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①兵部尚书杨嗣昌告诉你，做敢担当的干部要有被骂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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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英雄

论成败

古今谁能说明白

千秋功罪任评说

海雨天风独往来

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

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

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

终不悔九死落尘埃

轻生死

重兴衰

百年一梦多慷慨

九州方圆在民心

斩断情丝不萦怀

谁不想国家昌盛民安乐

也难料恨水东逝归大海

——这是《雍正王朝》的主题曲，

其实用来形容杨嗣昌也极为恰当

要是做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家干部，朝庭政治生态不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怎么办？能怎么办呢，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当时湖南常德青年杨嗣昌就是这是想的。在魏忠贤和东林党斗得最炽热的天启二年（1622年），35岁的杨嗣昌谁也不攀附，从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任上挂冠而去。

从23岁中进士算，杨嗣昌先在杭州和南京呆了7年后，于1617年到北京担任户部福建司主事，而后历任户部江西司员外、户部郎中，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启二年（1622年）担任南京户部新饷司郎，宦游11年，基本还算顺利。

杨嗣昌仕途顺利了，大明朝的国运这时候却不怎么顺。从万历朝开始，后金崛起于辽东，为应对辽东边事，朝庭已经费兵糜饷，但却成效不彰。在内部，天启七年（1627年）的陕西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民变的序幕，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

在辞官隐居于家乡的日子里，也是辽东战事吃紧的时候，杨嗣昌虽然身在草野，但心却仍系国家社稷，他将自己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写并出版为《地官集》二十卷，在其中阐述其治国安邦尤其是军事和后勤保障方面的见解主张。这本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读者，姓朱，名由检，是当时的信王，他听说这本书后，让人偷偷从书市买回来看，看完后叹服不已，从此他记下了作者——湖南青年杨嗣昌。这也为后来成为君臣二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627年对于信王朱由检来说是命运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八月，他的哥哥天启帝朱由校病死了，留下遗命让朱由检接位。从此，背负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明朝重担落在了17岁的朱由检稚嫩的肩膀上。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朱由检初即位时面临的局面有多么危险。除了内忧外患之外，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太监魏忠贤。当时天启皇帝的皇后告诉刚登基的朱由检，宫里的东西最好不要吃，怕有人放毒!于是，朱由检就靠自己的发妻周皇后亲手做的饼充饥。忍辱负重一段时间后，终于以雷霆手段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

掌控了局势的朱由检开始大批量起用原先被打压或退避的正直官员，这其中，就包括杨嗣昌以及杨嗣昌的父亲杨鹤。

崇祯元年（1628年），杨嗣昌则初任分巡河南汝州道，不久升霸州兵备。崇祯四年九月为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从管财到管兵，杨嗣昌复出之后仕途已然变轨。杨嗣昌在给崇祯的奏折中说：“夫以加衔久任之官，一调再调，已非常理。况关内地方管山石等路，扼辽左咽喉，当今第一重地也，宜妙选天下第一边才、熟谙封疆、长于军旅者而用之，何谬举及臣？”

其实杨嗣昌不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军事之才也一向有自信，只是千钧重担一朝在肩，既感激振奋也感到压力山大。

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 )建州左卫都督金事努尔哈赤叛明建立后金政权之后，明与后金(清)之间战事不断。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明七十万大军被努尔哈赤击溃，辽东局势逐渐恶化。

此后，努尔哈赤乘势南下，并迅速占领了铁岭、柴河、抚安等堡，不久又进攻抚顺、开原等地。天启元年(1621)，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广宁、松山等七十余座城池，并把都城迁到沈阳。明朝山海关外门户大开，辽东危急。至天启末年，除辽西锦州一带外，辽沈地区其余城池几乎全部丧失。

崇祯二年(1629)十月，后金可汗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开山海关，取道蒙古，从长城防线的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进逼北京。

崇祯四年(1631)，后金军队又攻陷大凌河城，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在后金的猛烈攻势之下，明朝辽东的一切作战部署全被打乱，虽然一再易帅，但所剩的几座城池已破败不堪，防守薄弱，难以阻挡势如破竹的后金骑兵的猛烈进攻。同年九月，杨嗣昌出任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崇祯皇帝把他当作了关键时候关键位置的一个“救火队员”。

事实上，崇祯皇帝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的特点就是干实事，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

杨嗣昌在大同巡视兵备的时候，发现“大同之制，不辨台烽，不分迂直，沿边墩座个个接传，井评平鲁仅二路数十里间，五鼓传烽，饭时始到。至于传烽号令，岁久迷忘”，严重影响到大同边防的安全。为此，杨嗣昌将各道先前减哨之银全部用于置办号旗，调整哨军，“十人为率，步七马三”，以便“远近驰探”，并将西游兵中的老弱病残者裁掉，其多出的军粮用以补充哨粮。如此一来，便可“了望规尽敌情”，及时做好攻守之准备。

杨嗣昌出任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后，立即“励各营照信防守，兢鼓昼夜稽查，且也修边城坍塌，补楼谍高坚，偏坡品坑，置箭帘木架，与夫打盔钉甲、成炮滚枪、丸铅制药’夕，同时准奏在山海关“南北水关各建砖城一座，与镇城鼎足而居”，“内实之土著，外宿之以重兵。”两年后，建成南城三百七十四丈四尺四寸，在南、西、北面增建敌台三座，每丈均设有军夫二十五名，如此一来，“则虎豹重重当关，凛不可犯，而关始为万世不拨之关也。”加强了山海关军事工程的防御能力。

崇祯一直关注着杨嗣昌，只一年时间，崇祯五年（1632年）杨嗣昌再被提拔为右全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在此期间，发生一件事，让向来不介入党争的杨嗣昌处在了东林党人的对立面。

河北迁安人郭巩因为攀附魏忠贤做到了兵部侍郎，是早年间谋害能将熊廷弼的一个“急先锋”，深为东林党人痛恨。在崇祯初年被罢官。那一年，清兵攻占迁安县，郭巩逃到北京向崇祯表功说拒绝了满清的招揽，并呈上了他自己写的《却聘书》，但却被朝庭判死罪。迁安县的乡民为郭巩诉冤。杨嗣昌因为迁安属于自己的辖区，便把乡民诉冤的情况向崇祯报告了，郭巩因此免死而改判遣戍。从此东林党人便恨上了杨嗣昌。北京的政治斗争漩涡只要一着不慎踩了进去，便不再有脱身的机会。

杨嗣昌没有想到，这件小事，是他名声“遗臭”将近400年的开始。杨嗣昌负国欺君、杨嗣昌“流毒天下”、亡国之臣杨嗣昌，在接下来他余生的九年乃至到今日，这些污名都将戴在他的头上。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