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由于实行的是人治，因制度本身的缺陷容易导致官员贪腐，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在这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致于流传着“十官九贪”的说法。不过，这话说得有点夸张，在清初、中期时官场贪腐相对要好一点，只不过是晚清时期儒家传统道德崩溃，而新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贪腐才成了官场的常态。

有人说过，清代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场腐败。可是我们也知道，清代对于防范和约束官员的法律、条例又是历代王朝中最严密的。这些法律、条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清初、中期。乾隆时期，国力鼎盛，贪腐横行，而对于贪官的处置依然是有很大力度的，不客气地讲，乾隆帝是清代十二帝中对贪官处罚力度最大的皇帝。

既然“十官九贪”的说法站不住脚，而清代灭亡也非官员贪腐所致，那么什么才是清代灭亡的原因呢？

虽然说一个朝代的灭亡不可能只取决于某一个因素，但官员的整体素质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清代的官员为了少犯错，保住自己的前程，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省则例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有三个大弊：吏也、例也、利也，他断言不把这些条例一把火烧了，“则天下不治”。说到底，朝廷制定出的这些多如牛毛的条例本来是防范官员欺饰，结果不但对治天下有害无益，还成为胥吏谋取私利的工具。朝廷对内外各级官员，一定要用条例来束缚他们，而且用不确定的例案来束缚，这显然是在怀疑大臣，因此官员们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功。”

乾隆帝曾有个“怪论”，他说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在他看来，皇帝圣明足可以一人治天下，一旦出现名臣，那就意味着皇帝失德，自古以来名臣的出现都会伴生昏君，所以不该有名臣。虽然乾隆帝这个怪论是针对朝中那些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但却有一种示范效应，因而大小官员都学会了循规蹈矩。

道光时期，执掌中枢多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写奏折时用的全是小楷，细细密密，工工整整，文如其人，一时形成风气。因此，整个朝堂都弥漫着“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的氛围。而这些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辈，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尚可，如果大事有变，要指望他们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惜身家，无异于缘木求鱼。

曾国藩也曾说过，自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粉饰。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粉饰，就是心已溃烂，只会粉饰太平。

这四种官场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曾国藩预见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当然，这个预言很快就得到验证了，太平天国爆发后，朝廷才发现，国难之时已经无人可用。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很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没有干才，致使天子脚下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辩解说，余正健虽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事实上，贪官不可怕，可怕的是官员不作为。清代的官员不是无能，也不是不愿意办事，而是由于处分条例太多，稍有不慎就会丢官丢命。因此，对于大小官员们来说，只能选择像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亦或像郑板桥说得那样，难得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