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的今天，《文汇报》创刊。

这份报纸，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严宝礼和徐铸成两位报人亲历其中，且是创始人物。

今天，方便面君便带大家读读《徐铸成回忆录》与《我的外公严宝礼与文汇报》两文。

《文汇报》创刊号

主持笔政：1938年三十一岁（摘自《徐铸成回忆录》)

我有一宜兴同乡储玉坤，在南京政大新闻系毕业班时，曾来《大公报》实习。毕业后，即入《新闻报》工作，佐编教育版。去年底《新闻报》宣布接受敌军检査，老编辑郭步陶先生 （后郭老先生受香港新闻专科学校之聘，任校长，迄今桃李满天下。我于1939年秋亦兼任教师）等四人愤而辞职，储玉坤即其中一人。1937年底李子宽兄吿我《正报》筹备创刊之议，并嘱先和玉坤面约，请其任国际新闻编辑。

大约在1月20日左右，储玉坤忽来访我，说《文汇报》即将出版，他已应聘任国际版编辑，并说，此来是奉严宝礼等先生之命，拟请我为该报写社论的。我问：“每月写几篇？ ”答复 是每日一篇。我又问：“言论有没有限制？”答复是：“题目和内容，一切由你决定，报馆保证不加删改。”至于报酬，则“目前因营业没有把握，暂以每篇四元计酬。俟营业发展后，改为每篇十元。我们内部职工，亦暂以四折计薪的。”我问明了创刊的大约日期，答应俟稍作准备，即按日交稿（言明每日写好后，即打电话通知报馆，立即派信差來取）。

我去找同在孤岛賦闲的老同亊杨历樵兄，请他帮写国际问题。我们均有甲胄生虮之感。他答应每月写十篇。如此，我每写两篇，有一天休息，得有构思之余裕。

到了1月25日，送来了《文汇报》创刊号。—看宇模和格式，就知道是《大公报》的印刷厂代印的。而馆址为福州路四三六号，分明是原《大公报》营业部的旧址。

报纸标明为英商，报头下写有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H. M. Cumine，第一版刊有克明署名的发刊词《为本报创刊告读者》。有一段说：“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 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设法排除之。”显然，他是担任保镖的角色的。

年轻时的徐铸成

我写的社论于1月28即开始登载。

当时，上海纷传敌人汉奸正筹组南京傀儡组织，梁鸿志、温宗尧等跃跃欲试。我写了一篇社论《告若干上海人》，对那些民族敗类，作最后的警告。第三天，《文汇报》即遭暴徒抛掷炸弹袭击。营业部职员陈桐轩遇难，萧岫卿、毕祉芬被炸伤。

是时，我的三儿复仑出生， 在广慈医院，取名复仑者，热盼恢复沦亡之意也。

杨历樵兄告我，他有次赴旧《大公报》编辑部，李子宽以闲谈的口气向其询问：“《文汇报》 的社论，很像是《大公报》人写的，你知道是谁么？ ”我对历樵说：“就该明白告其真相。我们都是已被遣散了的人，难道还要受社规约束么？”

就在《文汇报》被炸的那天下午，政之先生忽派汽车来接我。那时他丧偶未久，有人为他介绍顾维钧先生之令侄女顾俊琦女士（光华大学毕业），已结成俊侣。政之先生正在沪等待吉期。

我受到他这样的宠邀（两家相距只隔一条马斯南路）很感意外。

入座后，胡先生含笑问我：“《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我们自己人写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我立即回答：“是我学写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肤浅、幼稚罢。”他答道：“不，不，写得很有文采，构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问题。”

我连忙接着说：“已经出了问题，报馆今天已被敌人投掷炸弹，并留下‘警告信’……”

胡先生说，这些，他已在晚报上看到了。他接着问我：“严宝礼这个人靠得住吗？是一时投机，还是决心想干下去？我想，我们想投资和他们合作，所以请你来商量，你看这些人会不会变卦?”

我说：“我刚才打电话给储玉坤，请他问问严宝礼，社论要不要写下去？要我写，还是保持原有的态度？后来，储来电话，严己明确说明，社论仍照旧写下去，保证不更改一个宇。这样看来，严宝礼这个人是有些魄力的。”

胡先生说：“好，铸成，我相信你的判断。明天，我就叫子宽找严宝礼谈合作。我们也投资一万元，唯一的条件是你进去负责编辑部，另派王文彬进去任本市编辑兼采访科主任。”

“经理部派什么人？”

他说：“只要你抓紧他们言论方针就够了，经理部方面，我不准备派人，我们不计较图利。“

李子宽和严宝礼的商谈很顺利。据子宽告诉我：“《文汇报》原来的资本是一万元，而实际只收到七千元，所以经营已感困难。《大公报》代印的排印刷费，分文未付。所有用的白报纸，全由《大公报》垫上，亦未交付代价。所以，我们不加股，他们显然难以维持下去。至于你和文彬的参加，他们更求之不得，他们正缺少干练的主持人。现在名义上的总编辑胡惠生，只在《民报》编过各地新闻，缺少掌握全局的才能（按：子宽几年前亦曾在《民报》兼任编辑）。”

我问：“难道严宝礼会无条件接受合作吗？”

“他们只提出一条，他们的资本要作为原始股，升值为两万元，子宽兄答。

“胡先生同意了？”我问道。

“完全同意了。”子宽兄答。

我屈指一算，《文汇报》原来只有七千元，变成了两万。 《大公报》一万算作一万，反而落得二对一的比例，我想胡先生的算盘素来是精刮的，如何愿吃此笔眼前亏？也许是他说的，只要抓住魂灵头，经济上不予计较罢？正如《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打黄盖，都是为了民族利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

总之，我于双方合作谈妥后，就立即进《文汇报》“走马上任”。时间大约在1938年2月20日左右，距《文汇报》创刊不足一个月。

我“履新”的那天中午，严宝礼特请我吃饭，约储玉坤作陪。严先说了些“久仰”和“一切仰仗”的客套话，还谈了几个具体问題：一是我的月薪，规定为四百元。但他说：“目前经济困难，暂按四折付薪；现在全体职工，都是按四折计薪的。我们已向全体职工宣布过，一旦广告费达到月收五千，即改按五折发薪。如销数超过一万，广吿费亦月入万元，就十足发薪。”第二，希望我进《文汇报》后，也像在《大公报》一样施展才能，他愿意把“发起股”让给我和储玉坤各一千元，实收五百元。我笑着说“我是素无积蓄，多年来一直是寅吃卯粮的。”他说：“不要紧，我先垫上，以后分十个月在薪水里扣好了。” 我当天到编辑部观察一下，由宝礼兄陪同，第二天即去上班。我自己除主持言论（包括社论和短评，后者全部由我执笔）外，还亲自主编要闻版。各版的稿子，都送我过目，然后交胡惠生盖章发交排宇房。

徐铸成持有的《文汇报》股票

为了训练新手，我经宝礼同意，从《大公报》旧同事中，调来程玉西作要闻版练习编辑，帮助试编短栏新闻。主要让他主持编辑部总务，如登记来稿及读者来信，并作为与经理部之桥 梁，开单向经理部领取稿纸、笔墨等等。

我抱定宗旨：洋商报是中国人办的，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对汉奸声讨毫不留情，决不如《大美晚报》等 “中立之态可掬”。其他如本市新闻，副刊亦能配合“皮里阳秋”的抗日基本步调，如西北八路军传来的声音，以及史沫特莱的见闻录等等，陆续发表。

我接手一个月后，销数即直线上升，突破一万大关，且涨势有增无已。广告亦剧增，甚至经常发生排队、争取早日刊出之现象。到4月之后，发行数激增至近六万份，超出一向冠于上海各报之《新闻报》（它因接受敌方检査，为爱国同胞所鄙弃，发行跌至五万余）。

由于销数激增，广告版面大，自然相应地要扩大篇幅，最多时增至日出五六张，平常亦保留四张之上。

要闻扩大为两版，本市新闻两版，并增加教育版、体育版、经济版；副刊除《世纪风》外，增辟了《灯塔》，一度清江红蕉氏来主编。

各版也急需添补人才。先后入社者，有经济版之魏友架（兼写经济方面社论），体育新闻之周峻，国际助编兼翻译徐绪昌，本市新闻编辑周起苞及助编邵季良，法律顾问版编辑张寄涯及严独鹤之弟严荫武。要闻方面，先由严宝礼兄介绍其苏州同乡朱云光（曾做过《时事新报》编辑），并介绍其挚友（两路局时，严为稽査处职员，同事好友义结金兰，有十兄弟。“八一三”后路局遣散大部员工，严宝礼、余鸿翔、周名赓等志同道合，乃集遗散费发起创办《文汇报）余鸿翔从我学习，练习编辑要闻。外勤也先后添了胡惠生介绍之胡道静，严宝礼介绍之马直三（亦十兄弟），其中比较得力者只有沈壬生兄。

我的用人方针，抱用人唯贤态度，颇能五湖四海。只要是爱国而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愿意学习的，即使没有一点新闻基础也先吸引进来，教其边做边学。原外勤中之有经验者惟邵伯南 (红叶），但因不容于克明（非坚决开除不可），宝礼兄与我商酌，派其赴汉口当特派记者（不久即由董老介绍，赴解放区工作，在新闻界卓然有成）。另一方函，即使是原《大公报》好友，因交游不慎而不宜留此岗位者，亦商得子宽兄同意，劝请其辞职，计先后有王文彬兄、许君远兄。本市主编則委胡雄飞介绍之吴农花担任。

编辑工作繁重了（每版要审阅大样，并抽审小样）。同时因杨历樵兄调至香港《大公报》任职，乃请储玉坤、魏友棐分写纯国际及经济方面社论。以后又由子宽兄介绍，请李秋生、费 彝民两兄分写社论。我亦学张季鸾先生榜样，每篇社论必细加润色、以期风格、笔调之一致。我每周一般写三篇。

晚年徐铸成肖像

我的外公严宝礼与文汇报（任持平）

从旧中国至今，留下的一脉相承的老报纸，在大陆只有《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了。她们的报头都沿用传统的，报纸风格基本一致。而在沪港两地共用一个报头的，唯《文汇报》一家，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实属罕见。

提起《文汇报》，就不能不说我外公严宝礼。创办这份《文汇报》，是他一生中最为倾心得意的华章。他老人家离开我们虽然已经许多年了，但每天翻阅《文汇报》时，他的音容笑貌总不时会浮现在我眼前；他的为人处世在我点点滴滴的记忆中，汇成历历往事。

严宝礼

萌生办报念头，选定报头，借鸡生蛋

严宝礼，号保厘，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人。他从小敏悟、睿智，读书勤奋。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辍学。1920年进沪宁、沪杭甬铁路局总稽核室任职，同时又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这样,他便结交了一批报界朋友。他们在南京路新新公司313室（今食品一店）开了一个房间，类似沙龙。他们经常聚首交流信息，洽谈生意业务，这就是被称为“文汇报摇篮”的新新俱乐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1月上海沦为“孤岛”，敌伪扼杀舆论，对新闻实行严格封锁。新新俱乐部多了一个“谈资”就是议论国事。当时在租界的中文报纸，必须接受新闻检查，但《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救亡日报》等声明，拒绝接受新闻检查，于是纷纷停刊。一时间上海滩万马齐喑，上海市民丧失了精神食粮。唯美商出版的中文《大美晚报》由主持人史带公开声明：本新闻自由之旨，中文英文《大美晚报》的新闻和言论概不接受敌伪新闻检查。是时，严宝礼一心想办一份抗日救国的报纸，受此启发，遂萌发创办“洋旗报”之念，想打着英商招牌办一份“文汇报”，并宣称是外国人经营的报纸，借此拒绝敌伪新闻检查。于是，《文汇报》就孕育诞生了。

《文汇报》报名定了以后，请来两位书法家写报头。其中有位叫唐驼，我父亲任嘉尧（严宝礼的外甥、光华大学学生）当时在旁边看了他的字后说，唐驼师傅的“文”字写得像扁担，很俗气，不适宜做报头。另外一位书法家叫谭泽闿，一手颜体书法，工整挺拔，结构严谨，且又丰满，作为报头很合适。严宝礼他们就采用了我父亲的主张，用了谭泽闿的字做报头，于是“文汇报”三个字一直沿用至今。

《文汇报》创刊的时候，严宝礼跟一些朋友筹集到资金才7000元。这7000元是好不容易凑齐的，可是这些钱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怎么办呢？严宝礼很着急。当时新闻报的副总编辑严独鹤对他说，去找李子宽，也许有办法。当时李子宽是上海大公报的经理，大公报此时已转移到武汉出版；编辑部人员、经理部人员都遣散了，可是厂部人员还留在上海。当时李子宽说，你这是为抗战的，我们大力支持，所以只要你付两个地方爱多亚路大同坊和福州路经理部的房租，机器也不要租金，但要附带厂部人员的工资。所用白报纸和油墨，也可以先用后结账。这样为文汇报大大节省了开办费用。

在抗战时期、孤岛时期，《文汇报》收到过敌伪的恐吓信、恐吓电话，也有炸弹投到工厂。当时一颗手榴弹在福州路炸死了一位职工，伤了两位职工，其中一位叫萧岫卿，他便是当今上海名画家张桂铭的老泰山。为此，严宝礼认萧岫卿的儿子做过房儿子，解放后我们两家还经常往来。

《文汇报》不惧威吓，用血的代价继续出版报纸。后来，严宝礼在福州路436号那里用铁栅栏防止敌人的袭击；在厂部和大方饭店间开了一道暗门，继续与敌人斗争不息。《文汇报》同仁不怕牺牲。徐铸成先生也参加了《文汇报》，主持编辑部。当时还有王文彬、许君远、魏友棐、费彝民等许多大公报的人都加入了《文汇报》，队伍较创刊时庞大了。1938年12月为扩大宣传，又出版晚刊，由李秋生担任主笔。他是许广平的房客，征得许广平的同意，把《鲁迅日记》登在《文汇报》连载，《文汇报》还出了《文汇年刊》（柯灵主编、沈凤芝和任嘉尧助理）来宣传抗日战争，使抗战能够在上海人民的心里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

这是《文汇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办报过程，后来被迫停刊。可是事情还没有完，抗战胜利前夜，日本宪兵还把《文汇报》的五位同仁严宝礼、柯灵（高季琳）、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抓去，他们备受敌人严刑折磨，不屈不挠，后来先后被营救获释。有鉴于此，抗战胜利后，严宝礼、柯灵、费彝民三人因对宣传抗战有功，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金质抗战胜利勋章。我小时候还见过这枚勋章，可惜“文革”中被抄家而失落了。

1938年3月10日，文汇报于第五版发表记者邵伯南（红叶）的特写《吃人的魔窟》，揭露日伪以某公司招聘女职员名义，诱骗青年女子至沪东某地供日本侵略军蹂躏。租界工部局来电话，要邵前去。严宝礼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陪同邵伯南一同前往，与英国警官周旋。其时，邵伯南已列入逮捕名单，严宝礼等为防发生意外，遂决定派邵伯南赴内地采访，告诉邵以文汇报特派记者名义发稿，每月工资照发，所需旅费报馆按时汇去。1939年秋，邵伯南经董必武同志介绍，赴太行山八路军总司令部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邵改名为邵红叶，解放初任《天津日报》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邵伯南已离休，来沪告诉任嘉尧，“文革”时造反派查得租界工部局一纸当年有关邵伯南的通缉令。后任嘉尧特地查到此件，复制后寄给他以作纪念。之后，邵伯南撰写的长篇通讯《西南之行》，在文汇报连载两月余。

敌伪当局对新生的文汇报无计可施，遂向租界工部局施加压力，并斥巨资收买英籍发行人克明。1939年5月18日，文汇报接到英国驻沪总领事馆通知：《文汇报》和《文汇报晚刊》停刊两星期，同时免去严宝礼总经理一职。至6月1日，由于克明的阻挠，报纸未能复刊，遂在当日的《申报》（已改为美商招牌）上刊出以徐铸成、储玉坤、高季琳（柯灵）等26人联署的《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仁紧急启事》，声明《文汇报》坚持抗日救国之立场，决不与日伪同流合污。于是，创刊仅一年零四个月的文汇报被迫停刊。

抗战时期，上海街头一个姑娘正在卖报，其中便有《文汇报》

报纸复刊，歧视压制与雪中送炭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6日，《文汇报》正式复刊，但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当时白报纸需要进口，而所需官价外汇仅核准三分之一，其余要用黑市外汇订购白报纸，大大增加了印报成本。而国民党当局又妄图控制这份报纸，威胁利诱络绎不绝。严宝礼素以办事果断、理财有方而著称，每天轧头寸，疏通资金周转，保证文汇报的正常运转出版。此外，还得应付来自各种“党国要人”的干扰，陈布雷、孔祥熙、CC均有企图“有意投资合作”。严宝礼为保持文汇报之报格，均一一予以抵制坚辞。外婆袁淑芝曾经对我讲：当年外公为了出报纸，常常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典当或变卖，有了钱就买白报纸；说他是文汇报老板，其实是空心大老倌。

大概是在1946年间，严宝礼和文汇报接受过共产党的馈赠。一天外公接到电话，说“派人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一趟”。于是，严宝礼差小舅子、文汇报会计袁鸿庆跑了一趟。舅公后来回忆说，当时去摁门铃，出来一个人问啥事体？答曰：文汇报的，接着电话来的。那人就掏出一张支票塞给他。舅公说他偷偷地塞进袋袋就回来了。回到报馆一看一千块银洋钿。我那时还问舅公，怎么没有接头暗号？舅公说，侬外公讲“真是雪中送炭啊”！

1946年初《文汇报》延聘宦乡担任总主笔，陈虞孙为副总主笔，孟秋江为采访主任（稍后还有马季良为总编辑），严宝礼和这几位进步报人共同制定了决定文汇报政治前途的办报方针：宣传民主进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倒退。

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和从重庆回到上海的新华日报负责人都对文汇报十分关心；文汇报内地下党员积极参与编辑部的工作，报纸的政治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面目焕然一新。在这段时期，文汇报颇多创新：设《新闻窗》，帮助读者认清形势发展；辟《读者的话》，让读者说出心里话；办《星期谈座》，商讨当前读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还设《新社会》、《新思潮》、《新经济》、《新科学》、《新教育》等周刊，邀请郭沫若等专家主编，旨在推动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文汇报派驻南京的新闻记者，富于正义感和倾向进步，同梅园的代表团同志广交朋友。1946年11月19日，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前夕，文汇报总编辑马季良（即唐纳）到南京梅园新村访晤周恩来，谈到国共和谈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何去何从？周公答：“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周公估计，从战场形势的发展来看，两三年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严宝礼听取马季良的汇报后，得到启迪，之后文汇报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策略也更有理有利有节了。

1947年5月下旬，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三报同遭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查封”。三报记者麦少楣、姚芳藻、杨学纯、黄冰、张忱等均遭非法逮捕（后来文汇报麦少楣由其好友陈香梅转托中央社上海负责人冯有真营救获释）。

当时，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文汇报搜查时，总编辑马季良的写字台大抽屉内，有一张上海爱国学生运动各校负责人签名件，这是早两天学生游行时，送到报馆向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书。作为报社负责人的严宝礼得知此事后内心焦急万分，由于事先缺乏警惕，如今万一被特务搜去，给爱国学生运动带来的灾难不堪设想。严宝礼遂指派任嘉尧（时任总经理秘书），一定要设法将此件销毁。于是，任嘉尧打电话给美国《时代》、《生活》、《展望》上海办事处的崔宗玮，由他搬来“洋记者”高福（考夫曼），一同采访当局干涉“新闻自由”。特务们见突然来了美国记者，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敢动手搜查。最后摆了一桌饭局，支开特务，任嘉尧才抓住时机将签名信件“偷”出来，避免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务接到命令开始搜查，自然一无所获。

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出版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期报纸，便遭第二次停刊。

马季良

在港办报，助民主人士抵港避难

爱国报人是不会缄默的。严宝礼会同宦乡、徐铸成等，策划在香港创办文汇报，并付诸实施。由严宝礼向任筱珊、虞顺懋等集资，复得流亡到香港的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龙云诸先生的鼎力赞助。严宝礼等赴香港办理登记手续，督印人为徐铸成。香港文汇报于1948年9月9日创刊，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真实形势。

1948年12月，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任嘉尧，接到严宝礼从上海打去的电话：友人王艮仲和葛克信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要到香港避难。为保密计，借用你的地址和电话作为联络渠道，凡有信件和电话当立即转给他们在香港的寓所。任嘉尧当即应允，一切照办。

当时，王艮仲和葛克信均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王艮仲住在爱棠路（现为余庆路）80号，他雄于资财，与黄炎培先生深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之一。他在上海浦东建设通往南汇的公路，开通长途汽车连接上海和南汇，并在南汇兴建农场，置办拖拉机、引进良种，大兴农事。这位爱国爱乡的实业家，又是《中国建设》杂志的主持人，这份杂志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编辑遭受迫害，形势十分险恶。葛克信是上海社会局副局长，与严宝礼有患难之交，屡次为《文汇报》排难解忧。其时，中共地下党文委负责人姚溱，在接头时被特务发现跳楼被捕，严宝礼恳请葛克信出面营救。葛乃通过上海大学老同学王新衡（军统上海站站长）的关系，使姚溱恢复自由，而葛克信的政治面目也随之暴露了。

一天上午，任嘉尧正在策划文汇报各地通信版内容，忽然接到电话，来电人自称姓倪，是约王艮仲、葛克信和任嘉尧三人见面的，地点在高罗士行大厅大钟下的沙发座，时间是当天下午三时正。

任嘉尧接电后急忙驱车赶到半山他俩的寓所，告知电话内容。下午二时三刻，三人先行一步到达指定地点。三时正，风度潇洒的倪先生准时抵达，定睛一看，原来是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当时是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之一，经常和唐纳（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夏衍一起聚首，商讨事情，任嘉尧曾见过多回。

潘汉年和王艮仲、葛克信低声密谈，了解他俩在上海的处境和今后的行止，布置了一些任务，并对任嘉尧作了一些嘱咐。事后，任嘉尧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报道王艮仲、葛克信脱离国民党，投靠人民获得新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任命王艮仲为政务院参事。他又是民建中央委员，百岁高龄后依然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文教事业热心资助，不愧为“江南大侠浦东王”之誉（东南大学老同学汪道涵语）。葛克信曾出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经理，民革中央委员，后被错划为右派，抑郁而死。

文汇报在香港

上海解放，再度复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21日，上海《文汇报》很快再度复刊，由严宝礼任总经理，徐铸成任总主笔，娄立斋任总编辑。范长江同志也称严宝礼为“办报能手”。此时，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工作的夏衍同志了解文汇报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明确指示：“文汇报曾被国民党查禁，现在复刊，应该给予纸张印刷方面的资助。”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向国外订购1000吨白报纸，供文汇报经济上周转，从而摆脱了困境。自1952年4月1日起，《文汇报》日出四开两张八版，新闻、副刊、周刊均有特色，发行逐日上升，日发行达30万份，风行全国各地，站稳了脚跟。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一家子从愚园路搬进金神父路环龙路口的圣保罗公寓（今瑞金二路南昌路香山公寓）。当时，我家住在307室，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住108室（后搬到304室），副总编辑储玉坤住107室，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刘火子（金仲华的妹夫）住207室，编委会秘书温崇实住A5室。我家里总是热热闹闹人来人往，访客不断，相互关系十分融洽。

1956年4月28日，《文汇报》一度终刊，报社人员迁调北京创刊《教师报》。严宝礼服从安排，出任教师报管理部主任。后来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1956年10月1日，为适应党的双百方针宣传需要，《文汇报》在上海再度复刊。严宝礼出任副社长兼总经理。

1960年春夏之际，外公生病了，我们到华东医院探望他被告知：小孩子不许到病房。于是，我们就在病房大楼前的大草坪上往楼上看，终于外公出现在阳台上了，他朝我们挥手，又把省下的水果托人拿下来给我们吃。孰料到11月18日，外公患肝炎转肝硬化、黄疸，终告不治逝世，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