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论语》思想体系的构成：四大板块一个核心四个字。
“悦”“学而习”，堪比古希腊哲学之“爱智慧”，有胜于“学以致用”。
信天命甚至“畏天命”却不安于天命而执着于主观努力。
怀疑鬼神之有无——中国未产生本土宗教的根源之一。
为人为政的核心与世界顶级的普世价值观。
为政以德的要害和新儒家政治儒学的死穴。
孔子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和治学原则与柏拉图之比较。
直面孔子有言有行的一次不讲诚信。
正文
《论语》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一个核心四个字。四大板块是：论为学、论为人、论为政、论天地鬼神卜筮。一个核心是：仁。 四个字是：孝悌忠恕。
《论语》论为学多有经典语句和有益教诲。全书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中的“悦”字就很了不起，视学与习本身为乐事，与古希腊“哲学”原义为“爱智慧”异曲同工，是从古至今一直被奉为圭臬，将“学”完全功利化世俗化的所谓“学以致用”不可同日而语的。今人将“阅读”换成“悦读”即源于此。孔子赞扬“古之学者为己”，认为求学旨在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开中华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之先河。孔子还揭示了学与思的关系，强调“学而不思则罔”，坦然地“不耻下问”“每事问”、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了向身边的人学习，与善者不善者交往均可从中受益（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凡此种种，都是有关学习的宝贵教训。
孔子同时代的人大都相信天命鬼神卜筮。孔子也相信天命，多次谈到天与命，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宪问》），还有“知天命”“畏天命”等等。但他同时又提出了“不怨天不尤人”（同上）的宝贵思想，注重主观努力，执着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同上）。所谓“不可”就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自然也就包括俗话说的“没这个命”，孔子却偏偏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了孔子不完全屈从于天命，与命运抗争的精神，给人鼓舞，难能可贵。孔子相不相信鬼神呢？《论语•八佾》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透露出孔子对鬼神的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当季路问鬼神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再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思想中的这种无神论倾向，在当时肯定有一定的代表性，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孔子的无神论倾向也许正是汉民族始终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土宗教，以及有外来宗教传入后，信徒也未必都十分虔诚的重要原因之一。既然怀疑鬼神的存在，所以孔子对卜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
下面着重从为人为政两个方面来谈谈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仁”是孔子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也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为人为政的核心。
作为理想人格的“仁”，其具体表现为：孝悌忠恕。《论语•学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接下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孝悌是“仁之本”，忠恕则是“一以贯之”的“吾道”，可见“孝悌忠恕”四个字是作为理想人格的“仁”的基本内涵。
“仁”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子曰： “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德的核心就是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篇》） “克己”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同上)， 即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复礼”就是回到周礼去。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就是孔子的“为政以德”。
联合国有一个处理国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用几种语言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英语文本是：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想人家那样对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对待别人）。汉语文本则是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论语》中多次出现，且看《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以终身行之”与前述 “吾道一以贯之”相呼应，可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在。“不欲”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还有 “君子和而不同” （《子路篇》），“四海之内皆兄弟”（《颜渊篇》）都是处理大到国家之间，小到集体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黄金法则，是世界顶级的普世价值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是孔子对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贡献。
此外，孔子还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篇》）表现了他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孔子又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语出《孟子•梁惠王下》）既然孔子对使用泥偶木偶作陪葬都反对，就更不必说他是反对用活人作陪葬的了，可见他也是尊重普通人的生命的。在2000多年前就能这样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孔子没有就此扩展开来深入下去，使尊重普通人的生命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理念。
《论语》也有诸多明显的弊端。
1、“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有几十种。前文所称世界顶级普世价值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他对“仁”的解释之一。但“仁”作为具体表现为孝悌忠恕的理想人格，最后归结到忠君（“臣事君以忠”）而不犯上作乱，这就是为君主专制社会培养顺民乃至奴才，阻碍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了。而且这种所谓理想人格其实也并不理想。比如“孝悌”二字，我们善良的小百姓自然大都是孝悌的，但是那些江洋大盗杀人犯中也不乏大孝子。有的长期逃亡在外的重案嫌犯最后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太孝顺，忍不住冒险回去看父母，才被知其孝顺而长期蹲点守候的警方抓获。难道我们能因为这些杀人犯是孝子便说他们做到了“仁”吗？即此一端便可见《论语》以孝悌为“仁之本”是很片面而难以自圆其说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论语》中孝悌为仁之本这几句话并不是孔子说的而是有子说的，并且也不是有子的原创。早于孔子的管子就说过“孝悌者，仁之祖也。”（《管子•戒篇》）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无可厚非。但是有子却将其上升到不犯上作乱当顺民，这是《论语》最遭人诟病的弊端，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的主要根据之一。但这一回还真让孔子给有子背了锅。再说“忠”字，如果不看对象也是很成问题的，黑社会的人就特别注重“忠”，因为要忠于老大，忠于团伙，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什么罪都可以犯。总之，“孝悌忠恕”不能绝对化。因为在“忠恕孝悌”等等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价值观，那就是尊重人敬畏生命。如前所述，这个理念孔子曾经偶尔轻轻地碰了一下，但未成为其核心思想，因而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却只字未提限制君权（孟子则不然，黄宗羲更是大超越，本人将在关于孟子的专文中论及），显然只是单方面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这正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之一。
3、孔子的“为政以德”即新儒家所谓“政治儒学” ，听起来冠冕堂皇高大上，实际上违背常理，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首先，社会上的人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的道德标准是有差异的。然则以谁的“德”来治国呢？由谁来解释这个“德”的内涵和外延呢？人们凭什么确信大权在握的治国者有“德”且能永葆其“德”呢？谁来监督他们不失“德”呢？这都是“为政以德”本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德治”就只能是极少数甚至极个别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大权而不受限制的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我们再回顾历史，“为政以德”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真正施行过。中国自汉以来的历代王朝，其政治模式都是以阳儒阴法为主流早已是学界的共识。“为政以德”只不过是儒家真君子的一厢情愿，伪君子的遮羞布。现在又有新儒家试图以政治儒学来治理国家。如蒋庆先生在其《公羊学引论》中说：“只要今后中国人都排除各自的私见，共尊孔子为王，儒学就会恢复其曾有过的创造历史的力量，开出新外王而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大放异彩！ ” （见该书145页）前面已经说过，儒家思想从来没有创造过历史。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 和 “浩然之气”，虽然成就了一部分仁人志士抵抗外侮的将领的事业和英名，留下了世人敬仰的人格光辉和道德榜样，却没有也不可能引发社会的变革，推动历史的前进。至于要“今后中国人都排除各自的私见，共尊孔子为王”， 则无异于要重演一次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的闹剧。但时代毕竟向前了，现在是多元的社会，这样的闹剧不可能重演。还有杜维明先生也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做人上能够站得住，不做损人损己的人，不做损人利己的人，做一个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如果有点权力，还帮助一点人，只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民族就有救。”（杜维明：《没有批判精神，儒家就死了！》萧三匝先生整理发布）杜先生和蒋庆先生一样，用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全称假设判断“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作立论的前提，其具体内容则在《论语》中找不到根据，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更是行不通，只能是杜先生一厢情愿的空想。
4、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关于读书学习的许多论述都是非常有益可取的，其“有教无类”的理念和实践更是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但是他的办学宗旨是“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师说》），其教学方法限于老师讲学生听，或学生问老师答；不像古希腊教育家柏拉图创建阿卡得米学院那样，旨在引导学生养成批判考察的习惯，训练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见罗素《西方的智慧•雅典》） 。孔子虽然也有备受称赞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一说，但那意思不过是“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与柏拉图所倡导的批判考察和独立思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孔子的治学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同上），只强调传承而不注重创新突破，也给后世带来了消极影响。
至于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以及后来韩愈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说》），强调的都是“仁”是“道”，而“仁”和“道”是至高无上不能质疑更不能批评否定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强调的则是“真理”而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思想理论，按照“更爱真理”的原则学生可以批评甚至否定老师的思想理论。可见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柏拉图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将孔子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和治学原则与柏拉图作比较，并不是要用柏拉图来贬低或苛求孔子，只是“从世界看中国”，指出孔子的教育理念的局限，不赞成某些国学传播者将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加以神化。在儒术被推为独尊之后，孔子的办学宗旨和治学原则也被奉为圭臬，师道尊严成为主流意识，在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对中国思想史和国民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思想界罕见有批判精神独立思考的大学问家，孔子的思想及其他被视为“道”的理论都不能自由地公开质疑批判，更未出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批判老师而将理论推上新阶段的人物。尊师重道成为全民共识，无论学校还是社会，批判老师的学问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文革时期当然不在此例），以至从汉到清二千多年，中国思想理论少有颠覆性的重大突破，少有领先世界的创造发明，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国民性中也因此少有批判的基因。
5、孔子关于为人的论述也多有可取可贵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到底要不要讲诚信。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可见孔子是主张讲诚信的。但是孔子又曾对子贡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这却是不必讲诚信了，因为“言必信”者是小人。不少学者力图从正面来解释这一句话，说孔子不是不讲诚信的意思。遗憾的是，《史记•孔子世家》却偏偏记载了一件孔子不讲诚信的事：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你看，孔子不讲诚信了，学生子贡奇怪了，发问了。但孔子回答说，这是受要挟而发的誓，神不会怪罪的，因此不必遵守。司马迁对孔子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不可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来抹黑他。而孟子也偏偏说了几句等于是为孔子的不讲诚信作开脱的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然则何为“义”？这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可以见仁见智的。这就为“大人”不讲诚信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孔子的“要盟不信”则为以后的“大人”提供了一个可资效法的的先例，给后世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是令现代新儒家难堪又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