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张艺谋才38岁，还没人喊他“国师”；三十年前，莫言33岁，还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在这一年，1988年，张艺谋和莫言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就是这部电影：《红高粱》。

电影开场的时候，屏幕一片漆黑，观众只听到姜文的声音出现：“我跟你说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这段事儿。这事儿，至今还在我老家流传，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一年，女主九儿才19岁，出落得亭亭玉立。十八里坡开酒坊的姓李的用一头骡子作为聘礼，九儿的爹就把九儿嫁了过去。她爹说：“闺女，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嫁过去！人家多大的气派，张口就给咱家一头大黑骡子！”出嫁那天，一顶气派的花轿，四个强壮的轿夫，六个欢天喜地的乐手，他们载歌载舞地去迎接九儿。从九儿家到要去的姓李的家，“青杀口”是必经之路。说来也怪，这地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长出了将近百十亩笔直的高梁，当地的人都说这是野高梁，还谣言说这儿常闹鬼。1988年，这部《红高粱》火遍了全中国，这部电影是由莫言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当年《红高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中国金鸡奖、百花奖，还获得了十几个国际电影节的各种奖项。如今30年过去了，这部《红高粱》仍然是观众心中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当年《红高粱》上映没多长时间，就引来国内观众的巨大非议。有人认为，这部电影用丑化中国人来取悦国外的评委和观众。如今，3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一次认真审视这部伟大的电影，用现在的人的思想来看待，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将它和“丑化中国人”联系在一起。有观众在影评中写道：《红高粱》自始至终充盈着勃勃生命力，它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它塑造的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的理想。把这部电影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红高粱》的确有很多让观众难以接受的地方。大家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几百人坐在影院里，目睹一个强壮的男人，扛着别人的新娘，钻进一片郁郁葱葱的高梁地，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虽然没有很露骨的画面，但是电影的配乐和不断晃动的高梁杆足以让那个时代的观众面红心跳，尴尬不已。除此之外，电影里那些赤裸裸的“粗俗”台词：“你这小娘们儿，脱了裤子还可以，提了裤子怎么就不认人了！”这部电影和莫言的原著小说相比，张艺谋已经很克制了。在原著小说中，有大量的粗俗的语言和黄段子。也正如莫言在书中所写：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做爱的地方。张艺谋的电影，拍出了莫言小说中的那种生命力。巩俐和姜文，演活了那两个自由自在自爱的人。

在莫言的原著小说中，“奶奶”有这样一段独白：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电影虽然省略了这段台词，但张艺谋拍出了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奶奶”，巩俐也凭自身的演技演活了这样一个率真又泼辣的“奶奶”。在这个电影里，男女主人公光明正大的谈情说爱，他们自由自在，坦坦荡荡地活，轰轰烈烈地死。他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这不是丑化中国人，这分明是一曲献给中国人的赞歌。莫言在小说中写道：他们劫富济贫，精忠报国，他们的英雄壮举，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汗颜。张艺谋为了拍出高粱地的背景效果，他借了三万块钱种高粱，在这部酣畅淋漓、激情四溢、势如破竹的电影里，张艺谋导演、作家莫言、演员巩俐、姜文和顾长卫，他们相互成全，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洒脱的一笔。如今30年已经过去了，再看《红高粱》，耳边还能听到一群活得豪爽自在的人在唱着：“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这样的豁达开朗旷、挥洒自如、热情与悲壮同时出现的意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中国电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