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热血已许国，

一生只做一件事。

救命的甜

Precious sweet

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应该都吃过“糖丸”吧？

小时候被爸妈牵着去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就会领到一颗小糖球，入口即化，能甜到人心里去。

在那个物资匮乏、缺吃少穿的年代，这颗甜甜的小糖丸，成了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

几十年过去，我们都长大了，有人从孩子变成了父母，但你可能从没想到过，就是这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口甜，拯救了数以亿计中国孩子的生命，从根上消灭了小儿麻痹症病毒。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概念，当年的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肆虐中华大地，患病的孩子们轻者致残致瘫，严重的更会丧命。

就在全国上下闻风丧胆的时候，病毒学家顾方舟克服千难万险，用尽一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

遗憾的是，就在今年1月2日，92岁高龄的顾方舟先生因病逝世，世人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了不起的“糖丸爷爷”。

不同于留给中国孩子的甜蜜记忆，顾方舟的童年充斥着苦涩和磨难。

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宁波，五岁那年父亲感染黑热病，在当时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下不治而亡，年幼的顾方舟早早体验了疾病带给人的深重痛苦。

在母亲的激励下，194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医学院，立志行医悬壶济世，一双巧手连导师都称赞：是块外科手术的好料！

彼时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再加上饱经战乱，百废待兴，各种脏乱差的卫生环境导致国内各种疾病大肆流行、死亡率居高不下，他看在眼里，心痛万分。

他去各地考察，目睹了真实赤裸的公共医疗卫生现状后，毅然决定放弃外科医生的优厚职位，投身又苦又累的公共卫生行业，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

“当医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少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毕业后，顾方舟被选为前批赴苏留学生，他告别新婚才五天的妻子，急急奔赴苏联，苦学四年，直到1955年获苏联医学科学院医学副博士学位才载誉归国。

那年正赶上江苏南通疫情大暴发，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多为儿童，确诊为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疫情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七八月的燥热天气，家家户户门窗紧闭，都不敢让孩子出门，引起了巨大恐慌。

最可怕的是，脊灰病毒的特性极易传染，好多孩子感染后被迫截肢、瘫痪、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

可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几乎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任何预防机制，顾方舟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有一天一个家长背着感染的孩子找到他：“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他有心无力：“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的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的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

他看到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久久不愿离开。

“作为公共卫生人员，我们真的觉得很内疚。”

为了紧急控制疫情，国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顾方舟被调去专门研究脊髓灰质炎。

出发前，他向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承诺：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

那时候国内科学研究的环境很差，做试验更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

就连体外做细胞培养的牛血清，都得跑到城郊的屠宰场，从未出生的胎牛身上提取。

可那时候的一头牛就是半个生产力啊，他就和屠宰场约定，一有母牛生产，他就亲自骑着自行车，带着设备提前赶去采血。

“当时实验条件非常非常困难，但这样也过来了，我们那会儿年轻，也不怕这么干。”

1958年，他终于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之后前往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工艺。

可那时，中苏关系正处在紧张的局势之中，他们没有被允许进入专门的“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便打发到了普通的疫苗研究中心。

尽管处处碰壁，顾方舟还是搜集到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当时美苏两大强国都研制出了“脊灰”疫苗，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死疫苗工艺成熟，能确保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但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且费用昂贵；

活疫苗高效、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还能阻断传播，但安全性尚待研究。

考虑到我国经济实力较弱，又人口众多，阻断传染太重要了，他决定研发活疫苗，只要有人敢负这个责。

国内积贫积弱，国际形式又剑拔弩张，可每年有两万到四万的孩子患病，疫苗研发一刻也耽误不起。

1960年，顾方舟带着母亲妻子和儿子前往昆明，在离昆明几十公里的玉案山花红洞筹建中国科学医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目标是450万人份的活疫苗。

玉案山上一片荒芜，没有路、没有水也没有电，他和科研人员就自己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只用了九个月，就在荒山上为中国孩子们建起了疫苗生产基地。

可说是基地，却简陋得可怜：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又紧缺，最要命的是苏联还撤走了所有的援华专家。

“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那段时期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人可以饿，但猴子是做实验用的，绝不能饿着。”

有一次周总理访问缅甸，专门到昆明基地视察。他向总理报告：只要我们这药生产足够量，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吃到这个疫苗，这个病就能被彻底消灭。

总理笑着打趣：“嗯，是这样吗？那你们以后就没事干了？”

他认真地回答：“那不会，这个病消灭了，我们再去研究别的病！”

总理欣慰地点点头：“对，要有这个志气。”

守着对总理和人民的承诺，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终于研制成功，可谁也不敢承担患病的风险，活疫苗的临床测试成了第一道难关。

但顾方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信心：“你自己都不敢，你怎么让别人相信？”

他决定以身试药，冒着瘫痪风险喝下了副作用还不明显的活疫苗，把自己当小白鼠观察了好几天。

好在一切正常，可他心里又打起了鼓：疫苗终究是针对孩子们的，成人本就不易感染，试验安全不代表对儿童也有同样效力。

可风险未知，谁家适龄儿童愿意接受试验呢？他咬了咬牙，瞒着妻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那几天他寸步不离守着刚满月的儿子，仔细观察他的体征变化，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煎熬，安全度过测试期的那一天他抱着儿子激动地落了泪：疫苗是安全的！可以放心给老百姓交代了！

在他的影响下，研究所的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疫苗，为临床试验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研所以身试药，以子试药，本身就是对疫苗普及最好的宣传，之后疫苗推广的工作就顺利铺开了。

1960年，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之后的三期临床试验又扩大到，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450万人近一年的检测实验表明，各样本城市发病率明显下降。

可当时中国每年出生一千几百万新生儿，7岁以下的儿童更是数以亿计，如此庞大数量需承担成倍的安全性风险，重担再次落在顾方舟的肩上。

他提出活疫苗有返祖的可能，要从根源解决病症，必须制定完善的免疫策略：要在短期内在一定固定人群口服率要达到95%，各乡镇市省逐级筛查，一个也不能少。

就这样，脊灰疫苗战在全国轰轰烈烈打响了，可眼看着疫情日益好转，顾方舟依然没觉得放松。

活疫苗最重要的就是活性，每一批次都需要冷藏保存，很多偏远乡村还没等疫苗送到就已经失了效。

另外液体疫苗装在试剂瓶里很不方便运输，服用时家长们还得将疫苗滴在馒头或饼干上，特别容易浪费，加上疫苗液口感苦涩，孩子们也不爱吃。

一个接一个问题困扰着顾方舟，直到他看见一个孩子津津有味的吃着一颗糖，脑中豁然开朗：

不如把疫苗做成糖丸，既方便运输，孩子们也爱吃！

在实验室里钻研了一年多，糖丸疫苗终于研制成功，顺利通过了一系列检验，开始大批投放市场。

这些乳白色的小糖丸既好吃又顶用，既保存了活疫苗的效力，又延长了保存期，冰箱里能放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

条件落后的偏远地区，顾方舟就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里，办法虽土，却迅速将糖丸疫苗覆盖到了全国各地。

经过科研人员的长期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脊灰病毒，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不治之症终于被消灭，慢慢变成教科书上一个遥远的名字。

2000年，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认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6年，新疫苗上市，守护几代人健康成长的糖丸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顾方舟先生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付出了一生，可他却谦逊地说“我的一辈子只做了这么一颗小小的糖丸罢了。”

他终于可以向老百姓交代：我们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也不用得这个病，“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所求。”

顾方舟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可世人不会忘记他的糖丸和他的名字一样，曾是护佑中国少年平安长大的生命方舟。

如今的00后早已不知糖丸为何物，而当科学向前发展，终有一天人们会连小儿麻痹这种病症也一并忘记。

可如果没有顾老先生那一代人攻克难关，没有那一颗小小的糖丸，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又如何能健康成长，拥有各自灿烂的人生？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正是无数先辈们上下求索以身许国，才换来我们如今柴米油盐的寻常烟火。

你所享受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每个四肢健全的中国人，都欠他们一句迟到的“谢谢”。

参考素材：

顾方舟口述，范瑞婷整理《顾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

徐源《顾方舟传》

云南日报：用“糖丸”消灭小儿麻痹症的顾方舟走了我们欠他一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