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底，上海市社联礼赞68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社科大师”，上海体育学院首任院长吴蕴瑞榜上有名。他曾于1924年赴美留学，是中国第一个体育专业官费留学生，回国后为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蕴瑞（1892—1976），字麟若，江苏江阴人；一级教授，上海体育学院创始人，担任院长24年。曾任国家体委委员，上海市体委第二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体操协会主席。他毕生致力于体育教育事业，是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第一个体育专业官费留学生
1916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特设二年制体育专修科，开我国体育高等教育之先河。吴蕴瑞报考入学，立志献身体育事业。该校体育专修科主任麦克乐先生（Charles. H. McCloy）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有名的外籍体育专家，也是吴蕴瑞的第一位学术导师。吴蕴瑞深受其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
麦克乐1886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是哈佛大学体育专科的毕业生，获美国玛利阿大学硕士学位，1913年起作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华传播西方体育，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主任、东南大学的体育系系主任等职。
1919年春，南高师派吴蕴瑞到上海青年会体育训练班进修，结业后回校讲授人体机动学及体操。1921年南高师改名东南大学，他利用业余时间到新成立的体育系补读了本科课程，1924年取得体育学士学位。
吴蕴瑞在东南大学的学籍表
同年江苏省教育厅破天荒地为体育专业设置了一个留美学生名额，吴蕴瑞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赴美留学三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主修《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后进入美国体育理论界权威韦廉士教授主持的体育原理研究班学习。
1927年1月，美国举办“体育与健康教育之关系”学术研讨会，韦廉士破例带吴蕴瑞作助手。他出色地完成了研究课题。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7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吴蕴瑞在研究中发现，美国体育乃源于欧洲，于是先后到了英、法、德等国考察，广泛接触专家学者，收集资料，对运动力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1927年10月，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邀请正在德国进修的吴蕴瑞担任体育系教授、系主任，重振东北大学体育。他欣然提前回国，主讲《人体机动学》、《场地建筑与设备》及体操，深得师生的好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应聘为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1933年8月，担任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续任南大体育系主任，再执教鞭。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
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南京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科的基础上，筹建体育学院。上海市长陈毅邀请吴蕴瑞担任7人筹建工作组召集人。校址在梵皇渡路（现万航渡路）1575号原圣约翰大学（是年该校各院系已调整并入其他高校）。11月，政务院任命吴蕴瑞为华东体育学院院长。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吴蕴瑞根据办学方针，秉持现代体育教育理念，主持制订教学文件，引进高水平的师资，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以高尚的品格、渊博的学识、求贤若渴的精神，树起了一杆旗帜，一些留洋博士、硕士，体育界知名教授，“拳王”、“杠王”，纷至沓来。
据档案记载，当时的25名教师中，有7名教授，8名副教授，2名博士，2名硕士，6名欧美留学生，这在人才奇缺的建国初期，师资阵容堪称鼎盛。他组织6位专家，研讨制定第一份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等等。从筹备到开学仅一个月，基本完成了各项工作，保证如期开学。
1956年2月，华东体育学院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来上海为新校选址，吴蕴瑞院长陪同。6月，学校搬迁至清源环路650号（原为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后为上海市行政干校校舍，仿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顶盖，通称“绿瓦大楼”。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上海体育学院的标志）。
吴院长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他长期体育教学、学术理论研究实践的积累，逐步凝炼成“身心一统，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的16字方针，它符合体育学科的特点，涵盖了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方法手段、培养目标等，为上海体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昭示了方向。
融通中西的体育教育理念
吴蕴瑞在长期的体育教学工作中，坚持提倡和宣传体育的科学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是死板地将在美留学时所接受的体育思想硬搬到中国，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用科学和辩证的方法，探求体育的原理与原则，解决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军事训练，体育政策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吴麟若高才博学，中西兼长，他的旧学（即人文学科）底子很厚实，又妙能诗文丹青，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体育界真正是凤毛麟角。
袁敦礼
我国最早的三位体育一级教授之一
吴蕴瑞将学术触角延伸到体育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运动力学、运动解剖学、体育原理，以及体育建筑与设备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西方体育理论之中融入中国人的元素，时有“体育界圣人”之称。
50年代，吴蕴瑞陪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视察上海体育学院校园。
吴蕴瑞作为一院之长，依然深入教学第一线，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培养。他从在多所大学体育系任教的经历中，感受到体育教师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次论述“体育教师应为人格导师，青年模范”，要有仁爱之心，始终重视培养教师和队伍建设。
吴蕴瑞通常早早来到操场，察看学生早锻炼情况，有时还和学生一起跑步。那时，大多数学生家庭经济不宽裕，往往光着膀子锻炼，见院长来了，觉得不礼貌，有的便忙着去穿运动衫。此时，他总是慈祥地笑着说：“继续跑！继续跑！”有时他也“赤膊上阵”，与学生“同流合伍”。所以，学生都说，吴院长“一点院长架子也没有。”
早在20年代，吴蕴瑞就已重视并开始研究运动生物力学，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运动生物力学书籍《运动学》。1990年出版的《中华体育之最》称：“《运动学》不仅在当时体育落后的中国视为首创，亦远远超过同期国外其他运动学著作。”
1933年9月，吴蕴瑞与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由上海勤奋书局出版。其身心一统的和谐发展论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教育思想使其著作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体育理论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吴蕴瑞不仅论著较多，其理论思想、教学方法在学术界也广受推崇。回顾这位大师的一生，不能忽视他在投身体育事业之初，受到的美国老师的熏陶以及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他融通中西的体育观和学术思想对中国体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