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在《发现燕然山铭》之前,她发现了更多精彩

原标题:【编辑说】在《发现燕然山铭》之前,她发现了更多精彩 2017年8月15日,班固所书《燕然山铭

原标题:【编辑说】在《发现燕然山铭》之前,她发现了更多精彩

2017年8月15日,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被初步确认发现,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为满足社会公众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迫切关注,撰写《发现燕然山铭》一书,并于今年八月中旬的上海书展中首次与大家见面,获得热烈反响。这部广受欢迎的书从书稿到面世的“一波三折”是如何的?本期聚珍君为诸位分享本书责编的心声,特献上这份来自胡正娟编辑的手记。

《燕然山铭》局部拓本(据《中国收藏》2017年第10期)

每一本经过精心制作的图书都应该是值得被记录的,在关注图书内容的同时,了解一下图书制作的过程,相信会让读者更加珍视和理解图书的内容。

每本书都是有自己的历史的,按照不同的阶段,我想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作者的写作史、出版社制作史、上市后的流播史。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的最新力作《发现燕然山铭》的编辑始末,以及这本书有哪些值得推崇的看点。

不打无准备之仗

关于这个选题的缘起,辛德勇教授在《发现燕然山铭·前言》中说得非常清楚,兹不赘述。翻看《前言》的落款时间,最后的截稿时间定格在2018年4月28日晚京西寓所。我接到担任《发现燕然山铭》责任编辑的时间是5月初,目标是8月中旬上海书展做新书首发。熟悉的读者都知道,中华书局的出书周期特别长,当然这和出书的品质是成正比的。严格而漫长的流程,是我们出书品质的重要保证。一般六个月都是非常正常的,三个月,困难是有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克服的。初步测算了下时间,按照常例,7月下旬一定要见书,才有可能在8月中旬的上海书展中亮相。5月到7月底,三个月,这注定节奏一开始就是紧张的。

时间不等人,干活儿要起早,虽然起早也未必能赶上早集,但是不起早一定赶不上,多么富有哲理。

拿到书稿的第一时间不是看稿,而是去粗粗地快速浏览书稿内容,尽可能多地了解书稿的全貌和特点,了解作者以及作者的写作习惯,了解作者此前出版的图书情况等。我拿到书稿的第一时间是快速浏览,粗略阅读,了解书稿的全貌和特点,然后思考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更能准确传达图书的内容。考虑到此前出版的《海昏侯刘贺》影响非常大,我特地网购一本作为参考。经过前期的一系列考察,大概心中已经了成书的样子了。

读者定位:大众读物。

《燕然山铭》在2017年8月被中蒙联合考察队发现之后,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虽然是从考古热点出发,角度特别小,但是从文风以及篇章结构等细节上看,并不妨碍这是一本非常具有学术深度的大众读物。

开本、装帧:平装。

既然是大众读物,开本的选取非常常规,时下最普通不过的32开。装帧形式,在时下无书不精装的热潮下,选择了平装,一是,控制成本;二是,让利于读者,重在内容的传播;三是,平装品质并不比精装差。文质相符,名实相称,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雍容奢华的外表,并不能掩盖拉杂的灵魂。简约质朴的外表,同样也不会掩盖精致的内容。

印制:全彩。

在保证图书品质的前提下,如何控制成本也是本书的一大难题。书稿随文配有近六十幅图片,多为彩图,而且分布比较散,与文字亦比较贴合,很难通过集中彩印来达到降低印制成本的目的。而定价局内是有一系列指导标准的,不能因为成本的趋高而肆意涨价。虽然各种成本已经直触利润底线,但图书品质为上,最终决定采用全彩印制。

一切大局已定,准备就绪,三个月倒计时的编辑仗开始了。

战况如何?战况如下

来稿,因为作者的不同,内容的不同,会区别对待(无需延伸,仅字面意思),采取不同的审稿方式。以《发现燕然山铭》为例,通过文字以及往来邮件,能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位非常珍惜自己羽毛、严谨而又不失幽默的学者;论述谦逊而诚恳,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我们在后期交流修改意见的时候,发生的很多细节都准确地印证了我的判断。

一直坚信,好习惯是做事且能做成事的二分之一。我有一套自己的编辑习惯,不敢说好,但愿意分享,万一于你有裨益呢。

写这篇文章时,回头翻看了初审稿,上面标记的审稿起始时间是5月5日。我有标记审稿时间点的习惯,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准确知道自己每日的工作量,同时也便于统筹编辑时间的分配,针对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工作计划和节奏。

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给我们编辑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今时今日,作者来稿多为电子稿,这样省却了出版社打字录入、校对的工作。通常作者的电子稿,我会收到稿件之日起建立一个来稿日期加作者名、书名的文件夹。此后所有关于这个书稿的各种文件都会分类归到相应的子文件夹中。来稿电子档,一般保留两个版本,一是原稿,丝毫不动;二是编辑稿,按照自己的编辑习惯从头至尾仔细梳理各种细节,调整行距、字体、层级等,作为最终的发排稿。将编辑稿打印出来,作为编辑工作稿。

当然也有例外,《发现燕然山铭》就是一个特例。来稿为繁体字,但是计划出简体版。按照辛老师的计划,是想出繁体版的。作为出版方,考虑到这是一部大众读物,简体字无疑更适合广大读者的胃口。经过深刻交流,辛老师也表示非常理解,由出版社“根据销售等考虑来最后定”,同时也提醒,注意繁简体转化带来的很多问题。这一点相信做过的人都有同感。考虑到繁简转化一对多、多对一等复杂问题,保留原稿之外,我将编辑稿做了两个副本,一是繁体版编辑稿,但是经过编辑调整了层级、标题、字体、字号等细节处理的;同时,在这个繁体版的基础上一键转化一个简体版,这个简体版才是我的编辑工作稿。这样做是有我的用意的。考虑到繁简转化的特殊性,一旦发现简体版编辑稿出现了疑问,翻检繁体版就能在同页同一位置上迅速找到对应字,非常方便。

真正的逐字逐句、精益求精的审稿开始了,我都做了哪些工作?

繁转简,键盘轻轻一敲,瞬间完成。仔细一瞅,问题多多。部分繁体字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根本就没有转过来。也有繁体字是对的,反倒是简体字错了,比如“撰著”,转简后就变成了“撰着”。北匈奴单于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转简后,变成了“于除鞬”。第六篇《苍茫沙腥古战场》之“兵未穷时武不止”中有一段,述及窦宪的副校尉阎盘,在繁体版里,这个盘字有三种写法“磐”“盤”“槃”,转简后全部变成了“盘”。还有更让你可气的是,繁体是对的,转简后,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字,最典型的是“九州”,繁转简后,就会变成“九州岛”。需要更为小心的是,书稿第三篇《<燕然山铭>的真面目》,内中多为文字校勘,因为表述的需要,一定要保留繁体字才能说得明白。繁转简后,有些字的字形发生很大的变化,编辑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回改,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时候,原来保留的那个繁体版编辑稿就非常有用,精心初审之后再参考对校一下,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除却一些错别字、标点符号等基本问题之外,引文的核校、知识性错误的辨别也是初审编辑的工作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编辑来说,每次接到的书稿都有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很难做到对书稿的所有知识点儿如数家珍。那么,怎么办呢?多疑勤查。现在各种数据库如此之发达,差不多的知识点都能搜索到。当然,搜索到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辨别,去伪存真,找到最可靠的。辛老师治学态度严谨,《发现燕然山铭》旁征博引,涉及文献众多,但是凡引必注,这给编辑核校引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标记版本,这给审稿多多少少还是带来了一点儿区别版本的麻烦。文献,尤其是古籍,千百年流传下来,版本不同,文字或有差异。基于这一原因,核查引文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区别文献的版本。我的习惯是,无论对引文是否有疑问,只要经过核查的引文和知识点都会将相关的参考版本信息标记在稿面上,尽可能地详细标记。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初审暂时未能及时解决或者没有把握的地方,不必执着,作过多停留,可以暂且放过,请后审多加留意,补初审之短;二是,将来完稿后,总结归纳,逐条梳理,与作者交流确认之用。

比如,书稿中提到《隶韵》清嘉庆年间秦恩复刻本的时间问题,文中著录为嘉庆十五年。我核查了《隶韵后序》文末为“嘉庆十有四年己巳夏六月江都秦恩复书后”,又核到今人亦有著录为“嘉庆十四年”的。后经和辛老师确认,发现自己只关注了秦恩复的《隶韵后序》,忽略了翁方刚所作序,文末赫然著录为“嘉庆十五年冬十二月八日北平翁方纲识”。

又如,书稿中个别地方因为征引文献的不同,导致前后有异。第五篇《登高何处是燕然》之四“亡国的意淫”中,前为“邵公奭”,后为“召公奭”; 书稿中关于南单于的名字有两种写法,《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作“屯屠河”,卷八九《南匈奴传》作“屯屠何”。我将这些问题标记在校样上,以与辛老师商榷更好的处理方式,后决定在首次出现的时候,注解一下,于是前者加了如下文字:“宋徽宗讲到的这‘邵公’,原本书作‘召公’,是西周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后者在首次出现南单于的地方,加了括注:“案‘屯屠何’的名字,《后汉书》有‘屯屠何’、‘屯屠河’两种写法,本书除引文依原文外,余一律书作‘屯屠何’。 ”如此处理,论述就更加严密了,读者也就不容易产生困惑了。

每次审稿,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各种知识点如海浪般奔涌而来,浪潮退却之后,捡到手里的那些精美的贝壳和珍珠才是属于自己的。只要你愿意,俯拾皆是。遇到不常见的词语,比如“颟顸”,音mān hān”,意为糊涂而马虎;或是知其大概,但不甚解的,比如“蔽扞”,意即屏障,屏藩。核查文献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由此东搜西查,见识了大量的文献,比如,《隶释》,宋代金石学家洪适所撰,是现存最早的辑录考释汉晋石刻文字专著;又有续作《隶续》,两书收录汉晋石刻文字275种,始载碑刻全文,兼采汉画像石、汉青铜铁器铭文及砖文,后附考证,并绘图以示汉碑的不同式样,堪称精博。又如,《隶韵》,宋刘球撰;是书依韵录隶字,再为其作释,引汉碑二百六十余种,并钩摹宋以前所书汉碑之隶字,是考证汉碑的重要参考资料。看完这部书稿,我有个想法,很想仔细数一数,书中到底涉猎了多少文献,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付诸行动。

来稿以年号纪年,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年号纪年统一括注公元纪年,同一段落只标注首次出现年号。百密一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坑在哪里等着你。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甘露年号,一为西汉宣帝刘询,一为魏高贵乡公曹髦。全文出现三次甘露三年,分别对应公元前51年、公元258年,中间相差三百余年,鬼使神差,其中有一处竟然错标为后者。后审好眼力,补救了这一疏漏。

中间省却过程无数,此处省略不止五百字。再来说说版式设计。书眉,我认为除了装饰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检索,便于读者翻阅到相关章节。《发现燕然山铭》的篇题构成部分比较多,有“《燕然山铭》漫笔之一”,有“第一篇”,还有篇名。叠加,给排版带来了难题,再者,目录上若是频繁出现“燕然山铭”字样,正文亦会出现堆砌之感。起初,考虑去掉“漫笔”等字样,后来发现,如此一来,文中也需要随之改动,且改动地方较多,果断放弃。思考来去,最终决定将“漫笔”字样与篇名分开处理,且不上目录。这样处理之后,版面顿觉舒朗了很多。对于图片的处理,原则上文先图后,竖版图、品质好的、与正文关联性比较强的多占单面,否则占二分之一面;同时,兼顾成书对开面的实际效果。

书好在哪里?好在一二三

与辛德勇教授前一部著作《海昏侯刘贺》相同,《发现燕然山铭》也是由重大考古发现而引发的写作。2018年8月14日,内蒙古大学发布消息称:“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踏察,解读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摩崖石刻。经过认真辩识,初步确认此刻石即著名的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这是中蒙合作所获重大考古发现,详细的经过、内容以及资料整理和解读正在进行中。”因为“前车之鉴”,即《海昏侯刘贺》及时分析和解释了与刘贺其人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迫切需求,因而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次,“如法炮制”,《燕然山铭》摩崖石刻的发现,让辛德勇教授敏锐地觉察到,这又是一次契机,经验促使他“尽可能全面地思考了与《燕然山铭》相关的各项问题,最后决定以漫谈的形式,撰写一组文稿”,阐释他对“这一重大发现的看法,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些具有学术深度的参考”,“及时地把相关的知识推送到社会公众的面前”。

深入浅出,高深的学术问题浅近地表达。高深的学术问题在这里低而又低,低到了尘埃里。围绕《燕然山铭》,扩散开来,一个个具体问题逐步解析,一个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窦宪北征有什么历史背景?将北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向西远遁之后,对当时的政局以及此后的历史有什么影响?《燕然山铭》是事先有准备的,还是临时起意?《燕然山铭》和《封燕然山铭》是一回事儿吗?

以小见大,小处着笔精彩讲述大道理。这一点,辛德勇教授日前在复旦大学讲学时说过的一段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在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这是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时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为之的一个基本做法。” “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西洋人的成语,说魔鬼在细节之中。我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却时时都会感受到,上帝的灵光正是透过细微空隙而闪现。”在这里,编辑隆重推荐给有志的青年学者,你可以对《燕然山铭》不感兴趣,但可以借鉴辛德勇教授的历史研究方法,或有裨益。

知识丰富,广泛搜罗史籍,旁征博引。文中随处可见的引用文献,无不告诉我们辛德勇教授涉猎的典籍之多,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研究之严谨,凡有所引必有出处。有读者评论说,辛德勇教授写书比我们读书快。一方面说明了,辛德勇教授写作之勤奋,但是这绝对不是全部事实。事实上,据其他本人讲,每一篇文章都是多年研究的结果。平时注重积累,当需要某个主题的时候,文章便信手拈来。有人说,辛德勇教授研究过的专题,“寸草不生”,意即他所涉足的专题,材料几乎被穷尽,一段时间无人能企及。

逻辑严密,抽丝剥茧,考证丝丝入扣。这一点尤其值得推崇,书中对于《燕然山铭》铭文的核校,一字字一行行地校勘,通过合理假设、精细比对、逐步核校,逐渐为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燕然山铭》的原貌。但辛德勇教授同时也谦逊而诚恳地表示,“由于目前刻石泐损严重和目前公布的拓本不够清晰,这本小书对《燕然山铭》文本的复原,是很初步的,一定存在一些差误”,若是将来条件充分时再做出补正。话不说满,事不做绝,做学问如同做人,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生哲学。

幽默诙谐,语言非常生动、直观、形象,用时下流行语来说,那就是接地气。历史本身是枯燥的,幽默诙谐的语言,会带领读者进入那个历史场景,使得一切变得生动起来,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想去亲近,想去了解,能够极大地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在“办砸了的交易”一节中:“和后来诸多蠢猪笨熊式的帝王相比,对于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天子来说,这话讲得未免有些刻薄,元朝人还有比这稍微宽厚一点儿的说法,乃谓其书画诸艺虽过于常人,但正是因为‘见其善于此,则知其不善于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前甲集卷三三徐琰《跋徽宗御书》)。事实上,宋徽宗不仅不具备人主所需的高识远见,就连所谓私智小慧也未必灵光。”此外,加入了带有浓郁的东北风味方言,更是让阅读变得更通俗易懂。

胡正娟  

中华书局上海公司编辑  

1560195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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