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依《华严经》而立，《华严经》本为世尊始讲；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居上首，等于助教。因此，称他们为－－华严三圣。华严宗，在印度虽然有《大事》《兜沙经》《华严经》《不思议》《十地论》等，但未有判教立宗之说。其后，马鸣菩萨继著《大乘起信论》，但启而末发；次世尊涅槃七百年后，有龙树菩萨入龙宫得《华严经》。流通于人间，后九百年世亲菩萨著《十地论》予以宣扬。
在中国《华严经》东晋始译，未被世人注意。自南北朝的末叶隋唐初期，天台、三论、净土、律等诸宗大为兴隆，乘此机遇华严宗也建其独立。隋朝，杜顺和尚，著《华严法界观门》，以两千言总括了华严奥旨。后被世人尊为东土华严宗初祖，因此华严宗在中国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二祖智俨作《搜玄记》《十玄门》《孔目章》等，以申其义。到了三祖法藏大师（贤首国师）继杜顺大师、智俨大师思想把故有之著作加以延伸，作《探玄记》《金狮子章》《五教章》等三十馀部百余卷著作，章疏多种，仅现存者共约二十余种，阐扬一乘教义，华严法门由此大行，故本宗亦称－－贤首宗。

在南北朝后，中国本土的高僧们先后开展同样一件事，就是教相判释，依据本身对印度的佛教经典认识理解后，给予判定各种佛典价值的基础上对已经翻译的经典加以分类组织。
因此，行成了中国本土统一的体系。华严五教系统依所诠法义之浅深，将世尊一时代所说的教相分为：「1、小乘教，2、大乘始教，3、终教，4、顿教，5、圆教」。因为华严五教的判释，并非依某部经论来判释的，而是汇集诸宗之集大成为一体，广泛地依据各种经论而建立的。华严宗对诸宗经典所作的分判，主要针对一乘、三乘之差别来入手，且以本、末教来加以区分。
以《华严经》为别教一乘（究竟一乘），用以显示一乘之不共三乘，于《华严经》以外的诸经典则为三乘教。法藏大师基本判教思想还是继承杜顺大师与智俨大师对《华严经》《法华经》之不共一乘、共教一乘（究竟一乘、方便乘）的看法，来分判《华严经》《法华经》。于《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以别教一乘、同教一乘来区分一乘的。

「法华」与「华严」的区别在于用「同教一乘」来开显三乘，而「华严」「别教一乘」直显一乘教义无三乘说法，因此，「别教一乘」与三乘不合适，在其判教思想内容上与「同教一乘」的三乘根本上有所不同，与根本的三乘不对立，但不能否定无异议。法藏大师对「别教一乘」的创立，成为了华严宗判教史上，具有独特的鲜明重要的宗派地位。为此，法藏大师从小乘到大乘，从渐教到顿教乃至圆教，华严五教所以有如此明了浅深的次第，主要还是根据各教所建立的不同义理、教相、释诠等等而来的。
法藏大师（643——713）的判教观，能诠释如来一时代的判分，将全部佛教分为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的五教分类。法藏将华严「别教一乘」的能诠之教，即是名「大乘圆教」。五教之说，肇始于杜顺和尚的《华严五教止观》，智俨大师继承其说著《孔目章》约建立五教而诠释诸法。法藏大师集华严五教之旨上，于《探玄记》、《五教章》中集大成而立其说，正式建立华严宗一系判教之主张。法藏在《探玄记》里面这样表述：「就法分教、教有五类」；《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说：「以义分教，教类有五」。法藏大师的五教义指：「愚法小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

笔者： 心平法师
法藏大师的思想基本上是依照杜顺和尚与智俨大师的体系再逐步加以完善来的，其理论体系研究更加明确充实，继杜顺和尚与智俨大师对华严所创立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更加延伸完善了华严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使华严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完成了《华严经》到华严宗学的转变，也因此后人公认法藏大师为华严宗的实际开宗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