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二十五讲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杨新 著

2019年1月

© 桃花源Utopia

书画鉴定感言三则

杨新/文

书画鉴定不只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体会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鉴”，必须先懂得“赏”，“赏鉴”二字是不可分割开的。“赏”是在与古人对话，启功先生曾有诗赠我“赏会从来在赏音，古人相照比知心”，也讲的是与古人对话。

古人的语言都留在字里行间，笔墨之内，这要会心才能读懂。然而与古人对话，先要取得对话的资格。对于传统文化，若是一窍不通，或一知半解，连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都不懂，这又如何能对话？

书画鉴定家必也能书、善画

古书画鉴定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物鉴定中最难的一门。在国外的拍卖行中，所卖出的中国古瓷器等文物，都可以开出担保，在一年之内，买主如果发现是伪品，并有确凿证据，可以退货，唯独对于中国古书画，拍卖行不开出任何保证书，一切由买主自己负责。

（北宋）苏轼《木石图》，佳士得秋拍

这一情况说明，在当前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世界，也还没有找到一种科学的仪器和方法来对中国古书画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对中国古书画的鉴定，依靠的仍然是个人的学识和经验，所以少数权威专家便成为“国宝”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故宫藏（据金代张著题跋，为张择端真本）

从历史上看，大凡书画鉴定家，也都是能书善画者，例如，宋代的米芾、米友仁父子，元代的赵孟頫、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等，其书和画，出类拔萃，岂止曰能！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之书画，虽非一流，但颇具功底，清代的卞永誉、高士奇等人亦如项氏。

董其昌对（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鉴定意见

在现当代书画鉴定家当中，吴湖帆先生及其弟子徐邦达、王季迁先生，也都是两者兼能。徐先生早年卖画上海，后来专事鉴定，画名遂为所掩 。王季迁先生移居美国，以鉴定家并画家双重身份扬名海外。北京的启功先生是书法家兼画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上海的谢稚柳先生，其画名更盛。

徐邦达、苏立文、方闻（1984年）

徐邦达、王季迁、启功鉴赏书画

在中国封建社会，书法是文人的必修课，未有不能书而为文人士大夫者。因此有一些书画鉴定家，虽未必会画，但必定能书，如元代的冯子振，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孙承泽、安岐等皆是。

董其昌 《临颜真卿告身帖》

现代鉴定家当中，张珩先生亦写得一手好字，只是鲜为社会所知。书画鉴定家必也能书善画，古今皆然，其中有一定的道理和规律。且看前辈鉴定家的经验。

张珩对《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的鉴定意见（左）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提到 ：“我幼年学书画鉴定是从看字入手的，为了要求有切身体会，学看字又从学写字入手。自从对写字的用笔有了门径，感到看字也能比较深入。从这里再引伸到看画，举一反三，对绘画用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以及笔锋的正侧等也较易贯通。一个不受个人爱好所局限的画家，在鉴定绘画时在某些地方比不会画的人占便宜，就是因为他能掌握作画用笔的原故。”

张珩手札

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后记”中也说 ：“鉴定工作者最好能够下一番临摹古书画的功夫，临一笔比看一笔要容易记得住，多临则能更快地熟悉各种不同笔法的特征，认识自然也就容易逐渐提高了。”

徐邦达书画鉴定与登记手稿

两位先生都是把自己学习书画作为学习鉴定的手段，强调的是对书画作品中笔法的认识。鉴定中国古书画，主要依据是古书画的本身，特别是其中笔墨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和个性特征。鉴定者如果不知其中奥秘，是无从着手鉴定的。

（元）倪瓒《水竹居图》，风格迥异於倪瓒的个人风格

俗语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懂得中国书画用笔的奥秘，并且能够深入了解他人作品中用笔的特点，当然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自己也去尝试尝试，这样就能很快地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

徐邦达《竹石图》

在古书画作品中，属于艺术性的好、坏、高、低，虽说不能等于它的真、伪、是、非，但毕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张珩先生所说“画家”在鉴定上“占便宜”，正在于此。一个书画鉴定家的鉴定能力与他对书画艺术的欣赏能力，应该说是成正比的，而鉴定工作者要不断增长自己的“艺术细胞”，那就非自己着手进行书画创作不可。

（晋）陆机《平复帖》，启功认为是陆机真迹

书画鉴定的“模糊性”

启功先生说 ：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书画鉴定不只是有一定的“模糊度”，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门“模糊性”学科。

北宋 米芾  多景楼诗册，米芾大字行书代表作

在书画鉴定使用的词语中，很多关键和重要词语属于“模糊概念”。例如，作为书画鉴定主要依据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这两个词语，只要细翻各种有关书画鉴定的书籍，就会发现关于它们各有各的说法，而无一能够说得清楚、准确。

（传）索靖《出师颂》，徐邦达、杨新认为是隋人书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对此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道“书画时代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的”。后文便是一些具体例子，而最后不得不说 ：“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这无异是说，凭语言是说不清楚的。不能用语言表达清晰的概念，即具有“模糊性”特征。

（传）李成《晴峦萧寺图》，与画史“李成寒林平远”风格不同

（传）李成《晴峦萧寺图》“萧寺”

（传）李成《晴峦萧寺图》“民舍”

书画鉴定中另一重要用语“笔法”亦如此。徐邦达先生在“笔法”这小节举例道 ：“南宋李唐、马远、夏圭等一派作品，笔法大都比较浑穆。明代王谔（当时号称“今之马远”）、吴伟等人虽承袭他们的笔法，但一般多见飞扬尖薄了。”这其中的“浑穆”和“飞扬尖薄”的笔法特征，只能靠个人去理解。由于每个人的修养不同，理解的程度就会各异。

（南宋）马远《踏歌图》

（明）王谔《山水图》

说明笔法特征的其他词汇如“苍老”与“嫩弱”、“流畅”与“板滞”、“遒劲”与“飘逸”等等，都只能够说明一个大致的程度，而没有精确的计量标准，所以都是属于“模糊概念”。

所以，从书画鉴定的总体观念来说，它的判断结论是模糊的，就像中国水墨写意画中的晕点，没有截然分割的外轮廓线。鉴定家发生意见分歧的作品，都是那些处于模糊边界线上的作品。松、紧、宽、严的产生，就在于某些鉴定家试图使这条本来模糊的边界线绝对分明。

（明）徐渭《杂花图》

在书画鉴定的局部细节上，也同样存在着“模糊”的地方。例如，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印章，可以采用原大摄像重影的办法来比较鉴定，照理说其结论是比较可靠的。其实，也不然。

贾似道的「秋壑图书」印：唐摹本《女史箴图》（左）、怀素《论书帖》（右）

因为同一方印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质料上，用不同的印泥和压力，打印出来的印文，只能是大体相同而非绝对一致。更何况一个人的印章，完全可以被他人使用，同时也不排斥同一个人可以使用两个以上的近似印章。如果以近似值作为判断的依据，不但作伪者可以做到，而且这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模糊性”。

金章宗的「群玉中秘」印：唐摹本《女史箴图》（左）、张萱《捣练图》（右）

如此说来，是不是目前的书画鉴定就不科学了呢？当然不是，这是人们对“模糊性”的一种误解。在人类认识活动中，“模糊”是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地使用“模糊”手段来处理许多事物，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可靠性。例如我们骑自行车通过十字路口，恰好有一辆汽车即将横过，骑车人并不需要对汽车的距离和速度进行精确的计算，即可以决定自己是加速超过还是减速等待，这里就使用了“模糊计算”和“模糊判断”。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大量在使用着“模糊概念”和“模糊判断”。

近二十年来新发展起来一门新的数学——模糊数学，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严格精确的数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所以说，在书画鉴定中，尽管存在着“模糊的判断”和“判断的模糊”，并不等于否定它的科学可靠性。

我们也应该承认，人类的知识传授，除了有清晰明确的“言传知识”之外，还有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意会知识”，全凭接受者的“心领神会”。这并不只是在书画鉴定中才有的孤立现象。

杨新手稿

在鉴定过程中，判断的模糊程度是与鉴定者所掌握的信息量成反比的。传世的书画作品，时代距离越远，提供给人们的信息量就越少，判断也就越模糊。为了获取信息，除了依靠考古发掘和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之外，是否可在书画本身的物质方面另辟鉴定新径？

卫灵公夫人像：顾恺之《列女仁智图》上、司马金龙墓漆画中、宋刻本《古列女传》下

我的书画鉴定之路：追忆恩师徐邦达

我初识徐邦达（1911—2012）先生是在 1961 年。那时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书，系主任金维诺先生为我们设置了书画鉴定课，特别延请张珩（1915—1963）、徐邦达先生来讲授。以往书画鉴定都是私相传授，未有于学校中而立“学”者，此举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实属首创。在书画鉴定上建立起学科，这三位先生是奠基者，也是开山者。

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中央美术学院

先生走向鉴定之路是在碰到赵时棡（1874—1945）先生之后。赵先生，字叔孺，浙江鄞县人，清末曾做过福建同知的官，清亡后寓居上海，精于金石书画，特别是富于收藏，善长鉴别。

赵叔孺刻：墨戏

徐先生说 ：“我跟赵先生学画，到他家里去。他把他的藏品也让我看，并且还讲解，慢慢地我也喜欢上了。后来我又跟吴湖帆学习，跟他学的还有王季迁。”

吴湖帆师徒合影（吴湖帆居中、徐邦达右六）

吴湖帆（1894—1968）先生，是吴大澂的嗣孙，家庭富有，更富书画收藏，在文化界、收藏界结交极广。“与吴先生交游，得益最多”，徐先生说，“他朋友多，学生多，我们经常聚会，在一起就讨论书画。这张好，那张坏 ；这张真，那张假。大家各抒己见，不同的观点就争论。”

潘、吴两家收藏之结晶：唐欧阳询《四欧宝笈》（宋拓），吴湖帆旧藏

后来我到美国纽约王季迁先生家里，也曾问过他这段往事。王先生说 ：“你的老师邦达兄比我学得好，他有学问，他看画看得紧。”王先生所说的“紧”，是指在鉴定中，对真迹要求严格。王先生承认他比徐先生看得要“松”一些，也就是把是真迹的标准放得宽一些。王先生说 ：“有些东西马虎一些就过去了。”这是他们师兄弟之间在鉴定上标准、风格的不同。

北宋 武宗元 《朝元仙杖图》，王季迁旧藏

从 1978 年至 1984 年，我有幸被选中为徐邦达先生的助手，先后跟随徐先生身后有六年之久。在这六年多时间里，我们对全国各地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等单位的古书画收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中获益良多。特别是先生在为各地鉴定古书画时，发现不少鲜为人知的国家级文物，令人终生难忘。

徐邦达、杨新（右一）鉴定书画

1978 年我们师生一行三人到青岛市博物馆考察，馆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该馆古书画藏品颇为丰富，当时除了本馆原有藏品外，还包括“文革”中抄家的部分。我们一连工作了几天，最后剩下半天时间，先生打算休息一下再起程回京。

午休过后，先生说 ：“反正没事，我们再到馆里去看看吧。”于是我们步行前往，到馆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接待人员把我们引进书画藏品库，说 ：“还有一点点，你们看看吧。”先生一掏口袋，没有带眼镜，冲着我们讲 ：“你们随便看看，我就坐在旁边。”

我们先看了几件，也的确没有什么发现。当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小的手卷摊开在桌上时，卷首居然写着“唐怀素草书食鱼帖”。先生立即伸过手来，将卷子捧起仔细端详，然后回过头来命令我们 ：“立即回旅馆取我的眼镜来。”

《唐怀素草书食鱼帖》白麻纸本，纵 34.5 厘米，横 52.4 厘米，草书八行，后有宋人吴吉“宣和甲辰”年（1124）跋，经先生鉴定是“古摹本”，宋人等跋及诸收藏印皆真。虽然是一件摹本，先生认为也是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物，当即交代馆方，立即送北京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以便妥善地保护。

（唐）怀素《草书食鱼帖》

重新装裱后，馆方请先生题跋，先生提笔为赋《浣溪沙》一阙云 ：“担杖声名动帝乡，难将戒律约僧狂，食鱼无份也枯肠。为报一疏扶羸疾，岂同争坐忆颜行，绿天追配墨华香。”时在“戊午冬”（1978）。又跋云 ：“此卷原有张晏、赵孟頫二跋，不知何时为人拆去移配所谓素师（怀素）书《论书帖》后，惜难为延津之合也。张（晏）云唐僧所临，信然。”

（唐）怀素《论书帖》

先生所说怀素草书《论书帖》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卷后张晏跋云 ：“藏真（怀素）书多见五十幅，皆唐僧所临，而罕有真迹，一二知书者谓此卷最老烂，因锦袭秘藏之。”之后赵孟頫跋注明是为“彦清”而题，“彦清”即张晏之字。

（唐）怀素《论书帖》张晏跋

（唐）怀素《论书帖》赵孟頫跋

《食鱼帖》上有张晏收藏印鉴多至七方，可见此卷虽为摹本，仍然受藏家所宝重，而从张晏题跋的口气，亦可想见他和赵孟頫等人在一起欣赏此卷时的情景。

《食鱼帖》为“文革”中抄家之物，后落实政策退还给了藏家本人，曾于去年在拍卖行中出现，因索价太高而流拍。奇货虽可居，但也要适量，此是后话。

1980 年四月，徐先生带领我们从重庆飞到昆明去云南省博物馆考察，该馆所藏古书画作品，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文物局文物鉴定组”鉴定过。我们按藏品目录依次观赏，先看全部“正品”，准备再留一天看“参考品”。所谓“参考品”，即是经鉴定后认为的赝品，是留待以后作研究用的。

云南省博物馆的“参考品”还真不少，那天我们到达馆里后，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好了一大堆书画放在桌案上。先生坐定后，逐一过目，先是看到几件明、清人的作品，经审定后，先生认为是错判了，为其翻案以正名分。因为有这几件案例，先生像淘金者一样看得更加仔细，终于“真龙”出现了，一件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赫然在目。

（元）黄公望《剡溪访戴图》

先生先是仔细端详，然后叫人悬挂起来观赏，像是问自己 ：“这件东西怎么定成参考品了呢？”当时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先生一说出此作为黄公望真迹，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起来，后来，馆里的馆长也都赶来了，大家都为馆里发现了一件镇馆之宝而高兴。先生也兴奋不已，立即让我们退机票，再延长一天时间，将全部“参考品”看完，这也正符合馆方意见。

第二天搬出来的“参考品”更多，桌案上堆得像小山一样。一看这架势，再留一天也不够，先生遂改变了工作方法，叫我们先看，见形迹可疑者，挑出来再交先生审阅。

在一件一件挑选中，我看到一个卷轴，外签上写着“郭熙山水”字样。此轴裱工极其粗糙，且装裱已部分脱落。当我展开作品之后，绢面发黑，但尚完整。当时正值上午十时左右，室外阳光灿烂，我遂持卷走到阳台上，在阳光下再看，所画景物清晰可见 ：近景巨石峭岩，古木挺立，山路上有行旅行穿 ；中景丘岗重叠，杂树丛生，中露平台楼阁，有人凭栏眺望 ；远景峭壁耸立，奇峰倚天，愈远愈淡。

（北宋）郭熙《溪山行旅图》，云南省博物馆藏

其上有清乾隆皇帝题诗，右下有“臣郭熙”小楷书三字款，细看不像后添。从绘画的技术水平和风格判断，这件作品即使不是郭熙真迹，也应是宋人作品。于是我便高声叫道 ：“先生，快来，快来，又发现宝贝了。”

《溪山行旅图》之“臣郭熙”（云南省博物馆）、《早春图》上之郭熙款识（台北故宫）、《关山春雪图》之郭熙款识（台北故宫）、《窠石平远图》上之郭熙款识（故宫）

先生当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审定着一件作品，听到我的叫喊，他回过头冲我说 ：“你开什么玩笑。”他虽然面带笑容，人却坐着未动，他真的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这下我急了，忙说 ：“真的，是真的，不开玩笑，先生您过来吧。”

先生这才慢慢地站起来步入阳台。我双手展开画卷给他看，他先是一惊，随即接过轴头，我拉着天杆，他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来回扫视，又在阳光下仔细审视款字，终于抬起头来，很严肃地说 ：“是真的。”一锤定音，大家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在这件作品上，乾隆的题诗是这样写的 ：“河阳（郭熙）行旅曾题句，彼似非真此似真。既曰似应犹未定，真乎欲问彼行人。”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件作品曾有过怀疑，且最终未入《石渠宝笈》著录，是将它否定了。

（北宋）郭熙《溪山行旅图》（云南省博物馆藏）乾隆皇帝跋

乾隆皇帝的鉴定虽然不足为据，但是据馆方介绍，1964 年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先生来云南时曾看过这两件作品，也加以否定。从云南回北京后不久，张珩先生便因身患绝症不幸逝世。

我这才回忆起徐先生在慎之又慎地审定黄公望《剡溪访戴图》之后自问的那句话——“这件东西怎么定成参考品了呢？”徐先生非常尊重张珩先生的意见。而张珩先生临终前还如此劳碌，并不知自己已病入膏肓，体力不支、精移神散，故有此失误，令人扼腕。

黄公望的作品传世不多，郭熙的作品则更少，这两件作品的发现，为云南省博物馆增添了两件重宝，馆方非常高兴。但是这两件作品年深月久，绢面不但灰暗还出现断裂，加上裱工极差，如果不及时保护，有可能被毁坏。徐先生建议送北京故宫博物院重裱，馆方当然是求之不得。

为了防止一些人闻声前来观赏，怕馆方挡驾不住，徐先生又用高丽纸将这两件作品包起来，并签上名字说 ：“在未重新装裱前谁也不准开封。”由此可见他对文物的热爱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不久，馆方派保管员杨福同志将这两件作品送至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天是星期天，同事杨福下飞机后直奔我家，并说他住的是招待所，携带这两件珍贵文物怕不安全，要求暂时寄放我家。

当时我住在南池子皇史宬院内，四口人住房面积才二十一平方米，非常拥挤。于是我便把它们放在床底下，用一些杂物掩盖起来。第二天一上班，用自行车驮着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谁能想到，这两件价值连城的国之至宝，曾在我家床下伴我们度过一宵呢？这也算是一段奇缘吧 !

徐邦达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给北京大学考古培训班、60 年代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开设过书画鉴定课，在为国家培养书画鉴定人才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先生的教学，一如其为人，对学生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严格的师生关系，学生并不必须听先生的。而且，先生以鼓励为主，从不批评，且有问必答。我和先生近距离的接触，是同在“五七干校”时，但直接向他请教则是从“干校”回来之后。先生对我的关爱和鼓励，不惟使我感动，而且终身受益，铭刻难忘。

1975 年，先生曾写了一首《浣溪沙》词赠我，词云 ：

幼妇黄绢许释之，奎章异制荐同时，平生抵掌恨君迟。

渠识虹梁归指划，象规神禹想威仪，风流惠塑笔能期。

徐邦达赠杨新《浣溪沙》词

词中用了两个杨姓名人的典故。一是后汉时的杨修，他曾对《曹娥碑》碑阴所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有解释。

东晋《曹娥辞》，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是唐代的雕塑家杨惠之，按《五代名画补遗》记载，杨惠之“塑作，能夺僧繇画相，乃与（吴）道子争衡。时人语曰 ：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词中所说奎章阁，为元文宗图帖睦尔置，书画鉴定家柯九思受文宗知遇，曾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元文宗奎章阁与柯九思、揭傒斯

2004 年，徐邦达先生九十四岁生日，我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几位同事去他家祝贺。只见他坐在书案前，右手握笔，在翻看一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书画图录》。他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和往常一样，没有客套话，即招呼我过去指着画册图片说 ：“这张真好，头等。”又翻着另一页说 ：“这张有问题。”

（传）索靖《出师颂》引首宋高宗“晋墨”，傅熹年、徐邦达认为是明人书

在画册的空白处有他做上的记号和简单的评语，有的画上一个圆圈，有的则两个，有的则是一个叉，评语即一个“真”或“伪”字，或“存疑”两字。语言、文字或符号的表达虽然十分简单，但在先生的脑海里，却是一篇篇的论文。因为这些画幅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有的先生还写过文章，有的虽未写过，但也不知多少次在头脑里打过转转。翻看这些画册，除了是一种精神享受之外，也是在重新审视，再度检验自己的研究，并作出新的探索。

先生的点评于我当然是一次珍贵的学习，但怕他累了，我就说 ：“您休息一下吧。”他这才把书合上，说 ：“以前看画呀是虚心，现在看画是心虚了。”我点着头，表示心领神会。

杨新绘《徐邦达肖像》

在前述先生的《徐邦达先生传略》中，我写道 ：“严肃认真，独具慧眼，直情径行，而不固持己见，是徐邦达先生治学和鉴定的优点。”今天看来，岂只是优点，这是一个坚持真理、坚持科学而始终忠于职守的学者的高尚品德。他的谦逊而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杨新著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二十五讲》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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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

导言 书画鉴定三感

  第一讲 由《出师颂》引出对中国书画鉴定的思考

  第二讲 从山水画法探索《女史箴图》的创作时代

  第三讲 对《列女仁智图》的新认识

  第四讲 新发现贯休《罗汉图》研究

  第五讲 《溪岸图》之我见

  第六讲 郭熙《溪山行旅图》的重新发现

  第七讲 从文献记载看《研山铭》的真伪

  第八讲 《听琴图》里面的道士是谁？

  第九讲 《清明上河图》地理位置小考

  第十讲 《文潞公耆英会图》考析

  第十一 讲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

  第十二 讲云林绝笔——倪瓒《乐圃林居图》考

  第十三 讲元孟玉涧《黄鸟图》辨析

  第十四 讲陈洪绶《右军笼鹅图》四胞胎案

  第十五 讲黄姬水印章伪作一例

  第十六 讲袁尚统生年辨析

  第十七 讲诸升生年的考订

  第十八 讲三卷弘仁山水画真伪考辨

  第十九 讲髡残《报恩寺图》是真迹——与吕晓同志商榷

  第二十 讲石溪卒年再考

  第二十一 讲画史小补两则

  第二十二 讲八大山人三题

  第二十三 讲任熊《姚大梅诗意图》研究

  第二十四 讲商品经济、世风与书画作伪

  第二十五 讲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后记

杨新，1940年生，湖南湘阴人。自幼喜好绘画，196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并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

杨新先生

1984年作为卢斯基金会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研究和讲学一年。1985年1月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1987年9月至2000年12月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北京市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传）仇英《仙山楼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新认为系伪作）

杨新先生曾师从徐邦达、启功等老一辈书画鉴定家学习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其研究方法突出表现在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学、历史学、考古学的相互结合。在继承传统鉴定学的目鉴与考证外，杨新先生指出，目鉴不能离开艺术实践，考证则须以科学的史学 研究方法为依据。

徐邦达与杨新（左一）鉴定书画

其中《书画鉴定三感》《由〈出师颂〉引出对 中国书画鉴定的思考》讨论了其在书画鉴定中的方法与经验；《从山水画法探索〈女史箴图〉的创作时代》《郭熙〈 溪山行旅 图〉的重新发现》等则体现了其科学、严谨的艺术史研究方法。

李昭道（传）《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新认为跟元代的胡廷晖有关）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多次组织海内外知名学者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主编了大型图录《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宫包装图典》、《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等，其主编的《国宝荟萃》一书是海峡两岸携手合作的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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