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英、美、法、意、日等27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巴黎商议“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我们都知道，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继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但是，100后的我们急需用新的眼光看待和会，因为巴黎和会对于今天的中国是一份重要的启示录：中国正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想要与头把交椅的美国和平共赢，两个国家都必须吸取巴黎和会的教训。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1850年—1950年这100年间，德国曾经两次崛起，两次挑战由英国主宰的欧洲秩序，并两次引发世界大战。

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在1919年的巴黎召开，是一战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

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重演？为什么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陷入深重的经济衰退？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巴黎和会了。

本期年讲，我们就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来复盘一下巴黎和会。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个热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

一句话解释

“当一个新国家崛起，挑战老霸主的地位，两个大国之间极有可能陷入战争。”

这个术语之所以用古希腊历史作家修昔底德冠名，是因为他在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分析了希腊和斯巴达之间必有一战的原因。这两个头号城邦之间的大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交战双方两败俱伤，希腊世界从此衰落下去。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战争持续了近30年，最终以斯巴达获胜而结束。

修昔底德总结说：“使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首先进入中国公众视野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呼吁：

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没有“一旦崛起就寻求霸权”的文化基因。

近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等问题使得“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再次升温。中美之间究竟该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从一战和巴黎和会的历史中，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老大英国和崛起的德国

19世纪末，英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强国。它统治着大约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和陆地面积，占据了世界总制造业产出和出口额的四分之一。18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海军防卫法案》，规定英国的海军力量要在维持世界第一的同时，必须超过第二和第三强国的海军力量之和。

但是，“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正在西斜。1890年，新登基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解雇了小心翼翼、讲求实际的老宰相俾斯麦，并且宣布德国要建立海军。雄心勃勃新外交大臣冯·比洛宣布，德国想要“阳光下的地盘”。

冯·比罗在国会所作演讲中的一句话：Wir wollen niemand in den Schatten stellen, aber wir verlangen auch unseren Platz an der Sonne.（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站在阴影里，但我们也渴望阳光下的地盘。）

威廉二世皇帝还在一次庆祝战舰下水的仪式上讲：

“旧帝国已经衰落，新帝国正在形成之中。”

德国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到了1914年，德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了全球的14.8%，超过了英国的13.6%，而法国则落到了可怜的6%。

此时，德国电话的数量和铁路的里程是英国本土的两倍。在当时已经颁发了14届的诺贝尔奖中，德国人共获得18个奖项，而英国获得8个，法国获得11个。另外，我们在第43期年讲也说到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

在英、法、德、美、日五大国的力量博弈中，战列舰是最大的筹码。这张1909年发布在美国政治讽刺杂志《puck》上的漫画非常直观的体现了这种博弈。

1900年的英国有一项已经奉行了400年的国策，就是“打压老二”。更严肃地讲，英国的这个国策叫作“大陆均势政策”。这一政策要求英国充任欧洲各国势力均衡的仲裁人：哪个欧陆国家实力过于突出，就打压哪个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与英国开战的国家先有法国，后是俄罗斯（还记得之前提到的克里米亚战争吗）。现在轮到德国了。

 没人在乎血流成河 

一战爆发，标志着英国和德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不过，当时它们根本不在乎打仗。

克列孟梭是带领法国打赢一战的法国总理，他曾经在餐桌上和人开玩笑说：“你看这只鸡，它为什么在盘子里呢？因为它没能打赢来宰它的厨子。”这就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游戏规则，力量就是一切，弱小就活该受欺。

1910年之后，各个欧洲大国都在积极地扩军备战，“整个欧洲就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德国甚至在一战爆发前十年就制订好了作战计划，即“施里芬计划”。

提出施里芬计划的德国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施里芬计划即先在西线集中兵力闪击法国，用六周时间击溃法国，然后用铁路迅速把军力运往东线，迎战刚刚动员起来的俄国。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暗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以塞尔维亚的宗主国自居的俄国宣布进行战争动员。然后，在8月1日，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一对盟友对俄国宣战。8月2日，俄国的盟友法国对德、奥宣战。

于是，德国按照预定计划，入侵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无辜的小国，只是因为从这些地方入侵法国更容易。德国陆军的恣意横行，让英国再也无法作壁上观。于是，英国对德国宣战。两大强国，千军万马来相见。

我们只消看一下索姆河会战——一战中最大规模的战役——就能知道大国角力是怎样的惨烈。索姆河会战发生在法国境内，由英、法联军对阵德军。

一战索姆河战役中的英军8英寸榴弹炮群

英军投入兵力153万，法军投入兵力144万，而德军投入兵力150万。历时4个半月的战斗过后，英军42万人伤亡，法军20万人伤亡，德军伤亡超过50万。其中交战各方的死亡人数总计超过了30万。

 巴黎和会，一次避开陷阱的机遇 

当年，雅典和斯巴达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战争导致了希腊世界的衰落，北方强国马其顿崛起。2000多年后，历史重演。英国和德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了欧洲的衰落，美国趁机崛起。

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终于让人们意识到，要极力避免战争——不能用战争去延续政治，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过去了。

战争之后的巴黎和会是一次历史机遇，与会各国可以商议一个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机制。它们也有机会思考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老牌强国如何用正确的姿态迎接新崛起的国家？

但是这些可能性最后都没有实现。“三巨头”之一、法国总统克列孟梭成功让巴黎和会接受了他的主要诉求：德国就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要限制德国，打垮德国，最好让德国再也无法崛起。

克列孟梭的历史观简单而粗暴：过去几百年里几个大国之间发生的事，今后同样会发生，欧洲的历史就是永久的斗争。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至右）：英首相劳合·乔治，意总理奥兰多，法总理克列孟梭，美总统威尔逊

相比之下，另一位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带来了十分理想化的提案，他提倡公正对待战败国，并且尊重“民族自决”。不过，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来欧洲参加峰会，过于缺乏外交手腕的威尔逊应付不了欧洲政客的老奸巨猾。

最后一位巨头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乔治首相是一个缺乏原则的人，他对英国在战争中取得的利益心满意足：英国攻占了德国的很多海外殖民地，还接手了德国剩余的海军舰船乃至商船。

和会上，他没有什么原则问题要讲，只关心多给大英帝国捞点便宜。对了，他关心的还有，不能让法国获益太多，不然法国又强大起来怎么办。

没有人听取德国的诉求。德国代表只是被叫去在拟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了个字。德国被加以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海外殖民地被英法两国“托管”，殖民地上的德国产业被用于抵扣罚款，同时商船、海运、外国投资和部分工业区也被战胜国接管，德国的工业、商业被摧毁。

1919年6月在英国北方的斯卡帕湾，74艘德国军舰当着前来接收它们的英国人的面，集体自沉。

自沉事件中正在沉没的巴伐利亚号战列舰

 越陷越深 

巴黎和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相当于断绝了自己的繁荣。欧洲不仅没能走出英德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反而在其中越陷越深。

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曾强调了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一战前，德国是俄国、挪威、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英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所以，就如德国的新外交部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佐所质问的那样：

“德国是一个工业国，人口密集，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紧密……如果德国的经济条件和人口数量突然退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水平，结果将会如何？我们不知道协约国是否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战争给欧洲的人民生活、工业、贸易、运输带来了浩劫。但是战后的和约却只关心“如何让德国再也爬不起来”。其结果是，整个欧洲都很难再爬起来。

另外，“胜利者们”也低估了德国的实力。德国仅仅用了20年东山再起，怀着复仇的怒火再次冲破欧洲秩序，挑起了又一次世界大战。

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与美国的国际地位冲突时，巴黎和会的教训就很明显了。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中国政府高层和学界呼吁美国，放下“争霸”“霸权”的思维定式，在全球化4.0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合作共赢，才是历史的必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