李鸿章自出任封疆大吏，开始接触外交事务以后，在历次重大中外矛盾冲突中无不力主和议，将“和”局作为其外交的最终目标，形成了“和戎”的外交思想。

（1）“和”文化影响下和戎外交策略的形成

儒家文化的灵魂是“中和”，主张中是天下之本，和是万事王道，达到中和，则天地归位，万物生息。追求的是“天地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古代，“和戎”作为对待邻邦或少数民族的外交政策早已出现，用于利用较强的邻邦吞并较弱的邻邦，或用较强的邻邦牵制较弱的邻邦。李鸿章审时度势，认清自己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3]的外交方针，意在利用列强间的各自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使其相互制肘，从而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线生机。一方面顺应儒家思想追求的“中和”的最高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为实现变法自强创造稳定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2）和戎外交的内涵和表现

李鸿章和戎外交的策略是他总结古代外交经验和面对时局发展的产物。需要注意到是，“内须变法”才是其追求“和戎”的根本目的，“和戎”只是为达成“变法”的手段，意在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曾上书说“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14]提出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办军工，创实业，立西式学堂等多个方面，并倾尽一生为之而努力奋斗。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就必须力图自强，但就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外悬殊的力量对比出发，只能通过“外须和戎”这样相对缓和的手段逐渐实现其希望中国将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长远目的。可见，李鸿章采取和戎外交策略的本意并不是听之任之，任人宰割，而是为达到自强的目的。

这种外交方针具体到李鸿章对俄的活动中则体现为息事宁人、妥协退让的外交方法。是在“和戎”方针的指导下，为维护和局，避免战争，维系列强在华利益相对均衡和社会相对稳定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它贯穿于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始终，尤以对俄外交表现突出。

《中俄密约》的签订，标志着李鸿章“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为此，通过《密约》、《银行合同》、《合办东胜铁路公司合同》等条约，李鸿章对俄妥协，使俄在东北地区取得筑路、管辖、警察等多项特权，这也同时标志着李鸿章“联俄”政策的不可行性与注定的失败；胶州湾问题，俄进驻旅顺，借口英、法取得特权要求清政府对其“补偿”，就此，李鸿章再次对俄方退让，在争论无果后，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逐渐独占中国东北，同时也开启了列强在华租地的序幕；时至东三省交涉，俄国已成为清朝最大的祸患，李鸿章“联俄”外交宣告破产，但尽管如此，李鸿章却仍然未放弃其“联俄”政策。

在双方交涉中，清政府迫于各列强和国内群臣的压力，一直未敢与俄签订《俄国监理满洲之原则》，希望李鸿章能够让俄国宽限时日，以便从长计议，总之，并未批准公使杨儒与俄签约。但李鸿章却致电杨儒“名告英及各国驻使，事处万难，不得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15]杨儒未从之，随后，李鸿章一次次电告朝廷，劝朝廷同意即刻签约，甚至于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洲》中也说李鸿章尽了一切可能要清政府签约，真的是至死都在为联俄而奔波。

（3）和戎外交的得失

李鸿章虽意识到了西方的先进科学己经终结了天朝高高在上的假想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政策，但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王朝统治，在对外政策上努力寻求一条妥协折衷的道路，加之他本人对西方近代文化了解的不全面，致使这种以息事怀柔为主要内容的“和戎”政策实施的后果往往与统治者的期望适得其反。

《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借条约》中无不有侵犯我国主权的条款，李鸿章虽据理力争，想要尽量减少损失，却也为了“和”而最终妥协。损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和”，不仅不能得到和平，反而更加刺激了沙俄的侵略扩张的胃口也激发了其他列强的不平等心态，导致以后列强瓜分中国局面的形成。

2.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在“和戎外交”指导下，结合古代纵横家外交之术与当时政治局势而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对当时的中俄关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以夷制夷策略的由来

以夷制夷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于战国时代，古代中国纵横家发展为合纵连横之术，用远交近攻的方法，使强敌相互牵制，从而维护相安的局面。李鸿章结合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在“和戎外交”，力保和局的前提下的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意在利用列强间的各自的利益冲突、矛盾，使其相互制肘，从而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线生机。

（2）以夷制夷策略的实践——借俄慑倭

以夷制夷策略在“和戎”的指引下，贯穿整个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之中，在《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借条约》中则突出体现了他“借俄慑倭”的外交实践。

借俄慑倭是李鸿章以夷制夷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联日拒俄一样，都是在清政府当前面临其中一个强敌时而采取的权宜之计。1880年，李鸿章在《妥筹球案折》中曾表示说，如果能与俄国在中俄伊犁交涉中顺利解决，则日本与与其他列强都会碍于俄国而心存惧心，而且李鸿章还认为，俄国比日本要强大百倍，日本又多次欺辱我国，“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16]。首次明确提出“借俄慑倭”战略思想。

随后的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在曾纪泽使俄前就已确立好谈判的主要内容（见拓荒，《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涉刍议》，《江淮论坛》1988年06期；拓晓堂辑录《李鸿章关于中俄伊犁交涉的未刊书牍四件》，《文献》，1990年02期），李坚持和局许与“借俄慑倭”有关。至于三国干涉还辽，俄国低息贷款予中国，使俄国在清廷中的支持率直线上升，不单李鸿章，慈禧、刘坤一，连一贯主战的张之洞等人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都曾发表过要求与俄联盟的言论。

所以，此时与俄结盟签约，在清廷已达成共识。甚至于《字西林报》在《中俄密约》未正式签订前就已曝露出与正式条约大同小异的条款内容（见窦宗仪《李鸿章（年）日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47页），足见清政府与俄联盟的迫切。

因而在“借俄慑倭”政策的指向下，李鸿章访俄，并签订《密约》，其中条款的第一、第二项就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即与俄签约结盟就是为了防范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但随着列强的侵入，李鸿章联俄已不单单是为了慑倭，同时也是为了防范其他列强，这可能也是他1900年后外交策略近乎完全导向俄国的原因。

（3）以夷制夷策略的得失

1896 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以为可得“二十年无事”，但是实际上，通过条约，沙俄不仅夺取了中国东北的铁路，还打开了以后俄国陆、海军进入中国的通路。随后不到一年，又强租旅顺、大连，并进而把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东北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此以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模仿，进而掀起了以租借为由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种结局是李鸿章所未料及的。一般来说，弱小国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不失为一种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宜之计。但若一味依赖以夷制夷，不能认清列强侵略、唯利是图的本质，不能意识到自身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落后，其结果必然为“夷”所制。

3.诚信外交

诚信外交既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其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

（1）“忠、信、笃、敬”思想影响下诚信外交策略的形成

李鸿章自幼在私塾内学习四书五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使其最高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一切遵从于“纲常礼教”。后又师承曾国藩，曾国藩是有名的儒生，曾教导李鸿章“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己”[17]。在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告诫他“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脚踏实地，践跌亦不至过远。”[18]认为外国人一定会被“忠、信、笃、敬”的儒家处事原则感化。其诚信外交思想对李鸿章影响深远，以致于李鸿章本人也说他“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19]这“一言指示”指的就是与洋人交往要诚信，诚信待人，诚信做事。

（2）诚信外交的内涵和表现

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李鸿章认为既不能过分妥协迎合洋人，“失之过弱”，又不能对其过分强硬坚决，“失之过刚”，应该采取刚柔并济，中庸的手段。所以他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以诚信待洋人，勿要有欺诈之心。李鸿章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方面，与洋人交际要坦诚礼让。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对洋人要“可从则从”，不能失去费劲心力创造的“和”的局面。另一方面，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他认为，凡事都要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从而不至于有大的过失。

这样的外交原则也最终影响了他对于国际形势的误判，使其过分依赖国际公约。比如1874年，在日本侵略台湾后，李鸿章愤言到“夫交邻国所重者，信尔。失信，为万国公约所最忌”[20]。

（3）诚信外交的得失

李鸿章希望通过以夷制夷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从而着手自强事业，其主观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凭借“诚信”的中国传统道德原则，依靠国际法的保障，在强权即公理的近代社会，与志在扩张、掠夺、攫取大量在华利益的西方列强交往，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必然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在李鸿章的这种外交策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近代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使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的思想已正在向近代化转变，逐渐吸收西方近代国家、外交等方面的思想，从而刺激官僚知识分子的觉醒，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李鸿章在力保和局的原则方针下，对俄国等西方列强采取以夷制夷、和戎外交等策略，其政策尤其倾向俄国，但最终也未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晚清王朝，随着《旅大租借条约》的签订，其联俄政策也正式宣告失败了，留给后人无限思考。他作为晚清的重要臣子，担当了清王朝末期主要的政治外交工作。代表清政府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并非他本意，而是敌强我弱下不得已的选择，即使没有李中堂，也会有张中堂、王中堂签署合约。

李鸿章积极采取外交策略，即使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也展现其试图改变中国的美好愿望。他积极推动近代化，从自身起，努力向西方学习，虽最终也失败了，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为以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原则”、“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21]，“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22]。

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建设者，他未能挣脱专制制度的枷锁，完成向现代政治家的嬗变，作为晚清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他未能在传统伦理纲常中解脱，实现向近现代政治思想的跨越。他虽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但更维护三纲五常，由此也注定了他所推动的自救运动和外交近代化的失败。注定了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真正近代化的阻碍。这是他个人的无奈，也是时代的悲哀。

注 释：

[1][12][14][16]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奏议[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5)107,(6)160,(24)110.

[2] 梁启超.李鸿章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7.

[3] 王瑛.李鸿章与晚清条约.[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119.

[4][5][6][7][8][1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北京:三联书店,1957(l):650—651.

[9] (俄)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傅正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54.

[10] 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4):204.

[13]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信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646.

[15]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电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1):7026.

[17] 薛福成.庸庵随笔(邓亦兵编选、校点)[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208.

[18] (清)曾国藩.挺经[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87.

[19] 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109.

[20]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4070.

[21][22] 马勇.梁启超:中国近代名人传统丛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77,86.

参 考 文 献：

[1] 梁启超.李鸿章传[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

[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 北京: 三联书店,1957.9

[3] 苑书义.李鸿章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

[4] 自龚书铎,李文海.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辩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3

[5] 杨晓敏.论李鸿章的对外交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5)

[6] 胡滨.卖国贼李鸿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6

[7]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0

[8] (俄)维特,傅正.维特伯爵回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0

[9] 薛福成.庸庵随笔(邓亦兵校点)[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3

[10] (清)曾国藩.挺经[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4

[11] 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5

[12] (俄)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

[13] 马勇.梁启超:中国近代名人传统丛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0

[14] 刘世华.李鸿章外交思想新论[J]安徽史学,1993(3)

[15] 欧阳跃峰.论李鸿章的“和戎”观[J].近代史研究,1995(3)

[16] 吴福环.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J].学术月刊,1988(11)

[17] 刘世华.李鸿章“以夷制夷”新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5)

[1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