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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原/私家园林

《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是宋代的李格非。李格非著有《礼记说》《咏洛城记》等，今存《洛阳名园记》一卷。《洛阳名园记》是李格非对其所亲历的当时著名的19座园林的记述。这些园林大多是在唐代废园的基础上再建而成，其中宅园有6座，游憩园10座，花园2座，这18座园林都是私园，还有1座是种植牡丹的花园，不属于私园，是公共园林。李格非具体而翔实地描写了北宋中原私家园林的景观，寄托了“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的慨叹。《洛阳名园记》抄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596分册中。

走，去洛阳办沙龙！

《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李格非，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济南历下人，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受苏轼的赏识，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写成了《洛阳名园记》。在这本详细介绍洛阳19座园林的“游记”中，李格非别有一番家国天下的寄托。

《洛阳名园记》内页

 “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二程集》），宋代的洛阳是世家大族聚集之地，是知识人集中之处。与政治中心汴梁不同，洛阳是当时中国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激进政治改革加剧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保守派集聚洛阳，组织沙龙活动，批评新法，洛阳于是成为保守派的大本营。

在保守派举办的各种文化沙龙活动中，“洛阳耆英会”是佼佼者。据《宋史·文彦博传》记载：“（文彦博）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渑水燕谈录》亦载，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留守西京（即洛阳），便聚集洛阳士大夫之中的“贤而老自逸者”在富弼府第置酒相乐，其中包括79岁的富弼、64岁的司马光、70岁的王拱辰等。

《洛阳名园记》内页

《洛阳名园记》翔实记载了耆英会举办“沙龙”的据点——富弼的宅园“富郑公园”的景观。

富郑公园是洛阳少数不利用旧址而新建的私人园林之一，园在府邸之东，出府上东门“探春亭”即可进入园内。园中有一大水池，池北为“四景堂”，前面有一临水月台，可以登高一览园内胜景。池东岸是种植了大片竹林的平地。池南岸为“卧云堂”，与四景堂呼应，形成南北轴线，往北走到池西侧，则有“方流亭”“紫筠堂”“赏山台”等景致。

《洛阳名园记》书影

《增订古今逸史》中收录的《洛阳名园记》书影.明代吴琯辑校杂纂类丛书.明万历时期吴中珩重订刊本

《洛阳名园记》书影

此外，《洛阳名园记》中还记载了环溪（王拱辰）、赵韩王园（赵普）、独乐园（司马光）、东园（文彦博）等景致各异的私园。这些园内大多具有广阔的空地，堂和榭高大辉煌，如王拱辰的环溪园内“凉榭、锦厅，其下可侍数百人”；多栽植大片树木，其中以竹林最多；布局疏朗，园内筑“台”作为登高望远之地。

东京汴梁是改革派掌权者的天下，保守派的士大夫于是就聚集在西京洛阳，频频举办文化沙龙活动，一时间洛阳成为了邵雍、二程等知识人和司马光、文彦博等退休文官社交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也成为当时中国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都”。

北宋洛阳平面示意图

正是通过对洛阳“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苏辙语）的描写，李格非从中看到了“洛阳盛衰”和“天下之治乱”：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洛阳名园记》内页

在《洛阳名园记》最后，李格非感叹道。

在李格非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外，透过《洛阳名园记》，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洛阳当时的园林之盛，以及文化沙龙活动之盛。洛阳作为当时的文化之都，办沙龙，最好还是去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