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的古汉字，既联系甲骨文状态下的古汉字的起源，又探讨在甲骨文形成以后，在金鼎文、篆书、隶书、楷书状态下发展和变化着的古汉字，也探讨在简体字状态下的新汉字。也就是说，既探讨初始状态下的古汉字，也探讨发展和变化着的汉字。从历史时期而论，涵盖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明确汉文字的近五千年历史。客观地、科学地还汉字本来面目，是我们这些汉字继承者们的义务和责任。
应当说甲骨文状态下的古汉字数量比较有限，而在其后的古汉字演变过程中，新增了大量的古汉字。在东汉许慎时，汉字只有9353字，而到了明清两代，汉字数量剧增。以《康熙字典》为例，全书收录的古汉字竟然达到近５万之巨。例如，《康熙字典》（清，公元1716年）有47043字。这也就是说数量巨大的古汉字，不仅对一般的老百姓是十分陌生的，就是对于那些终身从事文字工作的专家学者来说，要大体认识近５万汉字也是极为艰难的。古汉字日益增多，但意思基本相似或者相同的字大量增加。这主要是宋代以后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蓄意编造的结果，其中除了少量新增加的字较为科学外，绝大多数新增字，有的只是把人们能够理解的许多表达稍微模糊概念的字，硬是要分得一清二楚，因而增加了人们认字的困难；还有相当数量的是蓄意编造出来的新汉字。比如，明王朝，为了其子孙名字中都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字，硬是增加了一批这方面的字。更难以理解的是，现代也有《汉语大字典》（1990年）出版，则收罗了54678字；这种字典适合于少数汉字专家，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完全不合适的。
大量增加的汉字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汉字的认知困难和对于汉字的极度神秘感，严重导致对汉字的认识难、书写难的状况，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汉字的反感；这是笼罩在古汉字身上的灰尘，需要擦去灰尘才能够还古汉字历史真实面目。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历史地、科学地研究汉字的精髓，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古汉字的科学、神奇和奥妙的。
要科学使用汉字，就必须了解汉字的奥秘。汉字很神秘。对于外国人来说，“最为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回答是：“学汉语（汉字）”。做出这种回答的不仅是普通百姓，而且包括一些极度聪明的大学者，例如，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这自然使一般的外国人感到汉字的神秘。即使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汉字依然是十分神秘的，其神秘就在于，大家感到汉字如同神龙那样，“见首不见尾”，莫测其高深。
必须打破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使汉字这位似乎“不吃人间烟火”处在九霄云中的神灵，重新回到它赖于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人世间的大地上来。而实际上，汉字从初创时期就没有披上迷人的面纱，就没有故意让人们“莫测其高深”。那为什么现在人们，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感到汉字的极度神秘呢？这种神秘面纱是由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们强行披上的。比如，封建统治者对于写错了个别字的学子，甚至会使出杀人的残酷手段。而繁杂的笔画、书写的困难更使人们对汉字“敬而远之”。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以往视为神灵的汉字，重新还其历史本来面貌。汉字原来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人类社会、亲朋好友，与人们自身的生理结构，与人们的思想言论乃至理想，与人们生长着的大自然环境，与人们共处地球的诸多陆地、海洋及其生物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上述的人和事物、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于人们来讲是亲切的和熟悉的。
把汉字这个神灵，重新送回到人间，让普通百姓乃至幼儿园的娃娃们都能够认知，能够熟悉，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大事情啊！本书就是为此而努力的。本书是一本探索和解释汉字奥秘的书，希望本书对于破解、破译汉字奥秘，能够起到开拓的作用。尽管开拓者是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的，但是，我也衷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认识和掌握汉字，加强人民相互之间的友好交往上做出自己的一份微薄的贡献。
古时单体叫文，合体叫字。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指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通志·六书略》中也指出：“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比较严格地区分开“文”与“字”的区别。不过后人逐渐不再严格将“文”与“字”区别，而是统称为“文字”，或者有时叫“文”，有时叫“字”。本书中所称“古汉字”也是统称“文字”这个意思。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汉字的解析工作。认为说文解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解析清楚一个字，其价值等同于写作了乃至万言的一本书。要解析清楚一个字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汉书·艺文志》谈到：“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本书主要是对于古汉字造字基本规律进行簡要的概述，拿出一些汉字，或者词组进行分析，从中揭示汉字的奥秘。揭示汉字的奥秘同时，也是揭示古代汉族先民们的社会观、自然观，或者整个宇宙观的过程。这对于深刻理解古代先民的思想变化也很有好处。本书目的是分析古汉字的造字规律性，为人们尽快认识和准确科学使用汉字提供一种渠道和途径。
第一章 各种文明阶段对古汉字形成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均拥有自己的文字。与汉文字一起的还有藏文、蒙文、满文、伊斯兰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等。
中国古代社会各种文明形态对古汉字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几个文明形态，包括原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以及到现代工业文明，它们均对古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有许多具体的表现。
古汉字发端于汉族先祖的游猎文明和游牧文明阶段，但形成于农业文明阶段，同时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着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变化。从这些文明对古汉字的影响和表现中，我们能够寻找到出在今后中华文明发展中，古汉字的发展规律及其具体途径。
第一节 古汉字发端于原始社会游猎阶段
古汉字发端于古汉族先祖们的游猎（游牧）阶段。我们从古汉字中，我们最先接触的是古汉字中的象形字。关于象形字的数量，就目前中国正在使用的古汉字，多数学者认为有近300个象形字。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79年版）中，辞海部首表共有部首283个（繁体的同部首，只用简体）。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比较简便的看法。如果我们试图对从甲骨文开始到篆书、隶书、楷书和当代的简化字中，对汉字究竟有多少象形字进行正确回答，可能是需要一篇文章才能够讨论清楚的。有的古汉字书中指出象形字有500多个。象形字在汉字中的出现，除了作为单个的象形字出现外，更多数出现的情况是作为汉字的偏旁部首出现，在偏旁部首的各种排列、组合中，形成庞大的汉字群体。
人们认为的古汉字中的近300个象形字中，无论是花鸟鱼虫、牛马羊豕犬，以及人类的手足口鼻舌身心、父母兄弟、男女等古汉字中的象形字，这些古汉字的产生都是与中国古代人类经过的游猎、游牧阶段的实践分不开的。
在游猎、游牧阶段，先祖们除了对具体象形事物加以认知外，他们还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中一些复杂事物加以认识，尽管有些认识还比较肤浅、比较表面，还没有完全抓住事物的规律性，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感觉到先祖们对于认知世界的种种努力与艰辛。
以國（国）字、秋字等古汉字的形成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各种文明阶段上，先祖们对于事物本质含义的逐步深入的了解，因此，呈现出先祖们对于事物规律的阶段性认识来。
在游牧阶段，甲骨文中的国字是“或”字（由 “戈+口+一”组成）。实际上在“或”字的前面还有一个类似于“或”字（“戈+口”组成）的字，它比起“或”字少了字底下的“一”，也就是土地。换言之，一开始的國字是由“戈+口”组成，注意它少了“一”(也就是土地)，表达的是酋长带领“口”，即人口，部落人众，进行着游猎生产和生活，这里的国家概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挺多只是一种国家完整概念形成之前的“部落”形式的“邦国”。古代游牧生产比起游猎生产，毫无疑问要稳定得多，安全系数要高得多。游牧活动需要有水草丰美的草原，游牧部落需要有供自己“逐水草而居”的土地，这比起游猎时期，对于土地的看重要增加了。但是，由于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因素，就使得游牧部落居无定所，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眷恋程度，远比农耕部落低很多。不过，随着农耕部落的大量涌现，土地不断被农耕部落开垦而去，游牧的土地总量减少，这也逼迫农耕部落关注土地，因此，那时的国家的國字是用甲骨文“或”字来解释的。这里的“或”字（由“戈+口+一”组成），比起以往的甲骨文的国字——“戈+口”是多了一样东西“一”，这代表着后来的农耕部落较之于游牧部落，对于土地的重要性也日益加重了。
在农耕社会后，土地不断被开垦成为可以种植粮食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耕田；为了保证丰收，加强了水利设施的不断建立，这自然会更加突出对于稳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需要。因此，就由上述的五千年前甲骨文“或”字所表示的國字，转变为三千年前金文中的“國”字，这个“國”字比起前边甲骨文的“或”字多出了一个大“囗”，这是表示边疆四周的意思。游牧阶段，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部落是人类社会向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人类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则比起游牧阶段的社会，这许许多多的部落（“或”）则组合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国家（“國”）。农耕社会里的国家，比起游牧社会里的国家，不仅疆域要大很多，而且人口、部落也要多很多，往往都不是单一民族所组成。农耕社会诞生出延续至今的国家（“國”），这是比较完备形态的国家，国家里最基本的因素是“口”，这就是人口，人民；其次是军队（“戈”），那是一个持有武装的军队；第三个因素是土地（“一”），有了土地，才能够开荒种地，放牧牛羊，才能够养活国土里的國民；第四个因素，国家有着四周的边疆（大“囗”），这是也就是国家的势力范围所到的土地边沿。
综上所述，國字的形成，发端于游牧社会，形成于农耕社会。
与國字相联系的字有“疆畺jiang”等字，不过与國字相比较，在甲骨文中，國字只有“或”的形态，尚未形成后来完备形态的“國”字；但是，在甲骨文中的“疆、畺”等字，却已经形成与其后出现的篆书、隶书等“疆、畺”字一样，字形基本一样，已经具备了完备形态的汉字。篆书隶书中的“畺”字与“疆”字字形上均有畺（由“田”与“田”连成一片的），只是“疆”字多了一个“弓”部首。但是，在甲骨文中，“疆、畺”等字没有区别，这些字的左边都是一个弓形，右边则是上下各有一丘田，即两块“田”相加。这个“畺”字的出现，正是农耕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绝大多数表达农耕文明的字主要出现在金鼎文和篆书、隶书、楷书阶段。
其他不少汉字，比如“秋”字等字的形成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甲骨文中的“秋”字，形成于游牧阶段，甲骨文中的秋字的最初形态是：秋天里，人们看到僵死的蝗虫（又名蚂蚱）；或者同时把蝗虫拿火烤着吃，还有的就是画一只乌龟在凋零的禾苗旁；这三种都作为秋天到来时的一个象征。秋天的表象有千千万万种，甲骨文将上述三种表象就作为“秋”的特征，有以偏概全的味道；而且，有的地方在秋天里未必能够看到大量蝗虫死去的情景。因此，用蝗虫来表达秋天未必就是科学的表达方式。人类的智慧是随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先祖们对于“秋”（秋天、秋景等）的认定也是随社会的前进而逐步科学的。在农耕社会里，先祖们主要是作为农民而整年累月地与耕种打交道，以种植农作物作为自己的最大事业，故此，他们对于秋天是收割时节的印象极为深刻。在秋日里，禾苗成熟了，禾苗的全身火红颜色，也是一年一度的收割季节，这给以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以“禾+火”形式，来揭示秋天的本质特征，无疑是最为大家认可的一种表达方式了。大家熟知能详的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过描写秋景的精辟词句，比如： “看万山红遍，曾林尽染”，“万木霜天红烂漫”，等等，这些描写秋景的诗句，也都是与古汉字中篆书、隶书中的“秋”字的含义基本一致。换言之，画家如果用火红颜色来描写秋景，那么，即使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认识到这是秋天的景色。
为何在游牧社会里，秋字与火烤僵死的蝗虫相关，这是因为蝗虫也是很好的蛋白质，能够充饥耐饿有关。而秋字与“禾+火”相联系，则是农耕社会里，等到禾苗等农作物叶片像着火一样，这是农作物成熟的重要标志。两者充分体现出在古代“民以食为天”的这种对于食物的高度关注，因此，对于“秋”字的定义，也就趋于一致，只是，二者的科学性上有区别罢了。
火烤僵死的蝗虫能够充饥耐饿，与禾苗火红的秋收时节，能够收获大量粮食相比较，当然是后者给人们印象更加深刻和久远，因此，秋字是农耕社会的产物。而且“禾+火”或者“火+禾”的秋字，的确是对于秋天、秋景的最为形象、最为传神的点睛之笔。可以说，古汉字就是千百个伟大的抽象画派大师的作品。
本文举出國字和秋字等字的历史演变过程，目的就是试图揭示古汉字的形成过程，也是华夏大地上先祖们对于古汉字所表达事物对象的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深化过程，华夏大地上先祖们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文字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既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需求，同时，它又以独立形态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影响着它们的发展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