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晚7点，《全球化视野下的气候行动者》青年沙龙第三期“气候谈判新时代：多元化参与者推动谈判进程”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顺利举行。

本次沙龙由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绿研究院主办，邀请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气候办一秘郭晓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主任柴麒敏、创绿研究院研究员李秀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草原项目协调员戴胡萱以及CYCAN两位青年代表宋瑞明（哈佛大学）、杨天铭（北京大学）一起与在座与会者分享他们对于12月闭幕的波兰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见解和感悟。

来自CYCAN的青年代表宋瑞明（哈佛大学）作为主持人为大家介绍了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支持方及参会嘉宾，并邀请各位嘉宾围绕不同主题进行分享。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气候办郭晓峰作为第一位发言嘉宾，围绕COP24大会关于塔拉诺阿对话（Talanoa Dialogue）的成果以及气候变化参与的多元化问题进行分享。据郭晓峰介绍，塔拉诺阿对话的设立原因可追溯到巴黎协定时期。巴黎协定作为气候应对模式的变革里程碑，改变了整个前二三十年中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模式——由自上而下规定减排总量并分配给各国减排指标的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各国自行提交减排方案。在新模式下，为了使各方提交的减排方案达成的效果与巴黎协定设置的目标匹配，各国行动效果盘点显得尤为重要，由此设置了五年一度的“全球盘点”——每五年将所有缔约国自愿报送的减排目标加和盘点，再与长远的设计目标相比较得出世界范围内全球减排目标的完成度。除此之外，各国希望能将自身的努力精神和阶段性成果进行展示以此来互相借鉴和激励以达到更好的减排效果，促进性对话“塔拉诺阿对话（Talanoa Dialogue）”应运而生。塔拉诺阿对话的名称来源于COP23，其寓意是没有攻击、不涉及国别，只有友好的交流与对话。作为一个包容、开放、非对抗、非惩罚性的对话，其设计初衷是为让各国展示本国提交的减排方案和的阶段性成果，仅对对话设置了三个题目：“我们在哪儿？我们要去哪儿？我们怎么去？”，对话范围则未作明确规定。有的国家认为在对话中各国需要在方案中纠察出不能满足全球2℃温升控制目标的缺陷；也有国家认为各国应着重减小减排差距以期相对公平的减排指标设置，包括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等。郭晓峰点到，虽然在无明确规定的条件下，各国可以自由分享本国认为需要对话的内容，但对话结束后，对话结果大概率不能达成特别一致的意见，造成“只讨论不处理”的尴尬局面。因此有国家坚持对话结束必须要有强制性的决议文件出来，利用其法律约束力使各国能够持续行动；而有的国家则认为塔拉诺阿对话应该是一个“了解情况、收集资料”的平台，它不应该对参与者产生任何负担和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塔拉诺阿对话的参与方不仅仅限于各国政府，国际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等都可以通过联合国网站向主席国提交自己的意见书，最终联合国秘书处会收集所有意见文件并汇总成综合报告。

在COP23时，各国为塔拉诺阿对话的实施设计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贯穿整个2018年，即要求各国提交书面方案；第二步是在2018年5月进行的工作层的对话；第三步是在刚闭幕的COP24进行的部长级政治性对话，第一周由斐济方对各国提交的方案进行总结，第二周则邀请各国部长级人员开展圆桌会议，共计21桌，保证每个参与国都有充分的机会相互对话交流。据第一周斐济首席代表卢克大使总结，有以下观点值得重视：一是气候威胁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马上行动来解决问题；二是要实现巴黎协定2℃目标，全球排放在2030年前要达到峰值，在2050年必须达到近零排放即碳中和。基于这些目标各国也给出几个建议：一是全球要积极向低碳发展转型；二是应促进资金向低碳发展路径汇集；三是应向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提供足够的帮助。总结结束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被邀请为大家作1.5℃特别报告的汇报，在他看来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1.5℃的难度相当大但并非不可能。在第二周的部长级对话中，各国先根据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对2020年前的减排进展进行盘点，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一是2020年各个发达国家的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完成度；二是2020年前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最少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是否完成。盘点结果不尽如人意，未能完全满足2020年的目标，但我们仍有2年时间去继续行动和努力。接下来，进行了“高级别资金对话”总结，气候圈的人都深知资金对于实现气候变化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资金技术能力的支持其往往无法达到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资金支持的数量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COP24的塔拉诺阿对话结束后，达成两个实质性结果：一是由斐济和波兰主席国共同发布了塔拉诺阿行动倡议，二是在COP24大会决议中对塔拉诺阿对话予以肯定。在塔拉诺阿行动倡议中，关于“我们在哪儿、我们要去哪儿、我们怎么去”三个问题给予解答。我们在哪儿？我们要去哪儿？虽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加速加强，但是速度和规模仍然不够，全球温升仍在快速增长，而且留给我们的机会并不多，我们应该迅速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我们怎么去？全球应尽快向可持续能源转型，充分发挥技术潜力，发挥更大的政治领导力，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倡议发出四项呼吁：呼吁各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呼吁私营部门增加投资、呼吁民间社会加强研究、呼吁青年发挥影响力，提高公众意识。各个阶层的力量应集合起来采取行动。

关于中国政府的作为和成果，郭晓峰介绍道，中国按照会议达成的程序和目标要求，全程全范围地积极主动参与。从提交书面提案到参加5月份地技术筹备以及12月的COP24部长级对话，中国积极地准备并参与引领推进对话进程。同时中国还广泛地动员、邀请政府外的部门，如智库、NGO、研究机构向大会主席国提交他们的书面意见，邀请各方积极参与对话，同时也邀请金融机构进入对话发声。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对话过程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同舟共济、与各国合作各尽其能，不能单打独斗，我们强调多边主义和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与塔拉诺阿对话行动倡议高度契合。据郭晓峰总结，中国政府在近年来，在四个方面得到加强：一是政治推动力，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党政机构都体现出强劲的政府推动力，而且中国支持多边机制，有着坚定的绿色发展的信心；二是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路径，这是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非常大的贡献之一，中国强调路径没有一劳永逸，各个国家必须自己寻找符合国情的低碳转型路径；三是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四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以中国开展碳市场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的绿色金融都在发展，通过国际国内银行创造绿色投资平台，以政策引领金融导流。中国经过顶层设计和五位一体布局，将生态文明纳入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中。

第二位发言嘉宾是来自创绿研究院的李秀兰研究员，她以创绿研究院负责协调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项目作为案例围绕“民间组织在参与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分享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项目主要关注的议题有五个：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绿色金融、民间组织交流与合作以及产业合作。据李秀兰介绍，创绿研究院的主要手法是以研究为基点，通过传播来推动政策发展。同时促进多元对话，也涉及能力建设工作。

李秀兰认为，民间组织是国家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不仅对于带动民众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作为桥梁嫁接中国和世界、官方和民间来增进彼此的了解达成共识，同时通过各种研究或者活动、项目的参与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发现问题，帮助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探讨、解决问题。

第三位发言嘉宾是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戴胡萱，她的分享主题是“社区合作对于提高牧区气候适应能力的作用”，以青藏高原地区为例进行分析。青藏高原海拔4000m以上，是江河之源，60%以上是草原，影响着全球40%的人口，具有生态敏感性、脆弱性。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青藏高原地区的整体趋势是变暖、变湿、极端天气增加。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地区生态和牧民生计的影响主要有：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草原区域性衰退；局部有干旱风险，牧场产量降低。社区合作在提高牧区气候适应能力上，主要通过合理管理和使用草地资源、发展多样化生计（妇女合作社手工艺品、畜产品等）、开展草地恢复行动发挥作用。据戴胡萱总结，气候变化与人为活动的共同作用使草地发生变化，应对草场问题，需要传统与现代智慧的集合，开展基于社区的集体行动。

第四位发言嘉宾是来自CYCAN的青年代表杨天铭（北京大学），他的分享主要围绕“在气候谈判中青年如何提高参与度以及话语权”。据他介绍，在COP24的现场，CYCAN中国青年代表团有幸和世界各国的青年进行了气候行动方面的交流，代表团发现世界各国的青年团体尤其是大学生事实上已经非常深度地参与到了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之中。其中让杨天铭印象深刻的是来自瑞士和日韩的青年伙伴。在瑞士有一个青年组织，叫做”Swiss Youth for Climate”，其中的成员大部分来自瑞士的两所顶尖高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在双方进行的一次全员讨论会上面，他们提到他们会从COP现场把气候谈判的最新进程分享给瑞士以及全世界的关注者们。此外，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本国气候政策的制定之中。上周他们刚刚在国内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因为瑞士政府近期修正了减排政策，将减排目标从每年4%降低到了1%。

日本和韩国的青年由于地区原因与CYCAN代表团有较多交流，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气候事务方面的参与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日本的青年气候行动组织叫做Climate Youth Japan，他们派遣青年来到COP现场的目的主要是与世界各国的青年交流学习，并借此思考他们如何在自己国内进行一些有效的倡议和活动。在日本国内他们和其他气候领域的NGO一起合作来使更多青年人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今年以来他们已经在国内举办了两场COP报告会，在之后还计划在日本各地举办多场这样的报告会，以期让更多年轻人听到。他们还积极参与到东京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之中，倡导东京奥运会期间的低碳节能以及循环利用。

韩国的青年组织Green Environment Youth Korea，简称GEYK，也是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团体，成员来自首尔大学、韩国大学，也有一些海外留学生。他们是一个纯粹的大学生组织，从成员到领导者全都是大学生，他们尤其关心气候变化对韩国粮食安全的威胁。GEYK在首尔积极参与城市的气候行动，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叫做“城市农场”，目前还处在试验推广阶段。在首尔的一个实验室里，他们把城市里的生活用水收集、回用，经过处理再用来养活粮食作物。经过技术进步，现在可以做到不用土壤就直接对粮食作物进行培育，因此这个项目可以在城市的许多地方推广，从而缓解韩国因为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粮食紧张问题。

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许多美国高校的青年团体，杨天铭还和耶鲁、康奈尔、塔弗茨等等大学青年进行交流，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都积极参与气候方面的研究，一些学生本身是这个领域的博士。杨天铭认为这样的现象还是非常令人欣喜的，虽然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但其国内的各种组织包括研究团体仍然积极地参与到气候谈判之中。

杨天铭感慨道，青年在COP的参与度比他想象得要高得多。一方面是因为联合国倡导鼓励青年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积极参与，包括在COP大会之前专门举办一场年轻人的讨论会COY；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世界各国的青年意识到气候变化和自己的命运以及全球的未来息息相关，因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事实上这些青年团体和个体所做的贡献已经包括了政府、NGO、研究机构等各个领域。目前来说青年已经在做很多事情，而在未来还会更多。

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主任柴麒敏，他为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据他引用解振华代表的表述，“中国在过去十年来，逐渐从气候变化参与到气候治理，已经从全球舞台的边缘走到中央”。在过程中，中国对这种变化背后的相当多的因素，包括意识变化、国力发展等等的分析，都促进中国自觉地去思考：我们能够为全球做些什么？中国在全球的大舞台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思考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案，去讲中国故事。

现如今，中国参与感逐渐加强。相比如美国官方退出巴黎协定、法国由于燃油税发生的黄马甲事件、巴西新当选总统的政治立场（对巴黎协定的负面评论、撤回19年缔约方大会的举办申请）等等，中国官方态度截然不同。首先是2018年在各个会议中，习近平主席都在呼吁应对气候变化，传达出非常积极的信息。其次，中国在COP24会议期间贡献比较大，即使在现场发生了许多插曲和意外（巴西不接受巴黎协定有关市场机制的第六条等），COP24仍由于中国的穿针引线作用继续推进，中国的解振华代表提出，在最后关键环节，各国应当保持互信的国际关系，要顾大局。这是中国近年来在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治理体系中所带来的新型大国关系。

“全球气候治理就像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整个时代”，柴麒敏引用习主席在巴黎的讲话表示，全球治理的样貌应当给我们以启迪，启发青年对未来的蓝图构建和愿景描绘。他有一种希望感，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国家国力的上升、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发展都会迎刃而解。

CYCAN将在本周继续发布各位嘉宾的分享实录，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