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不少人注意。消息显示：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地厅级的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调整后，原莱芜市莱城区的行政区域被调整为济南市莱芜区；原莱芜市钢城区的行政区域则成了济南市钢城区。

对于莱芜当地人来说，一部分人因为房子、户口变更为济南可能升值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一部分人难以直接转化为新的身份认同，还有些人也认为莱芜独立发展或者与泰安等其他城市合并更好。

但无论如何，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一个铁的事实是：一个地级市消失了。毕竟，行政区划调整历来都是高度敏感的大事，这次调整的背后，显然也有着更深层的玄机。

“黑洞”博弈

在社会心理学上，“马太效应”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大概意思是说，强者因为既有优势而愈发强大，弱者因为劣势而愈发弱小，最后的结果是赢者通吃、两极分化。

如果把“马太效应”拿到中国各城市竞争的江湖中，就会发现所谓的“黑洞城市”现象。比如，大家常说的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就是不折不扣的“黑洞”型城市。尽管房价高、物价稿，但就像引力巨大的黑洞那样，不断吸引着周边中小城市乃至全国的优秀人才涌入。其根源，就在于城市巨大的体量足以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与广阔的就业及晋升机会，从而才有了强大的“引力场”。

在中国，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地方很多，但真能算得上“黑洞”型城市的，恐怕也就是北、上、广、深、港那么几个。对济南来说，作为山东这个经济大省的省会，能够发展成为“黑洞”型城市，显然是极具诱惑力的。

据山东省有关部门介绍，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后，济南市辖10区2县，面积10244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人口870万。据官方介绍，济南、莱芜地域相连，人缘相亲，风俗相近，经济联系紧密，人员往来频繁。尤其是近年来，山东省大力推进济莱协作区建设，已初步形成融合发展、一体发展的良好格局。

从官方角度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目的有利于更好发挥省会城市的带动、示范、辐射作用，构建与京津冀地区多元互补、协调联动、合作共赢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格局。但实际上，这其中的道理简单而直白——济南要把自己的体量做大。

这次调整前，山东算上莱芜有17个地市，如今济南吞并了莱芜，就只剩下16个。17到16，看似变动不大，但级别为一个正厅级的地级市政府架构，成为济南的下辖区后如何安置，对山东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再考虑到济南近两年已经先后对章丘、济阳撤县(市)设区，不难看出山东做大济南的决心。

济南与莱芜

毕竟，对于在全国位列经济总量前三甲的山东来说，光有一个青岛似乎还不够光鲜。

山东省层面，很多人更看重的是河南郑州迎头赶上给济南带来的心理压迫。一年前，山东省主要领导一次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的长篇讲话收获无数网民点赞，有媒体甚至以《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为标题加以转载，其实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济南面对的竞争压力。

从莱芜自身来看，接受撤并也实属无奈。在山东，尽管莱芜给人的印象是“因钢而立、因钢而兴”，但莱芜人口、经济体量在全省相对偏小，而且“一钢独大”也容易造成莱芜抗经济周期的能力偏弱。自己单干，起的炉灶火不旺，就不如抱团取暖。如果发展的好，变成“黑洞”城市，房屋增值，人气提升，也未必是坏事。

莱芜俯瞰

与时俱进

其实，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地级市更多是一个行政区划和身份认同的概念。比如，人们用“河北邯郸”“江苏淮安”“河南洛阳”“福建泉州”等作为自己家乡的文化符号。

但在实际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中，“地级市”作为一个整体，形成有效“城市”整体概念的并不多。在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上，“地级市”的定位也始终处于摇摆状态。

从法理上看，“地级市”是中国的二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则为一级行政区。望过去看，“地级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州”“郡”，和明清时期的“道”“府”，是一种省与县之间的行政单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省以下，二级行政区划大多为“地方专区”，地区级的行政机构称为“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相应地，党委书记称为“地委书记”，行政首长称为“专员”。

比如，大家熟知的孔繁森、杨善洲等优秀干部，就分别是西藏阿里地区和云南保山地区的“地委书记”。

孔繁森的职务就是地委书记

在那个时候，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属于农村，因此地方行政区划的格局大多是“一地配一市”。比如，山东有德州地区，也有德州市；台湾有高雄市，也有高雄县。地市合统称为“地区”。这时，整个地区相当于“省中之省”，市区相当于“小省会”，县区则相当于省下面的地市。但是，行政管辖则相对独立，地管地、市管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地迎来了第一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彼时，二级行政区内的“地市”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一个地区内，大多数县从事农业，面对第一波城镇化的发展，县域内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纷纷向地区的“小省会”聚集，这直接导致了“地大市小”向“地小市大”转变。

随后，行政区划也开始了大范围的调整。1980年代，地区与市纷纷合并，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后来，行政层级普遍为正厅局级的“地级市”也就成为了二级行政区划的主流形态。

从过去20多年的整体情况看来，我国地级市总体较为稳定，被撤并的现象并不是太多。地级市的行政区划演化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符合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被一分为三的安徽巢湖市

不过，像莱芜一样被直接撤并的也并非没有，最近一次是2011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安徽将巢湖市（地级市）一分为三，划归合肥、马鞍山和芜湖。实际上，巢湖面临的问题和莱芜差不多，一是设立时间短，作为一个整体历史文化脉络不强，二是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

资料显示，巢湖夹在合、芜、马三地之间，在与周边地市相比经济实力又最弱。从当时的区域面积来看，合芜马三市的面积分别为7029.48平方公里、3317平方公里和1686平方公里，而巢湖市的辖区面积高达为9423平方公里。就经济发展而言，1999年才成立的巢湖市到2010年时GDP总量仅为615亿元，相比合肥的2702.5亿元、芜湖的1108.6亿元，显然落后了一大截。

十字路口

行政区划调整无小事，毕竟关乎当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调整的好，就意味着资源可以进行更加优化的配置，提振经济发展，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调整失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长远的。

从过往的历史看，中国无论在地级市、计划单列市，还是直辖市的划分和调整上，总体上相对比较成功。其中，重庆与成都现在构成的“成渝城市带”就是一个例子。

成都春熙路

对于成都与重庆的分家，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旗下微信公号“西交民巷23号”曾经披露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调研组当时都是以检查民政、人事工作为名，暗中从事相关走访考察。

经过一年半的调研，解决“四川过大”的问题形成了四个方案：一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级行政区，和之前的所谓“三峡省”模式差不多；二是除了把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划过来外，还把广安、达川、南充等也拿过来；三是，直接把老重庆地区升格为直辖市；四是现行的重庆市区划，老重庆地区、黔江地区、涪陵市、万县市合在一起成立重庆直辖市。

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曾经这样解释第四个方案胜出的原因：四川省由于所辖人口过多和行政区域过大，给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设立重庆直辖市，有利于四川省集中精力抓好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

重庆直辖，之所以带动了西南地区的发展，关键就在于顺应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因为四川省面积太大，一个中心城市可以吸引全省的优质资源，但却难以辐射、带动、反馈全省的每一个地方。将重庆单拎出去直辖，让成都成为省会，好处恰恰在于多增加了一个核，两个核之间还可以相互竞争，更好地推动城镇化。

虽说成都与重庆行政级别比较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级市，但其与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所面临的发展规律是一样的。需要解决核心命题就是如何更好地推动城镇化。

繁华的日本东京

本堂（jianglouyue66）倾向于认为，山东莱芜地级市撤并的背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恰恰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城镇化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即：大城市化与小城镇化之争。

严格意义上讲，城镇化这个概念其实是相对模糊的，其内部长期存在两种模式之争：前者称之为“大城市化”，也就是与原有大城市临近的农村直接变为城市，类似于摊大饼，比较典型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另一种则是“小城镇化”，大城市规模适度控制，大力发展卫星城、特色小城镇等不同规模梯度的城市群，代表是欧美各国。

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城市化”与“小城镇化”同时进行，虽然偶有政策上的争论，但总体上并行不悖。我们也就看到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崛起，以及各省地级市的不断壮大。

如今，中国城镇化已经超过50%，与发达国家70%—80%的城镇化率越来越接近，继续城镇化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是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可供流动的人员、资金、技术已经越来越少。

英国小镇

这个时候，新的矛盾就来了：“大城市化”的主角是省会、计划单列市、直辖市等“黑洞”型、超大型城市；“小城镇化”的主角则是县、乡镇甚至村。这就让处于行政层级中间的地级市迎来了十字路口，要么彻底拥抱并入大城市（如莱芜、巢湖等），要么自己单干取得良好的发展态势，形成别具特色的中小城市群（如地级市数量最多的江苏）。

可以肯定的是，在城镇化的“下半场”，中国每个省都想拥有一个超大型都会，“黑洞型”城市的数量肯定会增加。济南、郑州、武汉、杭州、长沙，都有跻身一线城市的机会。对于已经选边站的地级市来说，“大城”与“小镇”这个十字路口不再是必答题，但对于周边存在潜在“黑洞”型城市，自己发展态势又不温不火的地级市来说，则确实到了答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