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及第，进士出身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和理想。清代总共出了100多个状元和两万多个进士，这些状元来自不同的省份，连四川、贵州那样的偏远之地都出过状元，而山西一个都没有，就连进士的数量也远远少于其他省份。

那么，难道是清代山西读书人就不爱功名亦或是读书人不成器吗？当然不是，在山西有一个传统，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贾。读书最好的头脑最灵活的人都去经商做生意了，而那些头脑最笨的读书人才会选择参加科举。这种传统不是一年两年就有的，而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固有思维。

原因也很简单，一个知县一年的收入大致是1000两白银，这个待遇就和山西票号里一个小伙计旗鼓相当。至于掌柜、东家那就更难想象了。在古代，山西商团是十大商团中最早崛起的，史上称为晋商。晋商是在明朝中期正式形成的，是我国明清两朝最大的商团。

清代一位在山西巡抚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山西太谷县孙姓人家存有白银2000余万，曹姓、贾姓人家各有4四五百万，平遥县的侯姓人家、介休的张姓人家，各有三四百万……介休县家产超百万的大概几十家，祁县超百万的大概也有几十家。”

可见，太谷、介休、祁县这三个县城的富商的家产总和已经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呢？乾隆朝最鼎盛的时候，朝廷岁入不过八千多万两。可以想象，山西的商人到底有多豪。

顺治亲政后，最先做的事便是传召当时最有名气的八位山西商人，将他们编入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皇帝重视山西商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拥有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雍正年间，朝廷调集军队平定青海叛乱，当清军深入草原以后，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仅购买粮草就需要数百万两银子。

就在雍正帝寝食难安的时候，一位山西商人站了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而这位山西商人的爷爷，就是顺治帝当年宴请的八位商人之一。

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准备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忙着计算价格的身影；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从甘肃的老西庙到新疆的古城塔，从昆明金殿的铜鼎到江苏扬州的亢园，都是山西人建造的。

山西商人的资本生意中，最著名的山西票号，可以说是“汇通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日升昌，它的大掌柜是一个原本靠做颜料生意发家的雷履泰。在日升昌开业之前，人们不管做生意还是拜访亲戚朋友，都需要带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不仅耗费体力，而且极不方便。有了日升昌以后，人们出远门就方便多了。

后来朝廷的官员也慢慢开始委托办理汇兑事务，资本积累越来越多，日升昌的分店也越开越多，利润越来越大。后来又吸引存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就更红火了。其他山西商人也开始学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生意，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封建皇权制度下的晋商为了稳固自己的生意，扩大产业规模，大力结交官府。因此，官商勾结，互相利用、依存。张之洞在母亲去世守孝时被开了缺，三年期满后回京希望朝廷提升自己的官职。为了打通上下关节，张之洞拜访了日升昌票号，想借10万两银子，日升昌觉得数额过大没有给予答复。

其后，张之洞去了协同庆票号，却如愿以偿得到了借款。而张之洞为了报答协同庆票号的掌柜，出任两广总督后，便把两广的财粮国税全部交给协同庆解交，此后三四年，协同庆就因此盈利百万银两。晚清时期，国家多难，而每当朝廷财政紧缺时，都会想起山西商人的钱袋子。或许，山西商人钱太多，也为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苦恼，甚至有时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