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雍正王朝》：中国历史剧的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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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胡玫导演，剧本由刘和平执笔，罗强烈配合，对小说进行了大改。胡玫、刘和平把雍正作为典型的正面人物塑造，与之相对，八爷党是反派。剧本人物简介就写道：
“八王爷：他在“九龙夺嫡”中的角逐，在“八王议政”中的逼宫，所有主张和手段，只能说是与雍正“持不同政见”。但他与雍正最大的区别，是他永远最先考虑自己，而雍正恰好相反。”
这是戏剧的雍正，不是历史的雍正，这是作为一个理想符号的改革者，而不是那个最终还是要维护满清统治的大清皇帝。在剧本中，第一集之前，有一个片头（黑白画面），定格的皇帝出现在大门方空中，随之而起画外音：“什么？说朕是抄家皇帝？朕就是抄家皇帝！凡是亏空公款，贪墨钱财的官员，一律抄家！”人物的杀伐决断、威严急酷，一下子出来。而整个故事的一大矛盾，就是以雍正为首的改革者和士绅官僚之间的矛盾。
《雍正王朝》上映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在力推改革，急需渲染改革者的光辉形象，而雍正这一人物，就如百年前的王安石，在当时的浪潮儿笔下，成为一个借古喻今的符号。在八十年代，大众对雍正的评价褒贬不一，《雍正王朝》播出后，正面评价就盖过了负面评价。
作为剧里的核心人物，雍正的塑造成败，关乎整部剧的得失，把雍正立起来，是让故事具有可看性的关键一步。那么，刘和平是怎么把雍正立起来的呢？
且看第一集，黄河决堤，百万生民受难，康熙在大殿上愤怒，他召集百官群王，独独两个人，迟迟不到场。剧本里特地借康熙之口重复：
“太子呢？四阿哥呢？”
“太子胤礽和四阿哥胤禛为什么没来？”
太子在御花园的假山石洞和康熙的嫔妃郑春华云雨。
四阿哥在户部清点国库存银和可供支出。
这是第一层对比。也是一个悬念。同时还有人物的塑造。国事当头，太子却在和妃子胡搞。而四阿哥则不顾可能施加的处分，迅速清点国库。太子昏聩好色的形象出来了。四阿哥办事雷厉，且抓得住主要矛盾的形象也出来了。
悬念：太子搞妃子，万一被皇帝知道了怎么办？户部是八阿哥的地盘，四阿哥未经允许去户部清查，八阿哥怎么想？由此埋下太子和皇帝的矛盾、四阿哥和八阿哥的矛盾。而我们知道，在《雍正王朝》前半部分，九龙夺嫡里，乃至九龙夺嫡后，四阿哥和八阿哥都是互相斗争的。
第二层对比，恰恰就是他俩的对比。当康熙问起救灾方案，太子、八阿哥、四阿哥，渐次提议。其中，八阿哥道：“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朝历代，哪一年百姓不受黄患之苦？可自皇阿玛当国以来，殚精竭虑，倾心治河，百姓不受黄河之灾近三十年。遍览史策，古来治理黄河者，不但未有如皇阿玛之功，亦未有皇阿玛之诚。此次黄患忽发，不在人事，纯属天灾。皇阿玛怀忧民之心则可，抱自疚之意则不必……康熙四十三年，各地督抚为了从国库掏银子，将灾情无限夸大。结果受灾的府县、人数都没有所报之多。因此，儿臣敢于断言，这一次的灾情也必不像奏折上所报之大。”
八阿哥不提主要矛盾，把问题归咎为天灾，规避了所有可能牵涉官员的责任，又挠了挠皇帝的心意。漂亮话，舒服话，却也是八面玲珑的伪善言行。而在整个故事里，八阿哥的基本形象，也正是伪善二字。他懂得笼络人心，护卫着宗亲和士绅的利益，但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气魄，因为他不愿意触碰自己的基本利益。
再看看姗姗来迟的四阿哥的说法。四阿哥首先回应了八爷党的质问，然后开门见山：“刚才胤祀陈奏，应立即降旨灾区邻近省份调粮和户部拨款，儿臣都已听到。可据儿臣所查，邻近省份已无粮可调，户部也无款可拨。”四阿哥把自己清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朝堂之上的太子和八阿哥都露出难堪之色。而四阿哥提出的对策是：“立刻拨出库银四十万两，在直隶一带向富户买粮急运灾区，以解眼下之急。其余不足之数，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赈济灾民过冬，抢修已坏的河堤。”
这个对策，比太子和八阿哥的都更为具体、有针对性。而且，它引出了下一集的故事，那就是冷面王四阿哥前往江南筹粮筹钱。更具体地说，是去往扬州等地，撬开盐商和官员的小金库，而那一带，恰恰是士绅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也是八爷党辛苦经营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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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法国学者曾提出“情节剧”的概念，代指那些在道德上二元对立、对人物上善恶分明、在情节上高度情绪化的故事，“情节剧”在很长时间内被自诩上流的文艺工作者轻视，希区柯克就曾感慨，“被称为「情节剧化」是一种批评。这个术语表示歇斯底里和言过其实的夸张行为”，然而，由于它在吸引大众上难以被取代的魅力，它依然是当今流行文化的重要拼图，而《雍正王朝》就是典型的历史情节剧。
《雍正王朝》的导演胡玫是拍情节剧的老手，在《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忠诚》等剧中，胡玫都设置了二元对立的道德观、善恶分明的角色，并始终让故事保持在高度的戏剧化之中。在《雍正王朝》里，代表正义的是以雍正为代表的改革者；在《汉武大帝》里，代表正义的是巩固一统、虽远必诛的汉武帝；在《忠诚》里，代表正义的则是恪尽职守、一心为公的党员干部。这些正义的人殚精竭虑甚至呕心沥血，熔炼出戏剧所要宣扬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一套基于国家体认、大一统情怀的价值观，维护国家一统、造福社稷万民成为这些正义之人的追求，与之相对，高度个人主义的、虚伪的、势利的群体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诚如戴锦华所说，《雍正王朝》内有对执政者的体认，用胡玫的话讲，叫“当家难”，创作者通过戏剧引导观众思考执政者的不易，让观众体谅和同情执政者，进而达成对改革的支持、对执政者所维护的秩序的和解，所以《雍正王朝》要一次又一次特写雍正呕心沥血，要强调八爷党如何只顾自己、不顾百姓，在皑皑大雪中，一个孤独的君王成为政治英雄的隐喻。
然而，雍正毕竟是一个君王，满清帝国的统治者，特权集团的一员，如何让他获得民众的同情呢？胡玫用了三个巧手段。第一个，很多人谈过，那就是他以改革名义展开的和特权集团的斗争，在《雍正王朝》里，这个特权集团主要被呈现的是士绅和京城的官僚们。他们占据良田万顷却屡屡喊穷，鱼肉百姓却装出清正模样，下江南筹款、追缴国库库银、山西诺敏案等事件，都暴露出他们的表里不一。在整个故事里，他们成为盘剥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群体，而雍正及其团队则成为与他们斗争的人，如此鲜明的对立，自然赢得底层同情。这是其一。
其二，是雍正在面对面底层时的态度。当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他去黄泛区救灾，他体恤百姓，甚至在看到几个底层被酷吏欺负，仗义相助时，出身平凡的观众就会很有代入感，他们会从被欺负的底层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那个仗义相助的人，就是他们期盼的所谓好人（在此亦有救世主的情节）。
再有一点，就是该剧虽然美化了雍正，却没有神化雍正，作为戏剧形象的他，仍然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急切、冷酷、专断、情绪化，这个皇帝不但有威严的一面，也有他柔软的一面，有英明果断的一面，也有意气用事的一面。甚至，他那股执着于澄清谣言渴望有人理解他的拗劲儿，还为这个人物增色不少。胡玫也没有回避这个君王有时不得不为的冷酷，所以她会设计雍正要求弘时自尽，那段戏没有多少渲染，却足够有张力。所谓虎毒不食子，但雍正却要自己的儿子自尽，因为：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是因为你皇爷爷临终说了话……朕听先帝的话，再苦再难也不敢违了他老人家的意愿……可也正因为如此，这几个人给朕给祖宗的江山社稷带来了多么大的忧患！儿子，不是皇阿玛心狠，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朕不能够留你。”
有趣的是，在《汉武大帝》中，胡玫设计了一个相似的情节，那就是晚年汉武帝为了避免吕后之事再度重演，给未来新君留下一个相对安定的政局，他赐死了自己的爱妃钩弋夫人。这是个有历史出处的情节，也是汉武帝晚年最有争议的一件事之一。从现代人的视角看来，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在此暴露无疑，但本质上，无论是皇帝为了个人私利杀人，还是为了政权稳固杀人，都是这个皇权社会的衍生之物，在皇权社会里，大部分人的性命是被统治者裁决的。
仅仅用了不到半集，刘和平就把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形象点明了，而在第一集里，剧本里其实先后出现了驿差、康熙、李德全、太子、郑春华、寻人太监、四阿哥、高勿庸、九阿哥、十阿哥、大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八阿哥、佟国维、张廷玉、马齐、任伯安、年羹尧等，二十多个人物，四十多分钟内次第出场，非但不乱，还能做到故事高潮迭起、人物个性鲜明，足见刘和平的功力。
而全剧中最能体现戏剧张力的，无疑是“八王议政”。在戏剧里，最能激起观众同情的往往是绝境，主角在这个绝境里，又需要出于长时间的劣势，犹如孤立无援，如此，观众才会不自觉地站在主角这边，希望主角逆风翻盘。“八王议政”无疑遵从了这种戏剧套路，雍正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导致他被八爷党和众铁帽子王联合逼宫，甚至，连首鼠两端的隆科多都导向了八阿哥，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紫禁城内的守卫，仿佛都已经被八爷党掌握了，雍正眼看就踩在悬崖边上，新政命悬一线。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汉臣张廷玉站出来了。他毅然驳斥了八爷党的谬论，有理有据地指出八王议政的荒谬、改革的势在必行，此时，张廷玉同时也是创作者的传声筒，他所说的，正是创作者想传递给观众的价值取向，就在这这一刻起，观众对雍正的同情达到了顶点。
当然，《雍正王朝》在戏剧上的瑕疵，也是非常明显的。最典型的，一是它没有摆脱帝王剧的俗套，立意终究是要树立一个明君形象，弘扬权力和儒家共同拱卫的国家价值观。其二，是它薄弱的女性形象。全剧除了清宫戏里的妃女形象，少有给人印象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乔引悌”，她本是贫家女儿，被十四阿哥收留，后来又成了雍正的侍女，她在整个过程里都是被动的，被权力所摆布的，而她对雍正态度的转变（从心怀怨气到由衷敬服），在创作者眼里，象征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对改革者的理解和折服，但换个角度，何尝不是一种无意中流露的对权力的认可和对政治英雄的向往呢？同时，在乔引悌的身上，也能够看到父权视角的影子，柔弱、善良、被强大男性收服，真正的女性意志被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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