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恢复工作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爱不释手。邓小平是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之一。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能见到敬仰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

一见到金庸，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金庸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住他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作了回答。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像下合影留念，然后到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金庸穿着西装，便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咱们不必拘礼。”于是，一位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与一位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展开了坦诚交谈。

邓小平对金庸说，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表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最为重要，邓小平亦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两人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召开时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决议》还未写好，写《决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多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表示，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后，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3天后就告罄，连续加印了两次。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金庸小说全集》。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对金庸而言，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