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画像（左为王翚；右为王鉴），两人都有蓄甲。其他男性画像中也大都如此。（图源网络）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

与一位男性朋友聊天说起当下中国男性蓄指甲问题，他几乎下意识地告诉我，蓄甲是女性行为，“男生留长指甲很怪！”为什么会怪呢？在追问下，他补充的理由是：“觉得女里女气”。但在我的记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发现，中国乡村里的许多年长男性都会蓄甲，有些老人的指甲（尤其是小指）非常引人注目；另外就是无论在乘地铁、上课或只是闲转中，都会时不时地看到许多男性——从年轻人到中年人——蓄着指甲，并且他们看着也很符合主流对于男性形象的认知，而非朋友所担心的女性化。

因此朋友给出的理由是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抱有这样想法的男性以及女性并非只有他一人，在很多人看来，男性蓄甲会贬低他们的男性气质，从而导致其变得不那么“男人”。在这一担心和观念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实是近代中国男性气质的流变，以及在这一现代主流男性气质下暗流汹涌的传统古代男性气质的遗留影响，和对于前者的修正、挑战甚至颠覆。

中国自古就有蓄甲传统，无论男女。造成这一状况的首要原因便是传统孝道思想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由此形成了“不敢毁伤”的意识。因此不“伤害”自己也就意味着对体毛与指甲的保存，这也就造成了传统中国男性长发翩翩的形象，以及当满清颁布“剃发令”时所引起的强烈抵制和反对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这一出自《孝经》的思想并不会在实际生活中被原教旨式地遵守，既因为不实际（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总会不小心损毁指甲），也因这一教导所希望表达的是通过行为来展现内心的孝道，而非专注于表面功夫。

除此之外，古人蓄甲的另一个理由则是来源于对“手”的审美意识。在《诗经·卫风·硕人》中有诗句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柔荑为刚刚发芽的茅草，形容美女的手像柔荑一样白嫩柔软；除此之外，唐代诗人韩偓的《咏手》有“腕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将手指形容为“笋尖”；而“春葱玉指如兰花，三寸金莲似元宝”则将女性的手比喻成“春葱”……“白、尖、长”是这类关于手的审美中的主要特点，因此为了达到这一视觉效果，蓄甲便成了一项被人们所注意的事情，并且在其后发展出护甲、指甲套这一类精致的工艺品。

在如今风靡屏幕的清宫戏中，后宫嫔妃戴着护甲已成标配。蓄甲与护甲并不仅仅只是后宫嫔妃之事，前朝的男性，尤其是诸如皇室的王爷王子也都参与其中，而这一习惯和风气直到晚清都依旧存在。在一张恭亲王奕訢（道光帝六子）的相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位王爷蓄甲，但并无指甲套。

恭亲王奕訢（道光帝六子）蓄甲（图源网络）

蓄甲的原因或许并不仅仅只此两点，但无论如何它们却是传统中国两性蓄甲的最重要理由。

因此，上从皇室达官贵人，下到村庄里的百姓，蓄甲的习惯随处可见。但与此同时，因为指甲的保护需要花费一定精力，稍有不慎便会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折损，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对于需要劳作以及工作的传统中国的下层男女而言，留住指甲往往变得很困难；但对达官贵人以及后宫佳丽来说，他们因为远离生活杂务以及不必亲自动手而能够有更多的精力保护自己的指甲。

在这一发展中，蓄甲渐渐成为某些人以及某个阶级的特征，从而与诸如服装、颜色以及器具一道成为特定社会地位的标志。

高彦颐在其《缠足》一书中指出，能够“缠足”其实是某种特权的表现。对于那些需要劳作的底层女性而言，她们的天足所代表的是其低下的阶级位置。蓄甲这一行为也是如此，甚至在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阶段，它依旧是民间诸多传统人家的特征之一。

当时在中国的许多西方传教士都观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当他们向自己的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男性时，“长指甲”往往便成为其一个颇为鲜明的特点，并在其后成为19世纪欧洲想象和建构的华人男性形象中一个重要模板。

由此牵涉出的其实是近代中国男性气质的变化，尤其当它遭遇强势的西方主流性别气质时。于传统中国下，无论是因孝道还是审美，蓄甲对于男女两性而言都与其性别气质无关。在雷金庆的专著《男性特质论》中，他把传统中国男性气质分为“文”与“武”。但问题是，传统中国其实并无严格的“性别意识”，即某种诸如现代西方所产生的那种作为个人本质性的性别身份。

周华山在其研究中指出，传统中国的关系式伦理系统使得所有个人都是一张网中的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他者的不同而形成某种暂时性的性别气质。这整个过程充满流动性，因而难以出现近代西方的性别二元论思想。

无论是服装，从传统的男性下身裙装到其后的裤装，还是传统中国男性的化妆与熏香，都不会与他们的性别气质产生联系，甚至诸如熏香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屈原的“香草美人”模式，所展现的其实是某个人内在的美好皎洁的品质。这些复杂的传统最终随着19世纪清帝国晚期，西方思想和观念的传入而遭到挑战以及冲击，其中性别气质的改变自然在所难免。

19世纪的西方主流性别观念中最大的特点是二元论。无论是在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还是霭理士以及弗洛伊德的研究中，男女两性的性别气质在某种程度上都被预设为天然的不同，甚至对立。

因此，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内容，而这些东西又往往与道德、审美甚至政治的问题存在着复杂且密切的联系。晚清民初的中国所继承的也便是这样的性别气质观念，于是出现性别二元论，并且重新整理和分类传统。于是短发给了男性、长发给了女性；涂脂抹粉的打扮划在女性行为中，男性则被强调内在的品质；蓄甲也在这其中渐渐被放在“女性的”盒子里，而那些现代男性则不再如传统的士大夫般蓄甲。

康涛作品《华清出浴图》中对于女性手指的审美（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蓄甲还遭遇了另一个十分现代的问题，即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了解到微生物和细菌的存在，而开始产生卫生学来关注人们的卫生与健康。长指甲如果不能经常打理和保护，必然蕴藏细菌，从而威胁健康。

这一观念在晚清民初的西方医学和科学的传入中渐渐被普及，并很快成为一个关乎整个国家未来的议题。在西人眼中，晚清的中国是脏乱差；当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游览中国时，同样提及国内的脏乱问题……这些坏印象最终都变成了华人的形象，如“东亚病夫”或是上海等城市租界中强烈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胡成的《医疗、卫生和世界之中国（1820-1937）》中，作者指出，西人认为华人是“不洁”的，且正是这一“不洁”导致了疫病的产生与蔓延。在20世纪初发生于香港与上海等租借中的瘟疫时期，底层与普通华人成为殖民政府强制要求进行检疫的对象，遭到殖民警察和官员的百般凌辱与迫害。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苏珊.桑塔格所指出的“疾病的隐喻”开始运作，而造成对华人以及晚清中国的贬斥。为此，近代中国男性精英与政府一道传播卫生与清洁知识，并且提倡体育与锻炼，增强体质，从而摆脱软弱的种族与国家形象。在这一过程中，性别气质的二元化也渐渐完成，尤其是主流男性气质的建构更时常是建立在对于一系列被称作“女性化”气质的排斥上，蓄甲以及对其的过分保养如今被看作成对于自己外表过分沉迷的女性行为，并且也被丢弃在遭到批判的晚清和其执政者的形象中。

在西方著名的关于华人的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系列电影）《傅满洲》中，这个“满大人”的模样颇为惊悚：贼眉鼠眼、两条滑稽的胡子让他看上去十分狡诈，而其小指留着长指甲，且戴了护甲。傅满洲诞生于1913年，正是西方侵略中国之时，也是美国反华风暴强盛时期，这一形象是西方对于“黄祸”（yellow peril）的拟人化，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对清帝国以及传统中封建保守者的描述。

在20世纪后半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于“傅满洲”形象极端化处理的新角色，而它并非产生于西方，而是出现在中国香港著名的僵尸类型片中。给我留下巨大童年阴影的僵尸，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傅满洲的死后形象吗？而它对清帝国的某种隐喻几乎与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呼应效果，即晚清被描述成黑暗、封闭、僵化和腐烂的，而其中的官僚死气沉沉、顽固自守且不愿改变。这不正是僵尸的形象？

并且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僵尸总是清朝官员形象的原因。而其的肮脏便体现在被其所咬之人或中毒或死亡，而我们难道又能忘了他们那且长且尖的指甲吗？僵尸，或许就是中国人从西方对于华人的想象中所借鉴甚至是下意识继承下来的关于传统中国的想象和建构。传统保守之人被称作“僵尸”，而新的、健康的中国男性则往往是这样的形象：短发、干净、阳光且强壮。随着30年代战争逼近，军人式的男性气质开始被进一步强调。

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想象中最著名的形象：傅满洲。蓄甲且戴有护甲；另，傅满洲的形象与港台僵尸电影中的僵尸形象十分相近。（图源网络）

但这一观念的转变并不彻底，也没有完全覆盖整个中国。它的发生始终只存在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或租界，而对于更广大的小城市和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接受信息以及对于新事物和观念的消化往往存在十分复杂的曲折过程，体现在男性蓄甲问题上便是这一传统并未彻底地被否定，却依旧被人们关注和继承着，因此我们才会看到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农村老人与城市富贵者们依旧蓄着长指甲。

一方面他们不必再下地干活，另一方面也通过蓄甲来表现自己的“上层”身份，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远未消失，很多时候只是变了另一副面孔。至于是否由此会贬低了他们的“男性气质”，对这些人而言，这或许几乎不能算做个问题。在此所体现的，正是近代中国于西学影响下所产生的众多改革所存在的局限，以及传统各种观念和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相信两性都具有某种先天的、自然的本质，由此也就必然会形成各自截然不同的性别气质，但在其后我们知道这一观念是错误的。

对于性别的认识与理解以及性别气质的界定，在不同时代、地域、种族和文化中存在着复杂且多彩的表现，并且它们也都在时间的发展中不停地变化着。而即使是在小如指甲这样一方置锥之地上，也展现着复杂的观念变迁以及其中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与磨合，而这一过程直到今日或许都还未结束。

参考文献：

[1] 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 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3] 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施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 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 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国（1820-1937）：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

[6] 吴香君，张玉花.中国传统指甲套研究，《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03期.

[7] 中国男性的审美变迁史，《壹读》，2014年第15期.

编辑：西西弗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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