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茶馆：乡土与江湖
民国茶馆：乡土与江湖
撰文：刘东黎
旧时的民国茶馆里，在或简约或奢华的陈设装饰和喧阗的人群背后，藏匿、折射着江湖风云的盛衰，乡土世界的荣枯，风潮时势的强弱，以及世道人心的炎凉。
在近现代中国，茶馆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化意象。20世纪前期，苏州有五六百家茶馆，成都达千余家，北京更是“茶寮酒社斗鲜明”。有资料表明，1931年杭州全市茶馆数达555家，超过饭馆、面馆等一倍之多。坐茶馆更是成为民国时期杭州流行的一种时尚。同年2月出版的《杭州市指南》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每于公余星假，遨游之余，登楼一望，香茗一壶，亦足以畅舒幽情。”
在茶馆里,一个落魂的外乡青年，可能会遇到意外的机缘，一个商人可能做成一笔生意，一个手艺人可能遇到新雇主，一个迷茫的学生可能与某“社”或某“会”建立联系。“闲”和“忙”在茶馆中，是可以交替的，而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在晚近中国有限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城镇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际交流场所，的确是不可想象的。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互动空间，是一种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做为这样的公共领域，自然会聚集起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也提供着异采纷呈的乡土特色与“江湖”传统。
传统中国是礼治社会，以“无讼”为高境界，有了纠纷不赞成打官司，而是请出当地有话份的士绅出面调停。这个“调解室”多半就会选在茶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有听众，有公平和公开之意，名为“吃讲茶”。这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息讼”方式，大体就是要以和平的方式，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比如某地有这么一位士绅，“王太爷在亡清是位秀才，……在本乡是个地主，拥有田数百亩。镇上有片茶馆，是王太爷的办公处。他镇日独据一桌，住在那里，高谈阔论：不是说捐税太苛,定是说人心不古……他憧憬唐虞三代之盛，他痛恨这用夷变夏之非。他骂外国货。……他会断家务事、钱债。他的说话比法院里的判决书还有效，因为他能根据圣经贤传，亡清律例，正颜厉色地把人说得不敢不从。”（拾玖:《王太爷别传》,《申报》1936年6月2日）
茶馆还是绝佳的交易市场。商人多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公私业务之谈判，各种行情的调查”，每天不知有多少贸易在茶馆里成交。很多茶馆甚至成为行业聚会的场所，并由此形成较为固定的顾客群。商人们坐在茶馆里洽谈生意，而货物一般都在集市上，茶馆还为商人提供立契签约的方便，诸如文房四宝、印泥等。
近代杭州茶馆的变迁，正与近代工商发展之区域经济特点相连。如1935年《杭州市指南》中所记：“仁和路之雅园与一乐天，内设雅座，为一般商客集谈之处。吴山路之龙泉茶店，多系水木工头聚会之所。”这样的茶馆，已经近似一个行业俱乐部了。所以在类似杭州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更于工商会合、轴轳囤集地带，茶坊鳞次栉比”。
此外，那些秘密结社、走私鸦片、武器的帮派势力，也会选择在茶馆活动。比如在四川被称“袍哥”的哥老会。在民国时期因攘助革命有功，该组织一度风光无限。不过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使其形成一套神秘的规则和行为方式。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也分为公开与秘密两种。
不少茶馆实际上就是为袍哥所开。有时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就是一个该帮派的聚会之所。他们利用茶馆这样的地方召集成员开会议事，此类活动称为“茶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等，都会有一些相对公开的内部庆祝活动。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会主动加入，以求得特殊的保护。因为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会向茶馆征收“保护税”，若有不从，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在一篇写于抗战时期的小说里，有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类似这样人物，如上述“吃讲茶”的调解人，其所在的茶馆，一般即为袍哥所开，被用于开展各种活动，其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
同时，这类茶馆也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秘密地点。在清末，茶馆里如果人们看到一些客人举止神秘，就多半与帮派有关。比如一个袍哥有案在身,到一地后即先到事先查明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茶馆老板很快就能从其神态行迹中窥见端倪，然后就会用“茶碗阵”来探口风。“茶碗阵”是一种外人不知其意的密语，仅袍哥掌握。如果来人回答准确恰当，即会得到救济与帮助。
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党人也曾以茶馆为掩护，与敌人展开周旋。杭州登云桥旁有一家小茶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处秘密联络交通站，失业工人胡友开是这家茶店的店主兼伙计。他常在茶客的聊天中，探出一些风声，提供组织参考，并多次出色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在晚近中国，熟人社会和乡土社区构成了透明、恒定的人际互动空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江湖”则是游民的生活空间，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朝廷庙堂对立的，充满了艰难险阻、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帮派争斗。遍布城乡的茶馆，及其所携带的“江湖”气质，多少疏离于政权体制之外，有时更与流民、帮派活动相连，染上了一种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莫测光彩。
每至时局混乱、革命悄悄酝酿之时，茶馆更会成为城市的信息中心乃至革命策源地。每一种小道消息、街谈巷议，顷刻就会从茶馆流布，然后很快遍及城市四方。而在当局看来，这个中心的作用自然是负面的，认为茶馆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地带。在茶馆里，多有“无聊之辈混迹其间，或任意雌黄，混乱黑白，或捕风捉影，蛊惑人心”；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些内容常被当局视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闲言碎语。
但不管怎样，一个茶馆总会是一个舆论中心，民意在这里得以自然抒发，“纵论古今，月日人物，是非政治，表彰公益。善者则称诒不置，恶者则贬斥有加。”（陈珍琼《茶馆与昆明社会》）说东道西，飞短流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非善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20 世纪上半叶，茶馆就是小商业的代表，也是一个复杂的机构，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是各种各样人群的工作场所，还是参与公共政治的地方。它是人们进行交流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变革的预示者。
旧时茶馆都设有书场，邀请一些当地的说唱艺人，演出“小唱”“清曲”或“说因果”等，其内容不外乎“闺阁千金有宿缘，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御赐结婚大团圆”之类，充满了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等说教。随着时代风潮的变化，尤其在晚清和民国政治巨变的浪潮下，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向于时事领域，“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云云。限于时代条件，对该剧的主旨虽然理解偏颇，却也反映出满清统治被推翻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
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与此同时，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茶馆文化开始慢慢隐退，舞厅咖啡店文化开始兴起。
美籍华人学者王笛先生曾以成都茶馆为研究对象，观察研究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认为政府和改良精英对茶馆的控制和改造，大都会以失败告终，这也显示了茶馆旺盛的生命力。近代茶馆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承担着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功能，是“民间纠纷调节的重要场所，社会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控制舆论的力量”，而且“茶馆的这些功能，正是近代民间社会内在运作逻辑的体现”。（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茶馆，是观察近代史的绝佳窗口，是晚近中国纷繁世界的缩影。民国社会不是世外桃园，亦非人间地狱。通过茶馆这个窗口望出去，庙堂权力与江湖帮派同在，士绅阶层与工商业者并存，宗法规则与法律契约共生，终日劬劳与民俗娱乐互补。罪恶和纯朴，黑暗和光明，不是地域与制度固有的特征，而是社会与时代进程的自然现象。
乡土和江湖，本来是地理名词，但是在中国的语境里，与之相对的是朝廷、庙堂，是喧嚣扰攘的市井红尘，也具有着山高水长的情感含义。旧时的民国茶馆里，在或简约或奢华的陈设装饰和喧阗的人群背后，藏匿、折射着江湖风云的盛衰，乡土世界的荣枯，风潮时势的强弱，以及世道人心的炎凉。
撰文 | 刘东黎
排版 | j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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