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豪强凶猛(((1)))

在历史上，一朝代建立后，经济走向复苏时，地方豪强们总能趁势崛起。如果政府无力抑制豪强的无限制壮大，则豪强就会上吞政府的税基，下夺小民的生计。最终政府的税收、豪强的侵夺、官僚的压榨全部都会落到了小民百姓的身上。

当压迫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人心思乱，政争频仍，地方豪强犯上作乱，并最终迎来新一轮的大洗牌。结果只能是政府垮台、小民遭殃。

地方豪强似乎正是中原王朝帝国崩盘的癌细胞扩散。

一、豪强崛起

什么是地方豪强呢？

简而言之就是土豪，一般而言属于大地主，具有非常雄厚的财力，在当地势力极大，属于“地头蛇”，而且和黑社会有勾结。

有的地方豪强十分干脆，直接撕掉伪装，就是当地的黑社会老大，这种人往往是借助手中的武力和钱财，挟持地方官吏，操纵地方事务，从事非法事业。

换言之，这就是“以武犯禁”的典型。

所谓“皇权不下县”，流官最低只到县一级的，县以下属于乡民自治，就是靠地方豪强世家大族这种“乡贤”。这种“乡贤”手里有钱有粮有人，地方官员只有结好他们才能保一任平安，怎么会轻易下手惹这些烫手的山芋呢？

地方豪强甚至连中央都不能得罪。比如将汉朝一分东西的王莽，曾经出来蹚过浑水。这个豪强出身的“穿越者”，坚定地站革命队伍一边，掌权以后一直拿“自己人”开刀，结果自己的脑袋也被人收割了。

地方豪强可以进化为皇帝的。

举个最好的例子：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他家，就是典型的地方豪强，当然这个地方豪强也是由汉朝宗室后裔变异而来的。

刘秀哥哥刘縯“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这个事读点史的，都有所耳闻的，但《后汉书》却把刘秀塑造成一个“性勤于稼穑”的遵纪守法的敦厚青年，这不能不说是曲笔了。按《东观汉记》的记载，刘秀“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活脱脱的一个混社会的青年模样。

而史书记载刘家当时隐匿亡命，官吏不敢上门，则在当地的能量可知了。

后来，刘秀靠着自己地方豪强的家底干死了王莽，也干死更始帝，最终君临天下。

那么，他又是如何对待地方豪强的？

讲真，面对崛起的地方豪强，汉光武帝刘秀不是没有想过打击豪强。

一开始，刘秀自信满满，磨刀霍霍，准备对地方豪强开刀。就像武人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皇帝后，明白他可以这么做，别人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地方豪强起家的刘秀当然要重点整治一下地方豪强了。

他首先发布“度田”政令，要求天下州郡丈量土地，核算人口——这是打击豪强的第一步，也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是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

但无可奈何的是，刘秀这第一步就没走下去。

史书记载，地方官惧怕地方豪强，上下其手，投机取巧，有的贪污受贿，相互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土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在明显制造官民矛盾，想激化矛盾，为清丈土地制造各种阻力么。

这当中还出个奇葩的事情：

有地方官在糊弄皇帝的过程中，竟然粗心到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不小心夹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多打听一下颍川郡和弘农郡的情况，河南郡和南阳郡的就别当真了”。

刘秀看了，一时不解，就派人去审问报送材料的人，你说这话到底是几个意思？又是谁教你的？

这位粗心的仁兄倒是嘴巴比较紧，咬死不说实话，非说这纸条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

刘秀勃然大怒，你耍我是三岁的智商啊，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种“打死我也不说，你又能把我咋滴”的下属了。

但偏偏刘秀他还真死活撬不开这张铁嘴。

后来，还是东海公刘阳（后改名刘庄，是为汉明帝）跟刘秀讲了大实话，说这是小官吏接受了上官的指示，要把本郡的丈量结果和其他郡的做个比较。这样，大家最后报上来的数字才能差不多。如果他这张嘴一开，那大家都得玩完了啊。

刘秀更奇怪，就问刘阳，那为什么河南和南阳的就不用问了呢？

刘阳回答说，因为河南郡是京畿之地，皇亲国戚那是到处跑，重臣亲信那是满街走，这些主一个都不好得罪；而南阳又是咱们的老家，能攀上咱们家关系的远亲近邻也不少——这两个地方去碰碰，那就是不识好歹，明显是要冲着找死去的干活，自然其他的地方不能跟这两个地方比较了。

刘秀一想也是。

这时，刘秀突然意识到，这些地方官都不可信啊。本来想着，郡守作为两千石的高官，是朝廷派出去代表皇帝守牧地方的，但谁曾想，这些官员竟然和地方上串通一气，联合欺骗他。既如此，刘秀只能别辟蹊径了。

刘秀决定派出中央巡视组，下去调查地方高官的违法乱纪问题，决定惩处那些丈量土地不实的人。

这一查还真的查出了不不问题。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教书育人，任用贤才，颇有政绩。但是丈量土地不实，还因此受贿了上千万。

撞到枪口上来，自然要当作典型来处理的，朝廷当即作出了对欧阳歙双规的决定。

但大贪官欧阳歙又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当朝的宰相大人。而且他们家祖传《尚书》，八代人都是五经博士，徒子徒孙遍及天下，影响力大到了平原郡一个叫礼震的十七岁小孩，居然说愿意代替欧阳歙去死。

反腐反到了宰相身上，而且反到了一个颇有声望的人身上去，刘秀知道这事真不好办，到底是杀还是放呢？正当犯难的时候，欧阳歙知趣地在狱中去世，好歹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此后，反腐风暴牵出了越来越多的人，“（建武十六年）九月，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坐度田不实，下狱死”。

“下狱死”总算给个体面的死。很多地方豪强按捺不住，开始起兵造反。虽然造反被刘秀给镇压下去，但刘秀也明白这事不能继续玩下去了。这样玩下去的话，那是真要让自己处于孤家寡人之境了。说不定他们联合起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刘秀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就默默地停止以反腐的形式来抑制地方豪强的壮大。

因此，整件事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而刘秀此次对豪强的打击，也是大汉王朝最后的一次。

既然限制、打击变得异常困难，而且很容易引起强烈反弹，那剩下的手段只有安抚、拉拢了的合作了。

具体如何合作呢？无非有二，一是授以高官厚禄，成为利益的共同体，二是跟地方豪强联姻，建立起血缘关系。

因此，此后的汉王朝内部政治的重点，转移到了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直至董卓进京。

大汉王朝对于豪强的打击，可谓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比如汉武帝用的手段那就有些血淋淋的，任用王温舒等酷吏，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比如“苍鹰”郅都任济南郡守，上任之后先把郡内的大户人家全杀光了；而王温舒更是以杀地方豪强为乐了，开始感叹冬天为什么不能长一个月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迁豪政策。这个迁豪措施从汉高祖刘邦时开始，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诏停止迁徙，实行了150余年，经历了7代皇帝。

二、豪强凶猛

地方豪强的产生，有其必然要产生的原因。

从秦商鞅变法开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兼并就成了历朝历代帝国寿命的“罩门”，土地兼并催生的豪强，正是腐蚀国家机器的“氧化剂”。

汉武帝时候的地方豪强，大部分是富户，其财产大都是土地财产，当然也包括一些奴隶。比如四川土豪卓王孙，也就是司马相如的岳父，就占有几千奴隶。

这些财产并不像我们一贯理解的那样是赤裸裸剥削的产物，而是来自于农民或主动或被动的出让。主动，是因为农民将土地卖掉，转做佃农，可以逃避一些税赋杂役——对于农民而言，交税和交租并无不同，哪里更实惠就往哪里去；被动，则一般是因为遇到了灾荒年间。缺衣少食的时候还要想活命，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把土地卖掉。

但时间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情势已然不同。

所谓的地方豪强，再也不是那些地方上的暴发户了，而是变异为官僚集团了。

说白了，地方豪强与士族门阀开始合流了，这又要从汉武帝说起了。

虽然汉武帝雄才伟略，深知地方豪强的危害性，一直任用酷吏用最血腥的办法来惩治豪右。然而，他首创五经博士以来，官员皆由察举而出，要被察举进入仕途，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通晓儒家经典。但当时没有印刷术、没有造纸术，普通老百姓是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学术是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

如果你要是西汉的大学者伏生，知道学《尚书》能当官，你首先会教给谁呢？

当然是自己的儿子们。再不济，也会是各种亲亲疏疏、近近远远的亲戚们了。所以，才有了济南伏氏的九世为官，到伏湛的时候，也就是东汉时，已官至大司徒了。

被汉光武帝刘秀作为典型来处理的欧阳歙，他的八世组欧阳生，也是从伏生那里学到的《尚书》。

这种五经博士的诗礼传家，再加上察举制的推动，最终造就了东汉时期的累世高官——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

为什么当高官就能变成地方豪强呢？

答案也十分简单：俸禄高，不差钱。

农耕帝国，粮食才是硬通货。有汉一代，三公秩万石，根据年成好坏，这一万石粮食大约能换10-50万钱。而当时关中一带最为膏腴的土地，一亩也就只值1万钱。

试想四世三公，代代累积，这能买多少地！

这些地方豪强以诗礼传家，以土地富家，实现文化知识的垄断，土地资源的垄断，最终也想实现政治资源有垄断，希望这些既得的利益能代代相传下去，于是地方豪强慢慢地进化为士族门阀了。

地方的豪强们知道“举孝廉”的推荐权还是掌握在地方官手中的。于是，他们主动资助起地方官，或者与地方官深度合作，帮他推行乡里的政务，在地方官面前露上几手，就顺利进入了地方官的考察名单中了。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清楚到东汉时，刘秀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了。在汉武帝时期，豪强都还只是些暴发户。但到了刘秀时期，豪强已经变成了整个高级官吏集团。所以才会我们看到宰相都涉及丈量土地造假，大量的两千石高官涉案令刘秀杀之不尽这种现象出现。

再强悍的领导，也没有办法和所有的部下为敌。

再说了，即使你杀光了这群两千石，提拔一些赤贫百姓，只要制度还是如此，那么隔个几年，他们依然会变成新的豪强。

刘秀的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必输的结局。

汉朝正是输在了地方豪强身上。地方豪强凭借强大的宗族势力，勾结官府和贵族，武断乡曲，横行霸道，大量吞并农民土地，最终形成了帝国内的封建割据，最终将整个汉帝国带入了万劫不复之境。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汉时，那些地方豪强不够强大，但到了东汉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渗透到了地方，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

更重要的，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武装，纷纷建立起军事性的防御建筑，小者为坞堡，大者为坞壁，可以积谷自保，又能防御外来的军事打击。大点的坞壁建在山间，凭借地形有险可固，还能自事生产自给自足。比如袁术在少室山建的坞壁，可以容纳十万人，一夫守隘，万人莫当。东汉时曾助曹操征乌桓的隐士田畴在徐无山建坞壁，“聚宗族乡闾五千余家，与外界隔绝十余年之久。”

最有名的就是董卓的郿坞，《三国志》里把董卓的郿坞拿来和长安城相比，“郿坞高与长安城埒”。“埒”的意思是相等，也就是说郿坞墙高和长安城一样。《后汉书》说得更具体，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所以，董卓自己也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三国承汉后，皇权衰落，中央也只能承认这些拥有武装实力的地方豪强的势力。而割据一方的三国的缔造者，基本上都是地方豪强——曹操是，孙权更不用，刘备也是。而在经济形式上也开始走向封建割据，出现了庄园经济。其实，汉末到唐初的乱世，唱主角正是地方豪强，因为那时地方豪强已经武装起来了。

曾经显赫一时的士族门阀，只不过是地方豪强打扮出来。就像东晋衣冠南渡后，面对江东的地方豪强，给予官职、联姻等加以笼络，连朝廷的首辅王导都在家学习吴语，用以加强和南方地方豪强的联系。

虽然士族门阀在唐末五代时期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地方豪强一直没有消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他们往往独霸一方，其势力深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尾大不掉且无所不能，整个社会无时不处在这种隐秘势力的阴影之下。

在漫长的历史中，地方豪强作为既得利益者，在地方和中央都有自己的代言人。

比如在明朝，虽然朱元璋志在打击贪官污吏，消灭豪强地主，然而到晚明时期，东林党人就是江南之地富贾集团、地主缙绅等地方豪强的代言人。说白了，直到明朝，地方豪强依然和士大夫媾合在一起，一直在闷声发大财。

再比如晚清太平天国之后，随着中央皇权的崩溃，地方豪强势力趁机崛起，代表地方豪强势力的地方督抚开始尾大不掉了，东南互保，粤不奉诏，知袁宫保，不知朝廷……可以这么说，咸丰皇帝是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那里已经出现了地方豪强主导地方政治的倾向了。1900年6月，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公然驳回诏书，搞东南互保，其本质就是地方势力已经坐大，是汉族地方豪强一种自保行为，这也已经说明清朝已经名存实亡，当然这种自保最终演变成了民初的军阀割据。

即便现在的中国，地方豪强势力独霸一方的现象在中国基层社会还是普遍存在，越是到了基层这种色彩也就越是深厚，这是权力腐败长期得不到清理导向的结果。在一些地区，权力、资本和黑社会已经沆瀣一气，在政治上，豪强们把持了整个官场的主导权，改变了权力的性质；在经济上，矿产、房地产、殡葬业、区域市场等优质资源悉被垄断，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豪强之家恃强凌弱，兼并之族横行邑里，轻则武断乡曲、残虐百姓，重则扰败法令、肆行奸宄。其结果是，“豪夺财富入于私门，积累民怨归于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