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汇报》消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1月15日凌晨2点15分逝世，享年89岁。
白桦1930年出生，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61年他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
自1946年开始，白桦陆续发表作品。其中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都已拍摄成电影。
我的爹娘
白桦
刊载于《花城》2012年第6期
1938年平汉铁路上的大小城市，像一串爆竹那样迅速地被日本侵略军引爆了，信阳县城沦陷在凄风苦雨的秋天。至今我都还记得，听到炮声的那天我正在和玩伴儿们斗蟋蟀，逃难到西南乡下看到的红色海洋，那是山林中红透了的枫树和乌桕。尽管一秋一冬都在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亡命，在惊吓、饥饿和疟疾中颤抖，而美的印象却永远都没有被枪炮所击碎。在古典盗贼曾经盘踞过的山寨结庐而居，给了我对他们行侠仗义故事的丰富想象。长兄入伙一支名为抗日的部队，在一次内讧中丧生。一连串的打击，使得我的父亲悲恸欲绝。 1939年春天，映山红像野火烧山那样到处蔓延的时候，许多揭竿而起的“游击武装”，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父亲，有的是想掠夺他的钱财，有的是想拉他本人入伙。当我开始讲述这一段岁月的时候，就忍不住想长长地叹一口气。八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中国任何一支壮怀激烈的人群里都充斥着卑鄙龌龊的小人。
我确信，父亲是个农民出身的政治人物，他从田埂上跑到城里，再外出当兵，参加过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各派军阀混战的战争。他曾经对我说过，幼年时期离乡背井，投军吃粮，参加过形形色色的部队，出生入死好多年。“有的军阀学德日，有的军阀学英美。在枪上肩的时候，有的是上左肩，有的是上右肩”，但他却没在行伍中挣得一官半职，只赚了个“行万里路”的经历，这对于他比上几年大学要有用得多。至于他怎样退伍，何时退伍，他在家乡的创业历程，我就不知其详了。我知道的是：在信阳县他结交的都是地方军政界人氏，新县长到任都要登门拜访的乡绅里他是前几名。有些与他要好的军政要员在信阳过路，也会在我家盘桓几日。他为了怕别人找他的麻烦，案头上一直摆着一部沉重的《六法全书》，中国的荒谬是：一个人人都无法无天的地方，人人又都要用法来自卫和攻击。
父亲
我经常看见乡民来我家向他下跪鸣冤，他会为他们分析案情，甚至出谋划策。我曾经毛骨悚然地听见一个戴着刑具的杀人犯指着我家的房子悻悻地说：这是天下第一狠人的家。显然他不知道我就是这个狠人的儿子。由于我的年龄太小，父亲作为社会人，我了解很少；而一直到晚年，我对这个罪犯却依然记忆犹新。
从六岁(1936年)起，我对中国的处境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记忆。那就是在我父亲读报纸的时候。他把我们叫到身边，庄严肃穆地为我们念报上的大字标题，念关键词，诸如“侵略”“铁蹄”“轰炸机”“日本法西斯主义”“轴心国”“同盟国”“亡国奴”“四行仓库”“十九路军”“闸北”“救亡”……他和军政界人氏来往频繁，为此，我一生都在猜度他的政治身份，猜不出。但他的做人原则我在很小时候就很了解了：死也不做汉奸、亡国奴。仅仅为了这一点，他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当五支不同名称的土匪武装，为了劫掠我们几十家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在同一天夜晚攻打我们栖身的何家寨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转移他们的目标、保全妻子儿女，只身一人离开了家人，留下一条让我感到十分屈辱的锦囊妙计，那就是：“万不得已，你们干脆回城。进城去，面对的是日本侵略军——一只长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在乡下，面对的是一群饿狼——打着抗日的旗号，行烧杀掠夺之实的土匪武装。老虎不一定会马上吃掉你们，因为日本人的目标是我，我不在你们身边，他们反而不会对你们动手。你们在铁蹄下等待时机，一旦我有了办法，会把你们接出来，再一起逃往大后方。”于是，娘领着我们三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大的是我们陈佐华和陈佑华这一对孪生兄弟，就是五十年代涉身文学的兄弟叶楠和白桦，当时我们只有八岁。娘像一只母鹅，惊慌失措地荫护着五只无知的小雏，冒着枪林弹雨，在高高的茅草坡上滑到山沟里，躲进一个山洞，一天一夜以后才慢慢、慢慢地回到被日本人占领的小城。而自己的家门上是一条醒目的封条，封条上盖有日本宪兵队的钤记。娘只好在邻近的街道——鲍氏街上租了一间废墟中幸存的房子，暂且安身。那是一间破漏的大屋，一下雨就要用五六个瓦盆接水，叮叮咚咚，十分好听。
1942年，铁蹄下的幼雏(中为白桦)
一个月以后，父亲让进城卖柴的农民给我们带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们：他的秘密藏身之处，是城南鸡公山顶上一位瑞士籍的牧师家里。我知道鸡公山是战前外商们的避暑胜地。他说他正在寻找出路，要我们安心等待。
但，出乎日本人、汉奸和他的亲友家人所意料的是：父亲在一个盛夏的傍晚，突然回到铁蹄下的城里来了。我当时正在街道拐角广场上踢毽子。至今我都记得他那天傍晚的样子。他穿着一袭白纺绸长袍，我是全家第一个看到他的人。我一把抓住他，大声喊着他，他马上捂住我的嘴。
他一进门就对娘和我们说：“我一进城就被东城那个开店的汉奸看见了。看来，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我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你们，就是看看你们。”
这件事让我好多年都没法想通，仅仅为了看看我们，就来送命么？儿时的我怎么能理解他当时的困境呢？他孤孤单单一个人，长期蛰伏在别人的地下室里。后来我才知道，他以为买一张良民证，突然潜回城里，先带走一对孪生儿子逃亡大后方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他相信这个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突然行动，对于日本宪兵也是个绝对的意外。他哪里知道，维护极权统治的机器，从来都具有最灵敏的警觉，其行动也最为坚决和残暴。唉！从此我才相信：失去亲情的痛苦，可以让人疯狂，也可以让人变成白痴。他曾经是个多么精明强悍的人啊！他哪里知道，在极权统治下，有很多本来并不险恶的人们、甚至仅仅是为了自保的好人也会叛卖。这正是人数相对很少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那样轻易地占领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原因。鲁迅先生曾经认为：最大的自私莫过于在暴政下，人人具有的“幸免”和“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的心态了。所以他才会有“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热风》一九一九年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这样大胆的结论。直至今日，我时时都好像还能听见鲁迅先生从心底发出的长叹。
父亲预料会在下一分钟就冲进院子的日本宪兵，并未马上到来。我感觉得到，爹和娘都有些焦急，真怪！无助的羔羊等待狼群的吞噬会等得如此焦急！我也知道，他有很多话要向娘交待，他不知道先说什么，因为所有的话都非常重要，他又怕刚刚开口日本宪兵就冲进来。父亲曾经非常镇定，这时显得很乱，不知所措。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会不知所措。
又大约过了五分钟，在当时，五分钟是很漫长的。没有动静……预料中的一切并未出现。父亲舒了一口气，娘不自信地说：
“许是他们还不知道？……”
“一点幻想都不要有，你哪里知道他们有多么看重我！”父亲说着把娘拉出门外。我明白：他要向娘讲机密话了，甚至怕孩子们听见。可他没想到，窗户是没有玻璃的，他和娘在窗外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前途，他们可能失学，会沦为日本人的苦力，真是不堪设想！……”
“你放心，只要有一点点办法，我都会让孩子们读书……”
房顶上的瓦响是我最先听到的，我奔出去扑向父亲小声惊叫着：
“爹！房顶上有人！”
我的话刚落音，房顶上的日本宪兵就开始往下跳了。日本宪兵像我一样，把父亲估计得太强大了！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都是从房顶上跳下来的。那时我正拉着父亲的手，当然，我的力量和日本帝国宪兵的力量是难以抗衡的。我期待的奇迹没有出现，父亲从我的手里被他们抓走了！一阵凶狠的呵斥和拳打脚踢。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大声哭叫起来，不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
在我醒来的时候，听见的是娘在抽泣。那年月信阳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哭声，当然大多数是妇女，因为她们最无助，她们只有在哭声里倾诉自己的冤屈、自己的不幸，我从娘的身上知道，如果不让她们哭，她们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在我这一生的记忆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娘在静夜里的哭声了。为了怕孩子们听见，她用被头堵住自己的嘴，那哭声游丝一般时断时续，既像是从渺茫的天边云层里飘落，又像是从幽深的地缝里泄漏出来，加上她控制不住的肩头抖动，往往会使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嚎啕起来，吓得她连忙爬起来劝慰我。在此后的日子，这情景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第二天，居然有一个小汉奸登门拜访。他对我娘说，他有办法向日本宪兵队说情，即使不能放人，也可以使关押中的犯人不至于吃苦。我娘把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的几件金银首饰拿了出来，而且向那个猥亵的小走狗下跪，求他把父亲放出来。娘真傻！当时我就知道，父亲只要不屈服就是死，别无生路，一个小走狗能起什么作用呢？政治犯没有个人恩怨，求任何个人都是没用的！后来，我在背街一个露天厕所里看见过那个小走狗，他正在擦火柴烧一张锡箔，锡箔上托着白粉，白粉受热以后冒出一股青烟，他立即用嘴、用鼻子猛吸。我那时就懂，他吸的是海洛因。他当然不记得我是谁，我可记得他。我明白，他抽的海洛因就是用我娘的金首饰换来的。小走狗为了显示自己有办法，有一天竟然带来父亲的一张小纸条，真的是父亲的手迹。饥饿寒冷的父亲什么东西都不要，唯独想要儿女的习字本儿。想是因为有“字如其人”的说法吧！父亲想看看我们。当我把我的习字本儿捧给娘的时候，习字本儿上落满了我的眼泪。娘哀求那个汉奸，把我们的习字本儿送进宪兵队的牢房，他大大咧咧地点点头。娘给了他一对金戒指，他才把我们的习字本儿塞进他肮脏的怀里。他最终送进去了吗？他说是送进去了，真的送进去了吗？直到今天都无法验证。宪兵队是个什么地方，我当然很清楚，那座西式院落战前是县城的邮政局。日军占领以后就变成了宪兵队，门前日日夜夜都蹲着两对小牛般高的狼狗。每天，东半城的居民彻夜都能听见受难者的惨叫。
秋凉以后我们再也无法给父亲送任何东西，也无法得到他的口信了。即使给那个贪得无厌的汉奸塞再多的金银，他都拒绝传递哪怕一点点信息了。有人猜测说：你父亲是要犯，已经押送汉口日军华中派遣军总部去了。父亲为什么是要犯呢？他只是不肯跟日本占领军“合作”罢了。不“合作”就这么严重吗？“合作”二字好像很干净的样子。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极权统治者失道寡助意味着什么，才真正明白“合作”是什么意思。“合作”就是同流合污，就是助纣为虐，就是当他们的走狗，就是当汉奸呀！
在那些极为寒冷的冬夜里，我像成人那样，很容易被惊醒。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我听见门外有轻轻的对话声，一个是娘，另一个是谁呢？我光着脚走到门后，贴着门缝倾听。啊，我听出来了，另一个是拉洋车的大老王。我一听声音就能想起他的样子。个子很高，花白胡须，佝偻着腰，一双特别大的光脚。不论春夏秋冬，不论阴晴雨雪，他都缩着头、蹲在十字路口他自己那辆租来的破洋车旁，等待叫车的雇主。他从不和别的洋车夫争抢，也不喊叫着兜座儿。总是默默地用他那永远都充血的眼珠，在长长的花白眉毛下、乞怜地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行人。此时，他的声音很恳切，也很悲凉。
“二奶奶！俺一直都不敢告诉您，怕您难过，可压在心里也真难受，二奶奶！二老爷真的已经不在了……您千万别再花那些冤枉钱去求那些乌龟王八蛋了！二老爷……真的……已经不在了……”
“你小声点儿！小声点儿！有多少日子了！孩子们总也没睡踏实过……”
“俺知道，俺要是说出来，您会很难过。俺不说您不是永远都蒙在鼓里吗！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冷风拖拉着满街的焦叶，哗啦啦，哗啦啦，天儿很冷了。俺在火车站外兜座儿，那趟夜车误了点，总也没见客人出站。俺坐在车把上打瞌睡，都快要睡着了。一阵踢踢踏踏的皮靴声把俺吵醒了，俺一睁眼就看见了二老爷，那会儿，路灯正好照着他。他瘦得脱了形。您知道，战前俺总在离您老门前不远的路口兜座儿，俺太熟悉他了。二老爷还穿着夏天的纺绸长衫，脏得都分不清是啥颜色了。他看着俺，像是还认得，有话想说，又没法说。一小队日本宪兵押着他，正往东走。俺身不由己地站起来，扶着车把，慢慢儿地、远远儿地跟着他们。看他们到底把他往哪儿送！走着走着，他们就过了铁路。您知道，铁路东就是阳山，俺不敢再往前跟了，只能远远儿地看着。他们在阳山脚下喊了立定，两个宪兵一下就把二老爷推进早就挖好了的坑里，接着那些畜生就往坑里填土……土一直埋得齐了二老爷的肩头……”
没等大老王说完，娘就失声大叫起来：
“你瞎说！”
这回倒是大老王反过来提醒娘：
“您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二奶奶！别把孩子惊醒了！”
“你！是看错了呀！大老王！”娘恨不得把他的一对眼睛戳瞎，“你，你准是看花了眼！”
“二奶奶！别，千万别生气，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大老王一边说，一边退着逃走了。娘控制不住地大声哭出来，只一声，她就立即捂住了自己的嘴。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夕，大老王见到我娘都抬不起头来，我娘也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但战后法院公布了日本占领军的档案，爹被活埋的经过都记在刽子手的手记里。娘这才相信大老王说的是真话。当着众人的面，娘拉住他，给他赔了不是。大老王说：
“赔不是的不该是您，是俺呀！二奶奶！您不相信俺就对了。不相信俺，您还有个指望，看您这些年苦得……”
娘说：
“不相信，我日日夜夜都在流泪，如今我相信了，也是日日夜夜在流泪，一双眼都哭瞎了！大老王！虽说我们打从前的日子里过来了，往后的日子呢？……”说着，娘的眼泪又像两条小河似的经过深深的眼窝流到她的前襟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父亲在我梦中出现的时候，要么是在萧瑟秋风之中穿着分不出颜色的夏天的长袍，要么就是被齐肩埋在泥土里，大睁着眼睛，转动着脖子，寻找着我……那样小，我就已经知道连续失眠的苦痛了，懂得什么叫揪心，懂得什么叫隐痛了。
从我记事时候起，娘的前襟压根儿就没干过。在抬不起头的八年里，她夜夜不能入睡，怎么才能填饱孩子们的肚子？怎么才能按照父亲的遗嘱：使孩子们在有了温饱以后还能读书识字？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人，竟然想到要我为她和邻居的婆婆妈妈们读唱本，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最初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一字不拉地读出来，更何况是唱。战前坊间卖的唱本很多，都是根据历史编写的故事，讲的无外乎都是冤冤相报、忠孝节义。开始碰到不认识的字就含混逃过，后来读多了，望文生义，也就猜得出八八九九。等到能唱出音调来，自己也从中找到了兴趣。婆婆妈妈们每到吃罢晚饭就提着小板凳到我家里来了，铁蹄下的顺民都养成了轻声细语的习惯：今儿听啥啊！我回答她们说：《岳传》，或者是《目莲救母》《杨家将》。一听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出汗，她们流泪。虽然我是主角，但由于注意力集中在唱念上，却不大明白她们为什么会那样容易伤痛。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夜晚唱唱本儿却潜移默化地让我学会了汉字四声的奥秘，懂得了用韵文写故事诗、写诗剧台词的技巧。
娘为了节省一点买柴草的钱，和西城那些婆婆妈妈们在河滩上刮木筏上的树皮。有一次，用力过猛，锋利的小镰刀把左手的无名指削断了。在仓皇之间，她忍痛拾起断指，吹去沾在创面上的沙子，立即安在原来的地方，迅速在自己的前襟上撕下一条破布，用力包扎起来，当时，如有神助一般，断指竟然接活了。如果当时媒体发达，一定是一条轰动世界的新闻。无论向任何人讲，都没人相信。因为那是难以用科学解释得清楚的，一个手指有许许多多根微细血管，有许许多多根神经，那是需要一根一根地接上才可以成活的。中国的断指再植手术的初次成功，是五十年代末的重大新闻。我现在的近邻陈中伟院士为此而名扬海内外。如果我向他讲述我娘在三秒钟之内自己接活断指的故事，他一定会转身就走，顶多用鼻子哼一声，连“无稽之谈”四个字都不屑说出口。
抗日战争以后，儿女们都渐渐大了，又有了温饱，娘应该过舒心的日子了吧？不！她的前襟依旧没有干过。两个十几岁的孪生儿子出走他乡，不知音信。只知道我们当了共产党的兵，她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只知道国民政府把共产党称为“共匪”，抓住“共匪”是要砍头的。她不懂，为什么好好的书不读，去当“共匪”。每一个夜晚都做噩梦，在噩梦里看见的都是儿子被砍头，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她的脚下，她想抱起儿子的头，那些刽子手不许她接近。她哭，她叫：“那是我儿子的头，我亲亲的儿子啊！”1949年以后，战争结束了，娘的前襟依旧没有干过。因为所有的儿女都走了，个个都走得很远。
孪生兄弟白桦、叶楠，1953年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苦难深重的娘作为地主分子挨批挨斗，她不理解，但心甘情愿。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代替死去的丈夫受罪，难道比起丈夫在日本宪兵队里受的罪，比起丈夫站在土坑里被黄土埋到胸前、埋到喉咙、盖住嘴巴、鼻子、耳朵和眼睛时受的惊吓还要大吗？我知道，娘出生在苦寒的山村里，她是真正的农村无产者。父亲把她迎娶到城里来，只是因为她忠厚老实，为了给陈家生儿子、传宗接代的。因为我的前娘只给陈家留下了两个女儿就去世了。西城的贫民们都是我娘同甘共苦的朋友，一起逃难，一起领配给，一起挖野菜，一起拾麦穗，一起刮树皮……他们打心眼儿里无法把她认同为地主阶级、万恶的敌人。
她是“文革”前夕去世的。除了我的小妹妹，别的儿女都没敢去奔丧。因为那时的中国，几乎每一面墙上都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与人只允许有阶级关系，除了阶级关系以外，任何关系都不允许存在。这一条，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做到。我在八十年代访问过前苏联和东欧，他们比起中国来，其严酷还差得很远。土改以后，基层政府考虑到我们家有好几个孩子参加了解放军，房子并未瓜分。但娘把多余的房子，全都无偿借给西城一些片瓦无存的邻居。有拉板车的，有担水卖的，有拾破烂的，有挑货郎担的……总之，都是穷苦人。于是，我们家就成了大杂院。娘的身边经常围绕着一大堆异姓人的孩子，奶奶、奶奶地叫个不停，她疼爱他们，给孩子们唱她自己小时候唱过的歌，也是给儿子唱过的歌，那是些乡下的儿歌。诸如：
“今儿早晨有霜冻，山楂儿红，小河累了，流也流不动……”
“山林里砍柴嘣嘣嘣，小娃儿剥莲蓬；听不见嘣嘣嘣，小娃儿扔了莲蓬。娘在山林中，狼也在山林中……”
娘唱儿歌的时候，声音很高，但很轻。往往她一开口，我的眼睛就酸了，泪水夺眶而出。她的面容，她的声音，她的目光，即使她难得有的微笑都是悲哀的。她会唱的儿歌我都听见过，当她唱给我听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条纯净、然而却是孤独的山溪，正在往我心里流淌。在孩子们调皮的时候，娘也会责备他们。他们都是些因为父母终日卖力气挣钱而无暇照看的孩子。也许是怕孤单，也许是特意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内，也许是心甘情愿地回归她出身的那个阶层，她才觉得更自然、更舒服些。
据说娘死得很神秘，邻居们都说她是为了体验一切苦难才来到人间的。头一天傍晚，她为自己烙了一张只有巴掌大的油饼，很圆很圆，黄澄澄的，油渌渌的。而且她没有分给任何人，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以往，她只要做一点好吃的，一定要分给邻居，或是他们的孩子，自己只象征性地吃那么一点点。她把一张小板凳搬在厨房门口，舒舒服服地坐下来。
一想起我们家的厨房门口，我就立即能听见娘炒菜时的响声，娘很会烧菜，娘烧的红烧肉红得像樱桃，酥而不腻。我特别喜欢吃娘用腌过的“箭杆白”(我们家乡一种特有的青菜)烧鲫鱼，先把鲫鱼用油煎黄，再把切碎的“箭杆白”覆盖在上面，用文火焖，最后放一茶匙白干，香味立即弥漫了整个院落。一想起我们家的厨房门口，我十七岁离家出走时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一个傍晚时分，娘正在灶上炒菜，眼睛正看着锅里。我的腋下夹着一件棉大衣，突然踮着脚尖从厨房门前跑过。娘的脸迎着夕阳，顶多能感觉到那股阳光灭了一百分之一秒，也许根本就没注意。从那一秒钟起，娘就丢失了一个儿子，一个娘格外喜爱的儿子。听说娘经常流着泪问已经远在天边的我们：“我待你们不好吗？儿！你娘亏待了你们吗？儿！”娘哪里知道，儿女们的出走完全是另外的原因呀！那时，时髦的说法是：理想。即使我事先和您商量，您能理解吗？您能放行吗？当然不！
听说娘在最后的一刻，就是坐在那个朝西的厨房门口，破天荒地独自吃完了那张很圆很圆的小油饼，放下手里的碗筷，坐在小板凳上闭目养神，夕阳照着娘的侧影，雪白的头发蓬松着。没有声响，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移动，安静得让人怀疑。除非重病，娘从来没有在白天打过盹儿。脸上反常的光亮，像是在微笑，好舒心啊！可娘什么时候这么舒心过呢？全院子里的人都感到诧异，谁也没有多想，照常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各人做各人的事情。我表哥——娘的侄子也觉得反常，但他以为他可怜的姑姑太累了，太不舒心了，难得有一小会儿轻闲的歇息，让她歇一会儿吧！所以也不愿去惊动娘。更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吵吵闹闹的孩子也都变得懂事了，没有一个跑到她的跟前去烦扰她。一直到快要上灯的时候，娘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厨房门口。担水卖的石大爷回来，才慢慢、慢慢走过去，贴近她的脸，仔仔细细地看着她，把手伸在她的脸前，希望能感觉到她的鼻息，但，没有……石大爷大吃一惊，赶紧向站在远处的人们招手，人们这才跑过来，接着，院子里的人都拥过来。人们轮流按了她的寸关节，已经没有脉搏了。最先发出哀声的是石大爷的小孙女，“奶奶！奶奶！”紧接着都哭了。门板卸下来了，那是咱们家乡的规矩。他们把娘抬在门板上，娘的眼睛没有全闭，因为在娘弥留之际，娘没看到她在血泊中养育大的儿女。大杂院的哭声从院子里传到了街上，络绎不绝的西城人拥进我们老宅的院子，每一个人在她的遗体前都扑通一声跪下，向她行古老的大礼。如果她活着，她会为此而受到惊吓，一个“地主分子”，惊动了这么多人。但她的脸上是安详的，是无忧无虑的，她静静地躺在门板上。
表哥最为痛苦，他是小时候为了活命，跟着娘的花轿从大山里赤着脚走到城里来的。他直挺挺地跪在姑妈面前轻轻抽泣，至哀至痛的哭泣是听不见声音的。多少年来，他对他的姑妈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亲热的话，甚至在她面前很少有声音。但他和姑妈最亲，只有他在姑妈身边的时间最多，只有他没有顾忌，一个一无所有的搬运工，而且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虽然在他的档案上一次一次地写着“和他地主姑妈总也划不清界线”。因为他无求，所以无畏，只有他在众人面前大声嚎哭着为我们的亲娘送终。后来，当我和表哥见面的时候，羞愧万分，不敢仰视。他那双穿着胶鞋的大脚像是种在泥土里一样，他还看不懂我的羞愧，他认为表弟们在外为革命当兵打仗，不回来是本分；他为姑妈送终也是本分，大不了把劳动模范的头衔还给党，结果党并没把他的头衔收回，还让他戴大红花，派他参加劳模代表团出访朝鲜，受到过朝鲜人民“伟大父亲”金日成的接见，给他的工友带回一盒“拖拉机”，回到搬运队，工友们都不信一个纸盒怎么能装一部“拖拉机”呢？他说：金日成元帅就是这样说的，朝鲜还有一支歌就叫《拖拉机》。于是表哥当众打开一看，工友们啊地一声叫出来了：这不就是蕨菜吗？是的，朝鲜语“蕨菜”的读音就是“拖拉机”。尽管表哥在对待姑妈的问题上阶级观点模糊，党还是需要他，需要他为搬运工做榜样，因为他一踏上跳板就浑身是劲，拼命地扛大包，褂子湿透了当汗巾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只这样吃苦耐劳的牛了，因为牛累狠了还会哞地叫一声，表哥一声也不会叫。
拉板车的刘三叔哭着说：
“怪不得，我昨儿夜里在梦里看见你，二奶奶！你在梦里对我大声喊：‘这一下可好了！我的地主帽子摘掉了。’你甩甩手说：‘我走了！’是呀，现在任谁也没法让你戴什么帽子了……二奶奶呀！”
50年代的母亲
这是我在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我想着：我娘只能在别人的梦里、在死后，才能走得这么潇洒，喊得这么勇敢啊！是的，最弱的弱者在死去的时候也敢藐视一切，强大的、世俗精神的权威和物质的价值，对于她，已经全都无足轻重了！我娘有一张照片，是我五十年代初回乡探望她的时候拍的。五十年代，娘只有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像一个七十岁的老妇人，满面愁容，满头风霜。娘是“文革”前夕去世的，六十七岁。我想，娘在临终时，绝不会比我在五十年代看见的样子更加苍老……娘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想见到的是远离她多年的儿女们，特别是娘的两个孪生儿子，这么些年，我除了在1952年专程探望过她一次，就是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接她到上海和我团聚过半个月，说真话，我时时刻刻都处于心惊胆战之中，甚至不敢向娘说一句贴心话。在娘躺倒在地的时候，想见的人却没有见到。我知道，娘会体谅我们，娘“体谅”了我们几十年了。在她咽气的时候，我们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武汉，因为我们身上都穿着军装，特别是我当过右派以后再次入伍，更加不敢造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但我一直都在想，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无怨无悔地为儿女付出一生一世的艰辛和危难，而我们做儿女的，却为了爱护一身军装和军装所象征的政治符号和利益，与生身的亲娘划清“界限”。娘去世以后，每每拿出娘那张照片，我就感到万分羞耻，羞于面对那双悲戚而又宽容的目光……
刊载于《花城》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