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

护法运动爆发后，谭人凤坚决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开展护法运动，呼吁护法军北伐，反对议和，并三赴粤闽，调处护法军之间的矛盾，以协同进行护法斗争，为护法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护法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一、坚定护法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3000“辫子兵”，以“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随后，张勋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将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上演了一场“丁巳复辟”的帝制丑剧。

张勋拥清室复辟消息传到上海，谭人凤“闻不胜愤，上气几死”，立即与孙中山、唐绍仪、章太炎等人在沪邀集名流政客及热心共和志士商量讨伐张勋复辟计划。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闹剧草草收场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重新担任总理，但他却公开宣布：一不要《临时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并借对德宣战，出卖国家利益，大借外债，扩充皖系实力，准备实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对于段祺瑞抛弃《临时约法》，拒不恢复国会，并重用曾在复辟闹剧中充当急先锋的倪嗣冲，谭人凤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段氏卷土重来，得此千载难遇之时机，使果大公无私，一以国家为前程，亦奚不可收拾众望！乃倪氏倡乱，反以皖督奖之，即此一端，已不足昭信义于天下。况对外宣战，而对内又取种种高压手段，毋乃大趋于极端乎！”由此，谭人凤对段祺瑞深感失望。

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于7月6日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离沪南下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因为早在张勋公然毁弃约法，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之时，孙中山就派胡汉民前往广西策动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于6月20日授意两广督军联名通电，宣布两广“自主”，表示拥护国会，以解散国会为非法，声明“不受非法内阁(指段祺瑞内阁)干涉”，并表示欢迎孙中山赴粤护法。孙中山等人离开上海之后，谭人凤则留在上海，为护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和联络工作。

1.坚决支持孙中山护法。如前所述，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谭人凤对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的行径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认为“此次政争，名虽护法，实为救国，法之不全，国于何有”?因此，对于孙中山决定护法，谭人凤十分赞成，并为壮大护法阵营，积极做争取工作。7月8日，伍廷芳和程璧光联袂莅沪。伍廷芳曾在段祺瑞被罢免期间代理总理兼外交总长，坚决抵制督军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时任海军部总长程璧光也于7月4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并勉励海军护法。因此，他俩都是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9日，旅沪国会议员在康脑脱路徐园举行欢迎伍廷芳、程璧光大会，谭人凤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支持孙中山护法。他指出：“海军有拥护之精神，应以炮火（实力）扫除妖氛。”并大声呼吁：“深愿诸公速起，回复国会，保障共和，是为至要。”

为了争取北方同志对护法的支持，谭人凤致函山西革命党人李岐山指出：“督军谋叛召赴复辟事实，张（勋）、康（有为）之罪原无可逃。惟逆党反复邀功，希保荣位，国家大难，必无已时。现南方同志，均不以非法发表之代理大总统与天津组织之新国务院为有效。惟民党势力绵薄，经济又亟困难，非仗北方各同志勇猛进行，中国前途不堪设想。”并特派瞿钧北上，与李岐山等人联络，“调查同志心理”。

7月20日，蓝天蔚通电指出“迩来国事颠倒错乱，歧而又歧，皆由约法失效，强迫解散国会之故”，要求“尊崇约法，恢复国会”。对此，谭人凤极为赞赏，特致函蓝天蔚表示“民党一线光明，将于我兄是赖焉，不胜企仰之至”。同时，谭人凤还提醒蓝天蔚：“惟现时通天叛党，又将为讨逆功人，复辟之祸，可以潜消。政体刷新，似将绝望，未审我兄之感想又属奚若也?鄙意张贼蠢尔迷顽，实属受弄，而反复如口辈，实无可原宥之理。”同样，谭人凤指示瞿钧前去与蓝天蔚联系，并希望蓝天蔚“将布置情形与进行计画指示一切”。

孙中山

2.坚决拥护护法军政府。7月19日，孙中山一行到达广州。当晚，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于8月5日到达黄埔。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正想向四川扩充势力，可是段祺瑞于8月6日派其内弟、皖系悍将吴光新率军入川，企图将四川控制在皖系手中。唐继尧为确保地盘，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四川扩充势力，于8月11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同时，150余名国会议员也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南下，于8月中旬陆续到达广州。25日，非常国会开幕，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前者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由现任国会议员组成，以参、众两院议员联合形式议事；国会非常会议的期限直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效力完全恢复之时为止；护法军政府的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后者则规定中华民国为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另设都督若干员，以赞助护法之各省督军任之。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谭人凤表示坚决支持，“不以非法发表之代理大总统与天津组织之新国务院为有效”，并视北京段祺瑞政府为“非法政府”。但他又发现，虽然非常国会选举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滇督唐继尧为元帅，而他们志在称霸一方，不肯屈居孙中山之后，因而均拒不受元帅职，还在暗地里频频密商拆军政府台的办法。对此，谭人凤非常气愤，对于军政府及护法大业的前途又不无忧虑。这种忧虑之情在给老朋友、时任护法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信中流露出来：“孙公与兄等煞费苦心，多方迁就，陆（荣廷）、陈（炳焜）始终以骑墙之见，敷衍模棱。海军、议员经费尚需孙公另筹，饷弹措不给发，然则有军政府之组织，恐不惟难邀赞助，且将有意外之变，亦未可知。言念及此，为民国危，愈为民党痛。”鉴此，谭人凤坚定表示，自己虽然已“枯木朽株”，倘能“辱承不弃，允许助援，能无兴起”？明确表示要尽力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以挽危局而成大业。

3.坚决支持军事讨逆。对于孙中山南下护法，段祺瑞恼羞成怒，决心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方案既定，段祺瑞即于8月6日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代替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派其妻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摆开与西南护法势力争夺湘、川，进而征服广东的阵势，妄图将护法军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

如前所述，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军政府虽然冲破层层阻力，宣告成立，但西南实力派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不承认主义。陆荣廷在接到当选为元帅通告的次日，即和广西督军谭浩明复电表示：在广东“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并拒不受元帅职。滇督唐继尧虽然表面上并不公开反对军政府，但拒不接受元帅职，并在暗地里和陆荣廷相配合，频频密商反对军政府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倚靠西南实力派来讨伐北洋军阀、实现护法的目标，无疑是缘木求鱼。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孙中山迫切希望建立一支由护法军政府直接统辖指挥的军队来完成护法大业。经过调查，孙中山得知，陈炯明在广东讨袁护国时，曾组织一支“讨逆护国军”。护国战争结束后，陈炯明在奉调北上之前，曾与广东省长朱庆澜商量将“讨逆护国军”改编成省警卫军，共二十个营，归朱管辖，驻守东江各属。孙中山认为，这是当时最有可能争取到手的军队，于是就派胡汉民、汪精卫与朱庆澜多次密谈，希望朱庆澜把这二十营警卫军移交给军政府。最后，孙中山利用朱庆澜与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的矛盾，趁闽督李厚基奉段祺瑞之命进攻军政府大本营——广东的机遇，迫使朱庆澜同意将这二十营警卫军拨给陈炯明，并任命陈炯明为省长公署亲军司令。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在上海的谭人凤“默观大势”，深感“非战不能巩固共和”，因此，对于孙中山谋求军事讨逆的决心，表示坚决支持。当他得知陈炯明掌握警卫军二十营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即致函祝贺，并对其寄予厚望：“我兄新得省长亲军二十营，挟奋斗之决心，拟率窥闽，洵为至计。虽闽省现时情势，攻取较前稍难，然有海军佐之，当可得手。”

谭人凤不仅祝贺陈炯明重掌兵权，自己也“拟趁此时机，组织军队，为直捣幽燕之预备”，因此，他一面派儿子谭二式赴湘西“招集旧部，以为将来北伐之用”，一面致函孙中山，请求军政府为他在筹建军队方面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孙中山收读谭人凤的来信后，为其精神感动，特函复说：“尊示所云需款进行一节，苟可相助，敢不唯力是视。特是军府初置，国内犹多观望，而西南各省，于进行主张，亦稍有出入，故抵粤以来，除借贷小款外，殊无挹注之法。现国会虽通过内国公债案，然无确实地盘，承销尚不易易。何况遽集巨款，此中困难，惟相知如左右者，乃能谅之耳。顾文意以为讨贼之师，万不容缓，现正多方筹措，准备进行，苟款项稍能周转，自当量力补助。其大江义旅，仍望竭力主持，砥柱中流，定危扶倾，端惟老成是赖。”

虽然谭人凤在经费上不能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但孙中山的复信对于谭人凤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为谭人凤日后投身军事护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完待续）

（原载：《湘学研究》第1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