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8）
在日本证券公司实习
当时日本有255家证券公司，下设分公司1767个。其中，野村证券最大，1987年营业收入达到818兆日元，日本全行业纳税排名第一，超过东京电力、丰田汽车等大型企业。野村证券由此成为我们早期证券业的一个梦，“做中国的野村、做中国的美林”，成为一代证券人追求的梦想。
野村证券股票
日本证券公司内部等级森严，讲究礼仪：男职员必须着西装领带，女职员则穿公司发的统一服装。各公司的服装款色不一，因而从服装颜色可辨别该职员属于哪家公司。据说，日本桥那一带是日本最文明的地区，就我研修期间所见，确实名不虚传，人与人相见，都是主动打招呼。
证券公司职员的工作很辛苦。仅以蓝泽证券公司本部为例，一般工作人员早上７点左右就陆续到岗，女职员可以晚上７点左右回家，但男职员工作至晚上１０点是很正常的事。日本不少女青年不喜欢找证券公司的职员做对象，就是嫌他们早出晚归，在家时间太少。
1987年与蓝泽证券社长等在一起
证券公司的每个前台职员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客户，并掌握这些客户的详细资料。在交易所交易时间内，这些职员在公司观注行情变化，并通过电话向客户通报相关的行情信息，从而在客户那里获得买卖委托单。不少职员桌子上的电话多达６部，很多时候都是两部电话同时架在耳朵上，回答客户关于各家公司股票的开盘价、高值、低值、现值以及买卖预约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个前台职员的业绩如何，主要通过其代理买卖手续费收入体现，他们的收入差别也很明显。以蓝泽证券上野分公司为例，该分公司拥有前台职员10名，1988年2月的21个营业日中，人均手续费收入为676万日元，最高的为1762万日元，最少的只有16万日元。证券公司给每个职员下达指标，并且把每个职员每天的手续费收入打印出来，给本人确认后盖章，每月还排出手续费收入的前几位，向全公司公布。手续费收入关系到年终奖和职务升迁，因此每个职员对手续费收入都非常重视。
决定一个职员手续费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其拥有的客户数量和客户的殷实程度。每个职员都有不断发展客户的任务，尤其是那些新职员，任务更为艰巨，每个客户都得凭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过来。
我曾随蓝泽证券职员全程了解和体会过这项工作。坦率地说，证券公司的职员们基本上都不喜欢这项工作，每个人都是硬着头皮、赔着笑脸拼命干。有一次，我随蓝泽公司越谷支店的一名职员去发展客户，路上他对我说他最讨厌这项工作。那天我们开车去了越谷市郊区的一个住宅区，挨门挨户作自我介绍：“我是蓝泽证券的某某，现向您致礼来了”，或“在您很忙的时候来打扰了”等等。有些人家还算客气，你按了门铃会打开门应付你几句，但更多的人家干脆通过通话器对你说声“行了，行了”，再啰唆几声，主人就烦了，“我正忙着呢！”无奈之下，只能连赔不是，临走时，还得往信箱扔一份纪念品，当然也忘不了再附上一张名片。一条街走下来，我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了切身的体会。
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有许多辨别潜在客户殷实程度的经验：一户人家的汽车是豪华型还是普通型，房屋建筑的新旧，院子里花草的珍奇程度，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可能成为他们物色客户的依据。一旦选中目标对象，就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宣传、电话联系，哪怕被人家赶出来也不气馁。大部分客户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慢慢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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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种辛苦背后是丰厚的收入和强大的绩效激励机制。日本证券行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同时公司内部的收入差异非常悬殊。蓝泽证券的新职员月薪10万日元，而有的老职员月收入高达500万日元。一般职员不会怀疑制度的合理性，只是暗暗勉励自己“好好干，我以后也会拿这么多”。到了年终，每个职员都可以拿到一份年终奖。蓝泽证券公司1986年人均年终奖为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万余元，今天听来可能并不多，可要知道，当年在我们国内,“万元户”可就算有钱人了。
“操盘”5000万日元
在日本研修期间，我考察了日本股市的投资者。原来我们以为这些投资者应该是西装革履、精明强干的形象，不料各分公司营业厅的客户中，竟然是老人、家庭妇女的人数最多。这与日本妇女婚后一般不再工作，在家充当“大藏大臣”的习俗有关。日本的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大藏大臣就是财政部长。那些密密麻麻的行情数据，我们看久了都会发晕，她们竟能一看数小时，时而一言不发、注目凝视，时而快速查阅资料，出现令其满意的行情，不少客户还击掌几下。指导老师告诉我们：“唯有身临其境，才能如此专心。”
在分公司研修时，好几个分公司给我们出了假设题：“假设你们手里拥有5000万日元。今天选股投资，然后运作，把运作理由做好笔记。你们离开时总结投资盈亏并且叙述原因。”我和张世林像真的有5000万日元一样，每天敲击电脑，翻看资料，忙得不亦乐乎。
在蓝泽证券股票部，我真正认识了股票，了解了股票委托买卖的全部知识；在债券部，我进一步充实了对各种债券的知识；在国际部，我重点研究了日本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在清算交割部，我了解了各种证券交易清算交割程序；在电脑部，我第一次接触了与证券交易相关的电脑设备，了解了日本证券交易的电子化进程；在资产运作部，我初步了解了证券公司的自营买卖；在证券情况部，我认识了证券研究对证券业务的重要性。蓝泽证券公司安排我们到大阪、名古屋、富士、清水、厚木等地的20多个分公司去实习，期间，我和蓝泽证券的证券经纪人一起，走街串巷，了解日本证券经纪业务的运作过程，结识了日本证券公司的客户，从中也体会了证券经纪人的艰辛。
亲历“黑色星期一”
在我们没有去日本之前，谈起股市，眼前时常会浮现血本无归的投资者跳楼等血淋淋的场面。而在日本，我“有幸”亲历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世界性股市大暴跌。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一向沉稳的漆岛老师一反常态，大声对我们说：“不好了，出大事了！快走，去看看！”等我们赶到东京证券交易所，发现参观走廊上挤满了人，人们焦虑不安地透过玻璃注视着交易大厅。
交易大厅一片混乱，各个交易柜台挤满了人，无法递进去的委托单散落在地面上，几乎铺满了一层。“抛单，都是抛单。”我身边有人嘀咕。雪片般的抛单，或通过电话，或通过交易大厅外各证券公司电脑机房的员工跑步送到经纪席位，穿梭在大厅内的女职员没有了往日的矜持，步幅失去了规定的节奏。
“世界空前大灾难”、“黑色星期一”、“股市大暴跌”，这些恐怖的黑体字标题随即占据了日本所有媒体。日经指数从2664881点的高值骤然下跌了2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蒸发了100多万亿日元，日本人均金融资产消失近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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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地铁上，从那一张张近乎绝望的脸上，我看到了股市的另一面。但是，真实的情况和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看到的还是有些不同。“黑色星期一”爆发之后，日本不少记者整天徘徊在东京日本桥一带，希望碰上跳楼、撞汽车之类的爆炸性新闻，但结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连个死耗子也没见到”。
日本股票市场一度阴云笼罩，但不久便很快复苏了。1988年4月7日，日经指数创出2676922点的历史新高。日本一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蓝泽证券的日交易量也由此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我和小张也多次拿到过公司派发的被称为“大入”的红包，每次红包有5000日元或10000日元。
收获梦想
在日本研修的最后一个月，我是在东京证券图书馆里度过的。在那里，我几乎翻阅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每天从早上8点半坐到下午5点半。那一个月，不仅仅是完成研修报告，更多的是了解日本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
在日本期间，我以《漫步日本证券市场》为总题，为国内一家媒体撰写专栏，一共写了10多篇介绍日本证券市场的系列文章，如《日本的金融中心》、《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证券公司》、《日本证券公司职员》、《日本股票投资者》、《日本证券情报》、《日本证券国际化进程》、《日本证券公司分配制度简介》、《浅谈日本商业服务接待》等，目的是提高自己对日本证券市场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向国内读者介绍自己在日本证券业的所见所闻。
研修结束，日本东京青年会议所组织了研修报告会，每个研修生宣读了自己的研修报告，并向日方递交了用日语书写的报告，日方则向每个研修生颁发了研修结业证书。
从日本归来回到北京，我也进行了总结。我在专业研修报告之外，还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厚厚的《赴日研修个人总结报告》，其中谈到一年海外研修的体会：“这一年的研修生活是人生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充满异国情趣和与我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环境下，既有热情，又有冷漠，偶尔还有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士，我们似客、似学生，又似被布施的对象。虽然天天欢笑堆在脸上，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前程的苦思，却整天交织在心头……”
“这一年虽身居异国他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国内的一切。每天的电视新闻里面最注意的是与我国相关的新闻，每天的《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拿到手，首先翻到国际版，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即使参观游玩，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与我国有关联的人文景观。我坚定地相信，我国如继续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们的子孙再到国外，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寒酸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1）
筚路蓝缕
无数个第一
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不复存在，我听之深感惋惜。静安证券业务部完全有望成为近代文物，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证券业是从那里起步的。
新的岗位
研修结束后，我们分别回到了原先的单位。回国前，对我的工作安排已有几种说法，其中较为肯定的说法是留在宝山区办事处任副主任，准备接老主任的班。当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毛应梁去我们办事处检查工作，听到此事后说：“不行，行里发展证券业务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随后就下调令，让我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
我从1984年起就兼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宝山分公司经理，因此，我对该公司并不陌生。
当时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设在外白渡桥北端，如今的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公司设有两个业务部门，其中业务二部从事证券业务，下辖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公司的证券业务知名度不低：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最早成立并开办股票交易的证券业务部，在国内有很高知名度，也是当时上海改革开放的一个形象窗口；虹口证券业务部成立后负责承销了豫园商城股票，也是声名显赫。尽管名气很大，但公司的证券业务实际很弱小：公司主要的盈利业务是委托贷款、设备租赁，除此之外还在股权投资业务方面做了20多个项目。1988年，全公司全年净利润有5000多万元，但是两个证券业务部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0多万元，相比之下实在是微不足道。总之，公司的证券业务有名而无利，引不起公司的重视。
第二章筚路蓝缕
在这种情况下，证券业务部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人心涣散。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互不服气，很少往来。而业务二部经理黄贵显不习惯机关“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工作氛围，待在静安业务部不愿到公司来，办公室连张桌子也没有，群龙无首之下，公司职员的精神状态更是令人失望。
业务二部的职员有虞志皓和朱德明，后来又新来了强纪英，这几个都是科级干部。办公室里还有陆文清、郭纯、俞燕国和姜华等几个年轻人，他们主要是帮助搞后勤和写材料。
如今很难想象，这些后来在中国证券业显赫不已的名字，当年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所事事。
后来曾担任过富国基金公司董事长的虞志皓，当时整天晃悠，想做事但不知做什么；朱德明后来曾任申银证券的行政部经理，但他当时最多是到投资的几个企业走走；从分行宣传处调来的郭纯，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香港公司负责人，当年他就是整天看书消磨时间；陆文清从加蓬大使馆回来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副总裁,但他当时只是帮办公室主任干点杂活。
“证券业不是花架子，更不是形象工程”，这是我到信托投资公司开会时讲得最多的问题。为了形成有效的工作秩序，我上任第二天，就在业务二部办公室为黄贵显安了张办公桌，把老黄请来主持业务二部工作。
业务部成了“旅游景点”
1988年以前，国内没有专业的证券公司，证券业恢复和起步阶段，唱主角的是信托投资公司，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
１９８６年，上海市市长召开金融改革座谈会，静安证券业务部的胡瑞荃参加了座谈并“放了一炮”。在会上，老胡说：“两年前上海已经发行了股票，但由于股票不能交易，许多持有股票的人非常有意见，特别是那些由于出国等原因要离开上海的人，意见更大。”接着他就问：“能不能允许建立一个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方便这些群众。”话题立即引起时任上海市长的*同志的关注，他当即询问在场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可不可行，李行长回答可以研究。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给予批复，同意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立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交易。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2）
最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面积只有12平方米，之前在这里营业的是个理发店。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几名员工都来自工商银行静安办事处，有两个员工年纪比黄贵显和胡瑞荃还大，最小的也有三十四五岁，属于照顾性的工作安排。这些同志后来都参与了申银证券公司初创期的工作，成为申银证券早期的干部。
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业务就是那几只股票的交易，每天没有几笔买卖，状况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热闹。但是，海外媒体却认为这是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一个强烈信号。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会议期间受到*同志的接见。其间，凡尔霖向小平同志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小平同志回赠了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为其准备的一张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主承销的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并告知上海已有一家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美国朋友和各国媒体立即捕捉到这一不寻常的信息，凡尔霖到上海后，执意要去静安证券业务部看看。上海方面为此专门派人考察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发现条件差，地方小，可看性不强，连个卫生设备也没有，万一客人要去洗手间，难道请他们去对面的公共厕所？他们认为静安证券业务部根本不具备接待重要外宾的条件，上海方面也就婉言谢绝了华尔街大亨们的要求。
但是，美国人的个性很执拗，想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凡尔霖一行自行乘车来到静安业务部，小小的业务部一时间热闹非凡。当凡尔霖和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西方媒体记者纷纷用镜头捕捉了这一瞬间，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主席与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
那天，得知凡尔霖执意要到静安证券业务部，上海警方派人过来做先期安全保卫工作，那个警员拿着地址，找了半天才找到业务部，看了之后说：“美国人真怪，怎么拣这么个破地方参观？”
在很多来访者眼里，特别是那些海外来访者，静安证券业务部的确是太简陋了，大门进去是一排高高的柜台，柜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一排黑板，黑板上写着各种股票和各个年份国库券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在当时，我们的计算工具靠算盘，不少来参观的外宾拿着算盘不知是何物，充满了新奇感。
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
自从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一事见诸报端，静安证券业务部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证券交易业务量不大，接待任务却不轻，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海内外的来访者。
引进“人才”，更新硬件
一个证券业务部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绝非我们的本意。为了让这个“旅游景点”恢复其本来的功能，我上任之后开始引进人才，规范运营管理。
我引进的第一批人才，是我早年结识的一批上海证券业的老前辈，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七位老经纪人：吴仕禁、林乐耕、施之敏、魏少庭、龚懋德、王渭熊、穆壮武。这几位老先生都曾经在旧上海的证券业叱咤风云，《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中就记载了几位老先生的故事。其中林乐耕老先生曾经“租了12间写字间，装了80部电话，光号子雇人就120个，每天进账10根大条子”，“到了上海解放，6月10日清晨，解放军包围了证券大楼，捉进去238个人，封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切交易”，“林先生幸好那天不在里面，没被捉。小广东周汉卿、徐长和、穆壮武统统被捉进去了，被关在思南路第一看守所，足足关了129天”。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3）
37年后，证券交易重归上海，几位老前辈对此感叹不已。对于我邀请他们作为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顾问，他们也是欣然答应。
当年他们曾向我提议：缩小买卖差价，加快挂牌国债和股票的价格变化频率。为此，我请几位老先生分别坐镇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由他们根据交易情况，拿出各类证券买卖价格变动的意见。尽管几位老先生中年龄最小的也有80多岁，但他们仍像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早就来到证券业务部，认真地履行职责。
而硬件的更新则是从显示行情的小黑板开始的。为了支持电子管显示板，静安证券业务部使用了国内证券业的第一台电脑。当时，黄贵显、胡瑞荃向我提出要买台电脑，但是那时一台电脑要三四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大家舍不得买。最后一合计，决定向上海计算机公司租一台。坦率地说，那台电脑初期的作用并不大，就是控制电子行情板，或打个“欢迎某某访问团”的标语。但是，证券业用上了电脑，在当时变成了大新闻，《新闻报》报道说：“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在全国率先用电脑处理证券交易，内容有股东管理、证券行情、股价指数等。”
中国证券业的发祥地
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小黑板变成了电子管显示板，硬件算是上去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一天，公司业务二部经理黄贵显、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胡瑞荃以及业务部的边晓敌到我办公室，探讨股票指数编制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打算编制一个指数，并拿出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他们初步的编制方法和1986年以来的编制数据，他们拿不准编制方法是否准确，因此没往外拿。那时国内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交易中的股票数量有限，对股票指数的需求并不很迫切，但静安证券业务部想填补股票指数这一空白，我理解他们的心情。
当天回家，我就参考“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等编制方法，结合上海当时股市的实际情况，写下了《静安指数编制方法及说明》一文，交给胡瑞荃、边晓敌等，让他们根据这一编制方法修正他们过往的编制数据。
静安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后来在我们编制的国内第一份股票年报上发表过。主要是以静安证券业务部、虹口证券业务部挂牌交易的上海6种股票为样本，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基数修正法综合计算出来的，也是当年反映上海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指数。静安指数基期为1986年9月26日，也就是静安证券业务部第一批股票的挂牌交易日，基期指数值为100点。
在日本，有《四季报》，分春、夏、秋、冬四季，公布所有上市公司的情况。而我们，股票发行了、上市了，却没有任何资料提供给投资者。我和黄贵显、郭纯等商量后，决定要搞份手册公布上市公司的情况。当时按季公布显然没必要，所以就决定叫年报。国内第一份股票年报——《1988年股票年报》就这样推出来了。主编是我，责任编辑有黄贵显、强纪英和郭纯。
1988～1993年的股票年报
我为年报写了前言，其中写道：
我公司静安、虹口两个业务部自1986年9月后相继开办了股票买卖交易业务。三年时间中，全市已有数万人投资于股票市场，在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下，一个股票买卖交易市场的雏形已经形成，这对促进我市股份制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全市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证券信息部门，所以日常可供证券投资者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故使不少投资者的投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和歉意。为了弥补工作中的欠缺，我们编辑了这份《1988年股票年报》。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4）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收集了已上市的6家股份有限公司的概要情况、经营状况、财务指标以及这些公司自股票上市以来的行市动态、交易数量等资料，还请有关行家对每个上市公司作了简要的评述和分析。这本小册子可供股票投资者作为投资决策和交易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股票持有者行使股东权利的参考资料。
编辑这本股票年报，也是力图把我们的股票市场推向规范化的一种努力。我们认为，股票市场应该是一个充分公开的市场，无论是股票自身价值的情况，还是市场交易情况，都应该具有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能确保有价证券市场上的买卖交易在公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至今，我手头仍保留着第一份年报，薄薄的一本，确实是份小册子，收录的只有6只股票。第一份年报没有对外宣传，只是派送给我们的主要客户。
1990年初，《1989年股票年报》和静安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引起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上海分社以《上海股票投资者现在有了可靠的“参谋”》为题发表了通讯，而香港《明报》则发表了《上海静安指数，股民的晴雨表》一文。
香港《文汇报》更是直接写道：“静安股票指数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采用上海上市的6种股票的价格编制而成，这也是我国大陆股票市场第一个股票价格指数，使玩股票的上海人结束了瞎子摸象的状态。”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静安证券业务部和虹口证券业务部都已成为申银证券公司下属的营业部，静安指数也成为申银证券公司对外发布的股票指数。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运营需要，申银证券公司将所有交易中的股票以及清算交割资料无条件地移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年我和黄贵显、胡瑞荃等曾希望一并移交静安指数编制的相关资料，让静安指数历史性地延续下去。上交所可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没有继续采用静安指数。此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当年我们移交的股票为样本，以1989年12月19日为基期编制了上证指数，并于1991年7月15日正式发布。而在上证指数正式发布前，申银证券仍然每天发布静安指数。
从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这4年间，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国内股票、国债等证券业务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同时，在那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编制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
当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创下国内证券业的多少项第一，我也说不全了。主要因为当时国内的证券业是一张白纸，此时随便涂上一笔，都是第一。
在１９９０年，我曾让人做了一块“中国证券业的发祥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铜牌挂在门前。现在，由于营业部命名规范化的要求，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不复存在，我听了深感惋惜。静安证券业务部完全有望成为当代文物，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证券业是从那里起步的。
静安证券业务部
国债交易
1988年，国家允许国债买卖后，弱小的证券行业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相对股票，国库券发行量大，发行面宽，所以交投也更为活跃。
国债牛市
说起国库券，今天可能有些人不清楚，为什么要把国债说成国库券。“*”的时候，中国对外宣传“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结束后，中国开始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可是，搞经济建设没有钱不行，由此开始每年发行国债，但又怕人说：“你们不是标榜‘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怎么也举起内债了？”因此把国债叫成国库券，意思是这是有别于国债的。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5）
那时，国库券的发行被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每年７月，财政部把指标分解给各省市政府，各省市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把发行任务分摊到各个企事业单位，各企事业单位再将其作为政治任务进行动员。
最初几年，国库券的发行量小，人们的思想觉悟也高，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不是很难。没几年，这套发行方式就不是很灵了，大家工资都不高，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哪有闲钱每年都压到国库券里？因此在不少单位，不管你怎么动员，很多人就是不认购。因此，每遇国债发行，各单位领导头就疼了，最后，干脆“复杂问题简单化”，按每个人的工资数额摊派，不管你要不要，在你的工资里扣！这招尽管不符合国库券自愿认购的原则，但行之有效。我当年在银行工作，每年分摊到不少国库券。有个别效益好的企业则把国库券当做奖金发放，也算是皆大欢喜的法子，但那几年奖金高的企业有几家？这样，年年发国库券，几乎每个在职的人员都持有相当数量的国库券。尽管每人每年摊到的国库券数量不会很多，但数年累积下来也不是小数目。
能否开设国库券流通市场？在各个方面的呼吁下，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终于同意在一些城市开办国库券买卖试点。１９８８年，人民银行发文通知，在上海等六个城市进行国库券买卖试点工作。
前面谈到，静安、虹口等证券业务部成立的初衷是为上海已发行的几只股票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但是，由于当时可供交易的股票没几种，而且人们对股票的认识很肤浅，不少人视股票为资本主义的腐朽产物，别说买卖股票，就是谈股票都怕。不少领导干部谈起股票时说：“我对股票一窍不通，从来不碰”，脸上写满了自豪。那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能参与股票买卖”。文件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白，股票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不许碰。因此，上海重建股票市场初期，实际参与的人并不多，交投不活跃，股价也上不去，证券业务部单靠股票买卖那点收入难以维持生存。
1988年，国家允许国债买卖后，弱小的证券行业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相对股票，国库券发行量大，发行面宽，所以交投也更为活跃。
很快，国库券买卖实际上已不限于规定的六个城市，几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债服务部都开辟了国库券买卖业务。不少省市还成立了财政证券公司，专营国库券销售和买卖。
牛市带来“黄牛市”
开放国库券买卖初期，卖的多、买的少，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国库券买卖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少人在这一时期赶紧把手头的国库券卖掉，根本不在乎利息甚至部分本金的损失。套用现在的股市行话，就是赶紧“解套”。
卖多买少，一些本金不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就挡不住了，只能不断降低买进价，甚至挂起免战牌，只卖出不买进。国家开办国库券买卖的文件规定，为了维护国库券的信誉，不允许国库券在面值以下交易，这条规定在不少地方一开始就很难做到，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对此只能眼开眼闭、不管不问。后来，全国不少地方国库券买卖机构的买卖价格基本上是“七进八出”，即买进时打七折，卖出时打八折。
这时候，上海人的精明就体现出来了。那些手头有点闲钱的上海人从国库券市场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国库券信誉度高、买卖自由、流动性不亚于银行存款，二者一比较，买国库券比存银行的利息高得多。慢慢地，上海买二手国库券的人多了起来，国库券的买卖价格也随之上升，与其他省市国库券交易价格形成了差价。那年头资讯业非常不发达，更没有证券行情显示系统，真正了解国库券买卖地区差价的人不多，很多人甚至不了解国库券怎么买卖。一些嗅觉特别灵敏的“淘金者”看到了这个机会，上海于是出现了一批倒卖国库券的贩子。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6）
当年，在上海有一批人以被称为“一个箩筐”的生意为生。他们在马路边显眼处倒扣个箩筐，箩筐上贴上些外烟纸盒，再贴有一纸：“兑换外汇券、国库券、汽油票等票证”。在箩筐不远处，有“打桩模子”守着，见有意者便前去接洽，见工商管理人员就拔腿开溜。
“打桩模子”是上海人对马路边倒卖各种有价证券和票证的人的统称，意指这些人每天像打桩机似的伫立在马路边。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中，不少年轻人听他侃到“打桩模子”的语气和神态，忍不住发笑。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上海人，谁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路边走着，突然有人上前悄悄问你：“外汇券有伐？国库券有伐？外烟要伐？”我在浦江饭店办公时，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几个“打桩模子”。那时警察也抓“打桩模子”，但好像总抓不完。每个“打桩模子”背后都有老板或下家，所收购的票证通过上下家的再交易，获取差价。
1988年，全上海合法经营国库券买卖的网点只有5个，因此不少人明知把国库券卖给马路边的“打桩模子”要比卖给国家设立的经营机构价格低，但懒得为点儿差价换车赶路。马路边国库券的收购价通常只有面值的八折，价格也随着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挂牌价格变化，但始终要比我们低得多。“打桩模子”收购的国库券，下家基本上是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卖出之间，１００元钱赚１０元以上，一天即使只成交１００元，一个月下来，利润就是３００元，远高于当年一般在职人员月收入１００元左右的水平，因此，有不少人辞去公职加入这个“淘金”队伍，很多人很快成为了“万元户”。
为了解决马路边国库券买卖的问题，我们在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批准下，一两年间在全市各区县设立了二三十家国库券代理处，委托各区银行和信用社代理我们的国库券买卖，从而也堵绝了上海“打桩模子”马路边交易国库券的淘金之路。
谈到国库券买卖，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在早期证券市场赚了点钱，人称“杨百万”。杨怀定自己也承认，他在证券市场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国库券异地买卖，不少刊物也把杨怀定称为异地倒卖国库券的开创者。杨怀定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
杨怀定也是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最早的一批客户，我与他也很早相识。杨怀定是不是当年发现国库券淘金秘诀的第一人，我很难确认，但他肯定属于当年国库券买卖最活跃的那批人。
我也去做“黄牛”
那时，上海人把从事长途贩运的人称为“黄牛”，这种长途贩运的合法性没有正式说法，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干。
我到信托公司任职不久，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的经理向我请示，经常有国库券“黄牛贩子”上门向他们询问：“大额的国库券收不收？”我问他们多大额，回答是少则10多万，多则几十万。我问胡瑞荃他们，卖方是哪些人，他们回答“当然是那些‘黄牛’”。那时上海尽管已有5个证券业务部，但知名度最高的还是静安证券业务部，一般外地国库券卖家到上海都是冲着那里去的，胡瑞荃因此了解很多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每天都有外地“黄牛”到他们业务部，先拿少量国库券投石问路，说还有大头在后面，如果我们要，他们的卖出价可以在我们的挂牌价上再下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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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为什么不收？”我的意见很明确。其实我知道，下面的业务部早就偷偷在干了。
确实，一个证券业务部如果光靠柜台上每笔百十元的买卖，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不过做大宗买卖，本钱也要大才行。当时信托公司拨给两个业务部的营运资金非常有限，老胡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资金。信托公司总经理李志道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很快给两个证券业务部充实了2150万元的营运资金。
我在证券业务部见过这些外地客户，他们一般是白天与业务部谈好价钱，营业结束后来交割。因为那时，国库券的面值很小，最早期的国库券最大面值只有10元，１００张一捆只有1000元，１０万元就是１００捆，清点很费时间，白天做会影响正常的对外业务。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有些外地客户前来交割的国库券有外地同行的封签，明显是从外省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大额买进的，他们只是冒险倒运了一下，得到的却是巨额利润。那时，上海与外地国库券差价少则三五元，多则10元以上，２０万元倒腾一次，利润就在万元左右，抵得上当年普通工人１０年的薪水。我和这些黄牛贩子接触了几次，心想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自己为何不能做？我由此决定在公司开办跨省市的国库券买卖。
当时，异地交易的最大问题是现券运送的问题，因此杨怀定想到雇用保安公司。而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现券存放在对方的金库，在当地兑付后资金划回。也可出点儿费用请对方银行保卫部门帮助把现券押运到上海。当年，我们一般都把大额现券运回上海，不是存放在对方金库不放心，主要是财政部每年对到期国库券兑付银行都会支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个人，因此各家银行对这部分收入还是很重视的。
为了把异地成交的现券运回来，我们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达成协议，由他们负责国库券运输途中的安全。工商银行保卫处经常有押运本外币的任务，有专用的押运工具、免检证明，还可以佩带武器，有了他们的支持，事就好办多了。空运的话，我们持有免检证明：把国库券装在特制的箱子里，铅封并打上银行特殊印签，可以免托运、免安检，直接进入机舱运回。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话就更简单，保卫处派几个经警（经济警察）带上武器配合我们，直接就给运回来了。由于业务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进行，我们每到一地，当地银行保卫处也是全力协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们干脆请当地工商银行的保卫处帮助我们把券运到上海，我们支付必要的运输费。那一阵子，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协助我们，南去贵阳，北上沈阳，西进兰州，各省市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流进上海。随后，通过我们证券业务部和国库券买卖代理点卖给上海市民，我们赚买卖差价，投资者则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们的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１０００万元，我们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曾有人对我们开展异地国库券交易表示担心，认为：“国库券发行是全国各省市遵照额度摊派的，你们现在把它们弄到上海，不是意味着上海的资金外流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业务的开展并不是上海的资金外流，而是外地资金流到上海。早期我们从外省市买入的国库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场价格低５元以上，实际到期年收益率高达２０％以上，另外这些国库券到期后，财政部还支付一个多百分点的兑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最终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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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运现券
不少文章谈到了我当年参与国债买卖的故事。在王安写的《股爷您上坐——大话中国证券市场10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都要撤销，但是他们库里还压着１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了，大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变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对方报了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这１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应该说，王安写的事是真的，只是传得多了，到他那里不免有些走样。
说到我们与北方那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那笔国库券交易，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８９年冬天，国家发文规定，全国各地信托投资公司，除保留有限几家外，其余一律撤销。这个文件是面向全国的，在这前面也曾有几次要求撤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但实际执行时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还是保留下来了。因此，鉴于历史上信托投资公司几上几下的经验，全国不少地方对国务院关于撤销全国部分省市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采取观望态度。
那一次，北方某省态度积极，即令省里几家信托投资公司限时关闭。那家信托投资公司名列撤销行列，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库里有１８００万国库券不好处理，希望我们帮忙解决。那几年，北方城市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南方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我去过北方城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有些市民往往是喝酒时想起酒钱，就拿几张国库券到证券业务部，也不问价，换几个酒钱就行。当地国库券买卖柜台的经营手段也不灵活，买卖差价搞得很大，有的差价达２０元以上，好像故意让人卖出而不要买进似的，不少信托公司证券部由此积压了大量的国库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并不怕积压现券，他们清楚这些现券的到期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但是，那家信托公司碰上了全面清盘，就不得不解决这些库存国库券了。
通过电话，我向那家信托公司的老总详细询问了那批国库券的品种和价格情况，得知大部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对个人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为１０％，5年后一次偿还本息，也就是说，到１９９１年７月，这批券每百元连本带息值１５０元。我问对方打算卖什么价格，对方答１０５元左右。我知道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有还价余地的，那几年国库券的投资价值不受重视，这批券对方柜台的收购价估计是９０多元。我更清楚这批券在上海的价格已达１２０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答应对方的开价，这笔买卖的差价也有２５０多万元，如果压在库里，到期兑付连本带息为２７００万元，我们资金占用实际年收益率达２５％以上，扣除资金成本，其实际收益在５００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投资的收益。
考虑到这些，我让对方稍等，容我们商议一下再作答复。我当即把这一情况以及个人分析向公司总经理李志道作了汇报，获得了他的支持，并决定不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对方的开价。对方听了我的答复很是高兴，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我答应当天下午即派人携银行承兑汇票飞过去，对方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么大的一笔交易作出决策，甚为惊讶和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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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证券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几百万元不算什么大钱。但当时，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是全国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１９８９年也只有１２０多万元的收入，一笔买卖能赚几百万元，当年就算大买卖了。我当即召*议进行安排，下午派出两个人飞赴该省进行前期接洽，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的人第二天到达。
第二天，我们到达时，先期前往的同事们已在那家信托公司的金库里清点整理打包那批国库券了。１９８６年发行的国库券面值分5元、10元、50元、100元4种，当时那家公司卖给我们的不少是小面值的券，１８００多万元的国库券足足装了10个麻袋和15个纸板箱，共计25件。
这批国库券必须运回去，怎么运回去？问题一下子摆在我们面前。大家都认为民航最安全，可是按规定，现券押运时装现券的箱包不能离开押运人员的视线范围，这么多的行李不可能随身携带，作为行李托运既不符合要求也不安全。有人建议，可以向当地航空公司包一架小型货运飞机运回。我为此去航空公司咨询此事，对方称可以提供专机，费用也不算贵，大概3万元左右，但是人家告诉我，由于是小飞机，当天到不了上海，晚上停飞，中途还得在其他机场过夜，过夜时，他们也不能保证我们托运货物的安全。
我把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逐一比较，最后决定还是走铁路。通过铁路走，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确保安全。那阵北方省份正闹“东北虎”，一批东北籍的歹徒在铁道线上为非作歹，猖狂一时。我为此请求当地工商银行保卫处支持，他们欣然同意，派出几位经警协同我们押运这批特殊货物。
在铁路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在火车上作了精心部署。货物放在行李车厢，轮流派人携带武器在行李车厢看护。此外，在距行李车厢最近的软卧车厢，我们包了两间休息房间，三人一批，两小时一换，轮流值班。每10分钟，软卧车厢与行李车厢之间通过对讲机通一次话，如有异常，立即增援。从当地到上海，火车运行时间为36个小时。因为不放心，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行李车车厢度过的。冬天的东北，室外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行李车厢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厉害。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多军大衣，值班人员几乎是埋在大衣堆里。公司同去的同事们从未接触过武器，拿着纯属摆设，于是，保卫处几个小伙子在行李车厢里当起了教官，教了这个教那个。一路上有惊无险，平安抵达上海，行里的运钞车早早等在车站的月台上，总经理李志道等也破例在车站迎候。此后不久，国家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撤销决定有所松动，北方那家信托公司也保留下来了。那家公司老总一见到我就说：“这一折腾，给你们赚了好几百万！”
对那次经历，朱德明有这样的回忆：
12月的北方，大雪飞扬，滴水成冰。人的眉毛挂霜，呵一口热气也会变成冰雾。我们一个个虽然身穿借来的皮大衣，但除阚总外，我们几个初到北国的人怎么也感到无法抵御寒冷。
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脑汁。本来特别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的同志从当地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打算包几间软卧包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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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只好跟当地铁路局及铁路公安局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飞车抢劫。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松弛一刻。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里的看守就答一句：“安全。”
在上海，无论经营机构还是个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的第一桶金，大都出自国债。然而，也有人不择手段地在国债市场“淘金”，最后栽倒在国债市场上。万国证券公司国债部负责人及其下属，负责从外地向上海倒运国库券，采取多倒少报的手法，把一部分差价窃为己有，后来东窗事发，遭牢狱之灾。他们可能也成为了中国证券从业人员职业犯罪的先例。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比起个人为主的国库券“黄牛”贩子，当年工商银行系统内的国库券交易规模要大得多。规模大了，必然要进行规范化，一个全国性的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此时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我请公司业务二部虞志皓负责研究、筹划跨省市国债交易。虞志皓原是工商银行长宁办事处信贷科科级干部，调到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后，说是从事证券和投资业务，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可做。我去后，他一再向我要活干。之后，工商银行总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李时恩建议召开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分行也很支持，《新民晚报》为此曾采访毛应梁行长，毛行长当时明确表示“将独资经营专业性的证券公司，并与全国27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在下月组建‘工商银行部分城市证券信息网’，这样有助于抑制黑市交易，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
那场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由我们筹备，地点放在上海大柏树的春江宾馆，全国３0个省市分行或信托投资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为中心成立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以打破当时证券市场割断的、分散的、半封闭的格局。信息网的功能和任务是：探索、研究证券业务的理论、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和技术性建议，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交流各地区的证券工作经验，沟通各地证券信息，探索跨地区发行证券的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筹措资金以及促进各城市之间的证券交易。
各个单位每周以电报、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确定买卖意向，自寻对象洽谈成交。会议选举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武捷思担任信息网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
那次会议结束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开始运作。那时传真机很不普及，不少成员单位没有传真机，报价要通过邮政部门的民用电报系统。为了省钱，我们约定用数字来表示券种和价格，比如19８５年国债买进价１０５５元，卖出价为１０７元，则为“８５１０５５、１０７”。起初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搞不懂，还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特殊工作的。靠这个网络，我们得以全面掌握各地国库券行情，有针对性地寻找异地国库券买卖对象，使我们的国债业务迅速向全国发展。
那时，各地同行最担心的是国库券收多了卖不出去的问题，而在上海，情况恰恰相反。信息网各成员单位有了我们这个买卖下家，开展国库券交易业务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此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每年一次会议，先后在青岛、成都和宁波召开过年会。我们还组织成员单位去日本考察证券市场，大大提高了成员单位对证券业务的认识。我们还在上海举办了六七期证券业务培训班，内容已不限于国债，对推动工商银行全行证券业务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二章（11）
虞志皓曾这样回忆这段工作经历：
我接受阚总交给我的任务，在全国到处跑，走了许多城市。
一是摸行情，二也与各地商讨如何联手经营，主要是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的证券机构内。跑了一段时间，加上联络、沟通，就由我们公司牵头联合全国10家证券机构，有北京、济南、杭州、福州、广州、南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组建了全国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我们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秘书处设在上海，我是秘书长。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成员单位每个星期都要发一份电报到上海，都是数码，代表着国库券的年份、买进价和卖出价，经过我们汇总再返回去。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方法，但竟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加拿大《星报》、日本《朝日新闻》及香港的报纸纷纷作了报道，都称这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是中国证券史上的里程碑。它对国库券交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和此后的申银证券公司，不仅在国内早期股票发行、交易和国债交易市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还参与了国债发行、企业债发行的大量工作。在财政部改变传统的国债发行方式，改为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组成国债承销团，包销每期的国债发行业务之后，申银证券公司凭借实力，担当了多期国债承销团的主干事或副主干事。
申银证券公司还担当国家物资部开发总公司等大型企业长期债券的主承销商。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决定开发三峡水电，我们认为这对证券业是一个巨大商机，立即组成研究小组拿出一份三峡建设筹资融资建议书，一是建议发行三峡企业债券以筹措初期建设资金；二是建议葛洲坝水电改制为股份制，发行股票上市，为三峡水电项目筹集长期建设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那份三峡水电项目筹资建议书是由我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手中的。那天，我拿着建议书来到朱副总理办公室，本打算交到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手里就可以了。不过李伟告诉我，总理在办公室，你可以直接交到总理手里。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同时担心是否过于贸然和仓促。但见到了朱副总理，我的一切顾虑全都打消了。
那天，朱副总理正与一位部委领导谈事，见我进去，便送走客人，接过建议书，拉着我坐在长沙发上，仔细询问了他离开上海后证券市场的情况，包括证券交易所和申银证券公司的发展情况。朱副总理为国内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感到高兴，同时又对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指出众多企业领导并没有真正弄懂股票，却一哄而起，要求发行股票，这必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事后，我从李伟那里得知，朱副总理那段时间的日程排得很满，很多上海领导到北京求见，都没有排上日程。可见，朱副总理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证券市场的重视程度。此后，申银证券参与了若干期三峡建设债券的发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上海早年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当年，企业债券发行获准很难，股票发行仅仅限于获准试点的企业。为了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帮助下，推出了股票、企业债之下的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融资券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发行，期限最长一年，融资利率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发行主体是上海大中型企业，我们是承销商。这一融资工具当年深受企业欢迎，也是我们当年主要的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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