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二次之行
为了参观访问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为了看望多年不见的二舅，我在放假后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早晨，就动身去上海了。
那天，我起得很早，因为学校有一只破旧的收音机需要我带去修理。起来后，我就带了20来元钱和二、三斤花生到尤集小学去了。到了学校，姜会计就把那只破旧的收音机和10元钱交给我。临走时，姜会计、李平老师夫妇都嘱咐我说：“现在各地的派性闹得很激烈，到了外面，如果遇到辩论的事，你千万不要插嘴多说。”最后李老师看见我把钱装在裤子后面的小袋里，就说：“把钱装在那里最危险，容易被小偷儿偷去！”他们交代完毕，我就出发了。
早晨，从尤集乘汽车，将近中午，我就到了灵璧县城。到了县城一看，到处墙壁上、建筑物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这些大字报和标语中，有的是巩派，即保守派写的关于巩固灵璧县“革命大联合”的正确性、必要性的，有的是屁派写的关于揭发批判灵璧县革命大联合的错误实质的，有的是揭批县人武部主要领导人葛连针、李金奎等，在“三支”、“两军”中所犯的错误的。对于这些大字报、标语等我没有时间细看，只能一眼扫过。
当我正在街上慢慢走着，忽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看打扮是一名工人——正站在大街中心，昂首挺胸，情绪异常激动地大声叫着。大意是，我们“红联”战士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为巩固灵璧县革命大联合，为巩固、发展灵璧县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而奋斗到底！灵璧县革命大联合就是好！如有不同意见者，欢迎前来辩论！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我只略停几步，听几句，就又继续向汽车站走去了。
下午，乘汽车到了固镇火车站。晚上大约七点钟左右，我在上火车时，由于奋力护着前面的两个小孩子，结果装在裤子后面小袋里的20多元钱被小偷儿偷走了。幸亏车票和3角钱装在衬衣口袋里没被人偷走。这时我非常后悔，不该不听李老师对我的嘱咐。
上车后，我坐在车里闷闷不乐，有时向车窗外面呆望，有时和其他旅客拉呱。在和别人谈话时，我发现大多数旅客都闭口不谈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事，只有极个别人在小声议论。
火车过了蚌埠车站，我和同位的一位中年旅客拉呱。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合肥去；我又问他合肥乱不乱，他说乱得很。接着，他便直爽地对我说：“合肥的两派斗争得很激烈。屁派以《九条》为武器，坚决和极派斗，而极派总是不甘心失败，进行疯狂反扑，他们一再挑起武斗事件。我们屁派没办法，只好也拿起武器进行自卫还击。”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他前后左右的几个农民打扮模样的人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家乡雇来，到合肥去搞武斗的。”说完，他问我是哪一派的，我只好照实说我也是屁派观点的。他听说我也是屁派，就又问我对《九条》学习得怎样，我说只知道《九条》是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但学习得太少，理解得十分肤浅。他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合肥屁派的群众都能把《九条》背诵出来，唱出来。”
火车又向前行驶了一段路程，到了苏州站停了下来。一会儿，司机刚把车发动，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喊：“抓住老保！”这时车又停下。听熟悉内情的人说，这是司机为了接受造反派的检查才被迫停车的。
火车到了南京，需要转车，在上车前，我用眼扫描了几下街道两旁、街道内外的墙壁上和其他建筑物上的标语，知道南京的屁派组织——“八·二七”在舆论上占压倒优势。有的标语上写着：江苏省“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坚决把权再夺回来！还有一幅标语上写着：愤怒声讨××兵团的流氓分子强奸我“八·二七”女战士！
经过一天一夜的疾驶，火车于17号的傍晚到了上海北站。下了火车，我又乘坐三轮车向二舅家——东安路东安二村69号驶去。三轮车工人蹬着三轮车在大街上飞快地行驶着，我的两眼不停地向两边的墙上、建筑物上看去，只见那些墙上、建筑物上，同样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和各种小报等。在那些标语中，有的写道：打倒“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的写道: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誓死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的写道：“八·二四”行动是革命行动！有的写道：坚决砸碎“支联站”，打倒狗头军师全向东！有的写道：坚决揪出疯狂迫害柯庆施同志的罪魁祸首！有的标语上写道：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不少的标语上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看这些标语、大字报后面的署名，都是什么“上体司”、“工总司”、“红总司”、“联司”等。在看大字报、标语口号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市面上根本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混乱不堪，而是风平浪静，秩序井然，人们正常地工作着，生活着，没有一点恐怖紧张的气氛。
不多一会儿，三轮车驶到了二舅的家门前。这时我用手敲了敲二舅家的门，二舅听到敲门声，就从屋里出来给我开门。于是，三轮车工人就照着我事先对他讲好的话——说我的钱在路上丢了，没有钱付车费——对二舅说了，二舅听说后，就拿了钱付给那位工人，那位工人就走了。
进了二舅屋里一看，一切都比我第一次来时变了：舅妈和保姆比以前显得苍老了许多，几个弟妹也不是小孩子了，屋子里的地板、家具和墙壁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全家人，除了二舅以外，都不像第一次来时对我那样热情了。二舅自然是问这问那，别人都不吭声。
这一次上海之行，我在二舅家过了20多天。上海虽然是个豪华的城市，同时那时上海的革命生产形势也的确令人鼓舞，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到有一丝快意。因为舅妈脸上整天没有一点笑意，现在我想，那大概是由于她政治上受打击，或者是由于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缘故吧。几个表弟和表妹也不懂一点礼貌，从来不叫我是哥哥，就连对他们自己的父母，他们也往往直呼其名。更有甚者，有一次，一个表弟竟在小黑板上写着“打倒张继朝大坏蛋”，二舅夫妇也装作听不见、看不见。保姆看到主人对我的态度不好，她对我也冷淡起来，吃饭时，她一个劲儿地让其他客人吃，而从来不理睬我。
但值得我庆幸地是，二舅每次下班回来，常常给我带来一些学习材料。这些材料中，有的是批判材料，如《在幕后》一书，是揭露王光美在运动初期是如何推行“资反”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有的是介绍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动态的，如《三审王光美》是介绍首都某造反派组织审判王光美的详细经过的。还有不少材料是报导新疆、浙江省的温州地区、南京、武汉、四川、徐州等地的两派，是如何抢军队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等，开展大规模武斗的。还有的是报导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如何下指示处理各地的问题的。总之，这些材料的内容既广泛又新鲜有趣。因此，拿到这些材料，我天天如饥似渴地读着，爱不释手。
有时在家里觉得闷得慌，我就到街上去散散步，看看大字报或大批判专栏等。我特别注意有关报导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关于对安徽的造反派，大字报或标语上，一律称屁派、炮轰派或踢派。如果是保守派则称为好派、极派或支派。这些称呼的原因是：比如说，1966年“八·二七”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以后，接着，在上海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八·二七”也盲目效仿上海造反派的做法，夺了安徽省委的权。夺权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安徽造反派的夺权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是一派夺权、一派掌权，中央不能承认。可是，“八·二七”内部的一部分形左实右的极左分子拒不承认错误，他们狂呼：“八·二七”夺权夺得好，好极了！于是这一派就称为极派；而“八·二七”内部的反对派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则说：“八·二七”夺权是假夺权，好个屁！于是这一派就被称为屁派。同样，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不过，各地的称呼不尽一致，如灵璧县称保守派为巩派，或好派，称造反派为屁派。后来，和其他大部分地方一样，改称屁派为炮轰派。萧县称保守派为支派，称造反派为踢派。
从那些有关安徽的消息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迅速朝着有利于革命造反派的方向发展的。如，有的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6408部队到安徽支左！有的“消息”上报导了全国各地，如北京、上海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声援安徽炮轰派的情况。有的“消息”上报导了安徽军分区主要领导人严△、宋△等，在北京向造反派作检讨的情况。总之，街上出现的那些有关安徽问题的大字报、“消息”、标语口号等，基本上是炮轰派或支持炮轰派的组织写的，只有极个别的是好派写的。这样，好派在上海成了“孤家寡人”，没有立足之地，而炮轰派在舆论上远远压倒好派。看了这一切，自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内心感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从而加深了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增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胜信心。
9月11日，我动身回家了。在返乡的路上，所见所闻仍然是关于派性斗争一类的东西。当火车到了无锡站刚停车时，就有一个青年妇女拿了一大叠传单向旅客们散发。她也发给我一张。我一看内容，才知道原来是无锡市的一个名叫“九·二”串联会的群众组织，揭发该市的另一个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大搞“打倒一切”的罪行的。我再看看其他旅客，他们在拿到传单以后，连看也不看一眼，就都装到口袋里去了。当火车到了苏州站时，看到站里连一个服务员也没有，只有几个解放军同志给我们旅客送水。有人说，这个站里的人都去参加武斗了。火车到了南京，只见街上有一群人抬着几支枪，边走边敲锣打鼓。有人说，这是某群众组织的成员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去缴被他们抢去的枪支的。
火车到了宿县站，我下车了。下车后，我和其他几个旅客急忙跑到汽车站。到汽车站一看，站里空空的，只有一个老奶奶在站门前卖香烟一类的东西。我们问她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往时村方向去的汽车什么时候开。那位老人答道：“最近武斗很厉害，站里的人有的去参加武斗了，有的怕死逃跑了，近来向各地去的汽车都停开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派，才敢在这里卖东西。你们要回家，还是步行吧。”听了老人的一番介绍后，我只好步行100多里回家了。
回到家里以后，父母亲见到我，就问：“你在上海怎么过这么长的时间？家里的人都焦死了，听说外面打得很厉害，恐怕你在外面有什么好歹。刚才还托人捎一封信到尤集邮局去投寄。这封信是寄给你，问问你的情况的。你回来了，家里的人就放心了。”说完，父亲就把托人投寄的那封信要来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