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广州增城新塘镇塘美村唐溪大道2号的塘美小学，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农村小学。而百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斗争，让这所平凡的农村小学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1943年春，地下党员吴桂荣、抗日游击队队员陈振华等中共党员相继奉命来到塘美村开展革命工作。当时，新唐一带是沦陷区，是广州外围的最后防御线，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东江特委从抗战大形势出发，决定设增城县委，并指示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广州郊区和增城南部的广九铁路沿线上来。而新塘镇的塘美村就位于广九铁路旁，因村子的铁路以北地区通往新塘火车站的咽喉，日军又在当地驻扎了一队军队守卫。

广东东江纵队烈士纪念雕塑

地下党员吴桂荣等人也因此奉命在当地开辟新的革命活动据点，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少年抗日先锋队在当地的唐溪小学成立了。主要是为了配合东江纵队的独立第二大队在增城、博罗边界的活动。少年先锋队的成立也得到东江四支队队长的批复。

这些小革命者年龄不大，但在抗日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经过训练，少年先锋队队员们开始担起送情报、作掩护等任务。他们中像刘华佑、刘庭辉、刘炳球等队员后来成为增城市个机关的领导干部，为增城做了不少实事。

刘庭辉等人如今早已年近古稀，但对陈振华老师却印象深刻。他还记得陈老师讲到地理课时，就讲起长江黄河，讲起解放区和沦陷区，加深学生对国家的热爱；教音乐课时，学的都是抗日歌曲。后来，陈振民发现刘庭辉有抗日热情，不仅多次找他谈话，还亲自到刘庭辉家里，向他父亲谈起抗日精神，得到家人的理解。他和老师感情很深，有次他生了场大病，是老师买来了药品治好了他；他也经常帮老师煲饭，练就了一手煲仔饭的手艺。

刘华佑（少年抗日先锋队副队长）的父亲原本反对儿子加入先锋队，但经过地下党的说服，不但不反对，还暗中帮儿子收藏进步书刊和文件。有一次，刘华佑带回一批小册子，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政治报告，因风声紧不能散发，还是父亲主动用一口缸装好埋起来。

增城沦陷时，刘华佑大概七岁左右。在这之前，他们小学课本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抗日救亡运动有关的。例如学到“火”字，是这样学的：“火 、火、火，不容鬼子杀人放火！”还有很多关于“九一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日救亡的课程内容，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抗日的思想。

沦陷后，课本又变回了“四书”等。后来抗日游击队又派了陈振民到塘美村，同样被聘为唐溪小学的教师。当时刘华佑已是五年级学生，老师发现他们这些学生很团结，于是经常给他们开会，讲日军的凶残，讲救亡运动的必要性。学生们虽然年纪小，但很敏感，老师发现其中有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再个别谈话辅导，共组织了14人，成立“少年抗日先锋队”，另一位同学刘昆汉是队长，刘华佑是副队长。

刘华佑回忆，陈振民老师很有胆识，他起草了《申请书》，并且带领刘华佑和刘昆汉一起走路到永知，找东江四支队的队长蔡国梁，当时蔡队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看了他们的申请，马上批复同意成立。

陈振民开始教少年先锋队学习军事技术。老师们向村联防借了枪，不仅教队员们开枪，还教拆卸枪支。刘华佑还记得第一次开枪时，大家都紧张得出汗，但后来他们已经可以在熄灯的情况下，装卸一支手枪了，先锋队员们还学习传递情报和侦察技术。老师会在村里一些地方做标志，然后让学生到村里走一走，回来随机提问，看看学生观察到什么。经过一番训练，少年先锋队们已经可以承担起送情报、做掩护等任务。

如今的唐溪小学，有着大片美丽的池塘，正如村名塘美村那样，绿色的池水倒映着古朴的民居，有一种安静的美。刘华佑、刘庭辉和刘炳球三位老人谈起当年危险而多彩的生活时，依然让人仿佛触摸到他们年幼时的激情。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抗日先锋队的少年们地代表着我们民族英勇无畏、敢于防抗的伟大精神。愿今中国之少年，皆有着先锋队的气魄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