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伦理学博士。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理事长。

从倒逼到协同：

商业与公益关系的转型与升级

——中信信托新年论坛、华民集团慈善论坛等讲话综合

尊敬的企业界、公益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最近这些年来，无论是企业界的还是公益界的朋友，大家都在思考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全球财富迅速增加、市场日益扩大、商业日益发展的今天，伴随人们的却是贫富差距、不平等日益扩大，这不仅仅是几个国家出现的问题，世界各国几乎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只是数字不同、程度不同、层级不同而已。我们如何认识、处置这个问题呢？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家应当尽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从民间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置这个问题，做一些从0到1的研讨与尝试，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些从1到2的事。

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比去年更复杂，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1月22日在瑞士举行，论坛的核心主题就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大家集中探讨了在人类历史百年大变局发生之际，全球化将往何处去，世界各国又该如何应对等重大问题。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的压力。面对多重叠加的困难，如何保持定力，团结拼搏，推动发展，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目标和任务。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人，一方面要拼命地多挣钱，一方面还要拼命地为慈善事业花钱，如何处理好企业与慈善的关系呢？如何推动两者协同发展呢？最近10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在思考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讨论资本精神与财富传承的关系。

我认为，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资本与共享的关系。为探讨资本与共享的关系，我还专门写了《资本精神》《论资本与共享》等几本书，其中三本书还出了英文版，2018年1月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了首发仪式。在夏威夷时，我还就这个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去年，我多次参加了有关这个话题的研讨会，作了两次演讲。今年开年以来又几次谈到了这个话题。我想，这种来自民间的、企业间的思考会自由、开放一些，彼此的启发也许会轻松、快乐一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好商业与公益相结合的度，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向前发展，更好地推动资本与共享向前发展。

 一、“亚当·斯密之谜”——世人普遍看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自己为什么特别看重他的《道德情操论》？我们需要资本，需要创造财富，更需要资本精神，需要合理地处置财富。

 我是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从基层做到了一个厅级干部。90年代初，我就下海经商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多年，30多年我在商业领域、在市场里打拼。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野蛮生长，看到了财富的集聚与财富的失去，看到了商海人生的艰难困苦，也看到了成功的喜悦与豪放，也更深层地看到了资本与财富的复杂关系，看到了人性在金钱与财富面前的颤抖、沉沦与反思。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在资本大潮、财富发展中突然有了一种猛回头的感觉——我们到底如何认识资本，如何认识运用资本的人呢？到底如何认识财富、处置财富，如何认识掌握财富特别是掌握了巨额财富的人呢？我是学哲学的，哲学要求我们思考价值。特别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对人与物的是是非非，我也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呢？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怎么才能建立起一种既体现民族文化价值，又与时俱进的财富观呢？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富人往往“富不过三代”。我们总不能说，过去是“富不过三代”，现在还是“富不过三代”吧！如果我们老是“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又要去“富”呢？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也不相符啊！

越往深处想的时候，我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资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推动力量、主导力量。但是，推动、限制和规范资本发展的力量也很多，比如说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还有人们良好的创造动机，当然也要面对个人的贪婪、自私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动机有可能推动资本发展，也会引诱资本堕落。为此我认为，我们在推动制度体系建设的同时，还需要一种高维的价值引领。我把这种价值叫做资本精神。长期以来，资本我们天天都在讲，精神我们也天天都在说。资本是物理的状态，精神是一种文化的状态，我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到一块了。我曾经同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天天骂资本，说资本不好，说资本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是我们天天谈引进资本，搞资本运作，推动资本发展，这怎么说得通呢？当然，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是资本主义处在原始积累年代的资本，那时候的资本就是一幅贪婪的面孔，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是对的。现在，时空变化了，各种矛盾也发生改变了，如果我们在认识资本、把握资本的时候，不与时俱进，又怎么利用资本，推动发展呢？这是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视角问题。那时候，还有两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一本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本就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特别是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出版）时，我注意到了，亚当·斯密还是《国富论》（1773年完成，1776年出版）的作者。《国富论》为他赢得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的美誉。这个苏格兰人在1790年7月去世后，葬在了爱丁堡。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这里长眠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这个墓志铭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居然是亚当·斯密自己撰写的，这就别有深意了！其实，早些年我就读这本书，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后来在思考商业、资本、市场等问题时，突然醒悟了——亚当·斯密毕竟是亚当·斯密，的确太伟大了！200多年来，大家普遍看重他的《国富论》，把他奉为市场经济之父。他自己却这样看重他的《道德情操论》，希望他死后，名字也要与《道德情操论》联系在一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此，我称之为“亚当·斯密之谜”。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是谁，他是一个商业主义者、市场经济者、资本倡导者，也是最看重商业利益、市场价值的人啊！他为什么放下这些烫金的大头衔，给自己撰写了这样一个墓志铭呢？他希望通过这个墓志铭告诉后人一些什么重要的价值呢？我觉得，亚当·斯密是一个明白人。道德不是神坛，但道德至关重要。他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道德情操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更重要。他在看到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也看到了还有一只发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掌控着人类灵魂的手，叫道德情操。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重视前者，却忽略了后者。我们如果再深入地比较一下他的两本书，就会更加清楚认识到，亚当·斯密不仅有明确的经济学思考，更有明确的价值准则与价值选择。他研究经济、研究市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机制、市场调节、市场体系，但是如果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道德调节、价值导向，需要道德情操——也就是说，进入市场，仅仅依靠经济要素、经济手段也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融入其中，让道德发挥积极的调节、规范作用。显然，亚当·斯密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强调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道德失缺的市场，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由此，我想到的是，没有道德约束的资本，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资本；没有道德支撑的商业，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商业；没有道德价值引导自己的商业行为、市场行为、资本行为的资本所有者，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富人！联系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商业行为、市场行为、资本行为，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商业与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财富与道德是有关系的。第三、在财富与道德的关系时，应当特别看重道德。第四、财富拥有者应当自觉地坚守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人类责任。这不能说的强制性要求，不是设计道德高地，而是财富与财富拥有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当然，我说的资本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在我看来，资本精神是推动资本发展的内在的动力，以及它背后的道德精神，就包括亚当·斯密所讲的道德情操。资本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为便于理解，我从新教徒那里借来了三句话进行了改造，叫做“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我认为，人们通过确立资本精神体系，让有钱的人都变成好人，就是让富人变好人，让穷人变富人。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精神是一种基本的财富观，一种财富发展观。一般来说，富人占有的资源相对比较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不是过份的要求，也不是道德示范，而是理当如此。资源、地位与责任同在。

今天在座的，许多朋友是从事商业的，特别是做银行的、做资本的，大家的感触一定比我还要多。我们这些人与商业有关、与市场有关，有的朋友还与公益慈善有关。我们是参与者。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才可能有更多的自觉，才可能更切身地体会到如何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协同、财富与慈善协同、资本与共享协同。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了“亚当·斯密之谜”的价值与意义。“亚当·斯密之谜”揭示的就是商业与道德的关系、市场与道德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仅仅就商业来考虑商业还是不够的，在考虑商业、考虑财富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处置财富。就是说，我们既要资本，也要资本精神；既要不断地创造财富，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让资本创造的财富让更多人享用，让资本走向共享。

我们要知道，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问题不是人们后来才提出的问题，商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也知道，第一，商业做好了，就是最大的公益。这是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我认为是对的。第二，商业做好了，又能用一些商业利益来做公益，不是很好的事吗？第三，不能要求商人做慈善，但可以引导商业与公益相结合，是正常的商业发展逻辑，也应当是可行的价值导向。第四，能做好商业，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又能做一个慈善人，不是很好的人生吗？我想，就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来说，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更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历史漫长，历史的回音却充满智慧和启迪！

二、从远古走来——古往今来，商业与公益已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红线，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红线——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市场、商业创造的财富让更多人分享，既是富人提升价值的重要选择，也是财富的最好归宿。

 我们知道，商业从产生那一天开始，就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了。远古时期，生产落后，分工不成熟，社会行业也不多，彼此的界线不清晰，比如商业是原始的交换，公益可能也只是简单的扶贫济困，就连公益、慈善这样的词也可能很晚才出现，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自然是完全分离的。

到了商业社会、市场社会，一切就逐渐发生改变了。特别是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商业发达、市场发展或许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仅仅重视市场、重视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了，还必须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把经济社会作为发展整体，推动一体化治理。最近法国出现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2017年法国人均GDP达到了38575.438美元，可以说是相当富裕了吧。但是，2018年11月到2019年1月中旬，法国巴黎等城市的民众每周六都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上调燃油碳排放税导致油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随着一些极左、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示威频繁升级为骚乱，商店和银行遭打砸抢、纵火等现象增多。而据民意调查，80%的人支持这次抗议行动。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市场发达、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等，也只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在发展中长期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甚至让两极分化持续扩大等问题，社会就可能出现分裂，就不可能稳定发展。当然，解决社会发展这样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完善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注重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是解决社会有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矛盾缓冲区与社会发展润滑剂。不然的话，人均收入那么高的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一点，生活成本增加一点，就直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是经济原因吗？当然不是。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现新的危机了。

尽管公益只是制度建设的一种补充，不可能用公益去解决商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商业始终与财富有关，商业是积聚财富的工具和手段，商业就应当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商业与公益一直在一起。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早期大小商业对公益、对慈善的支持。一般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慈善活动，比如春秋时代战国时期的范蠡。据史书记载，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是楚国人，被后人尊称为“商圣”。早年因为战乱，他辗转来到齐国，在海边找了一个地方生存下来。他勤劳刻苦，精耕细作，又兼做一些捕渔、晒盐的事儿，家里很快就富裕起来，积累了数千万家产。有了钱，他却仗义疏财，把钱财施善给了乡邻乡亲们，大家都感激他、敬重他。这些佳话传到齐王那里，齐王也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便把他请到了国都临淄，请他做了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干了三年后对齐王说：“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他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又把自己的家财散给了朋友和老乡们，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离开齐国，他来到宋国的陶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的一个地方，又开始了经商活动。他坚守诚信经营，声誉很好，没出几年，又成了一个巨富。有了财富，他没有独自享受，又把家产散给了需要的人们。我一直在想，中国史书上记载商人并不多，范蠡可能是一个特例，也是一个典型。他当年一次又一次地施善给大家，也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扶贫济困，并没有想到是在做慈善、做公益，也不会是自动地改造社会。但是，范蠡那种从自发到自觉的施善行为，却反映了中国古代商人的善良情怀，反映了商业与公益的本质联系。我们从范蠡的商业实践特别是经商准则里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重视商业与商业利益关系的人，一个高度重视商业与公益关系的人。他看透了财富的本质、财富的责任，懂得如何处置财富，且恰当地处置了财富，也成就了他“商圣”的千古美名。这还说明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传统中那些美德是应当发扬的，现代社会所有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商业与公益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更是如此。

第二，许多大商业、大财团往往是从被倒逼做公益到主动出来做慈善的。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公司当年就是被倒逼增加工人的工资福利等，后来走向公益慈善的道路等。美国《历史》杂志曾经报道说，1914年4月，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发生的一个矿工事件，洛克菲勒家族由此开始反思自己公司的管理政策，并随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矿工待遇，缓解了劳资矛盾，也使洛克菲勒家族进一步反思财富的价值，逐渐认识到了公益的重要性，走上了慈善的道路。后来洛克菲勒在给他儿子的信中特别谈到了财富处置问题，他说：“守财奴得不到快乐，而慷慨用金钱帮助别人的人，即使为此贫穷了，内心依然是富有的。金钱是流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如呼吸一样与世界交流。慷慨的施予者，无论金钱多少，都将用金钱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从这里我们看到，慈善不仅使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得到了升华，也使他们的人生获得了更高尚的尊严。后来人们评价他时说，洛克菲勒具备和所有富人一样的品质，自律和克制。但是，他和大多数富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比大多数富翁更加自律和克制，对散财更是慷慨和大方。我觉得，这是人们对他的尊重与敬佩，也是对商业走向公益、走向慈善的尊重与敬佩，更是对资本与共享的尊重与敬佩。许多事从倒逼开始，得到的效果却是积极的。所以，倒逼我们做事，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

第三，现代经济条件下，主动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普遍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我们知道，商业是人与市场打交道、与人打交道的事。商业需要智慧，商人也需要高尚的精神、价值来滋养。其中，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主动地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一般来说，商业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不然商业就不可能可持续性发展。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商人又毕竟是少数，社会发展又需要协同、需要平衡、需要公平与正义，这就需要商人超越商人，更好地认识财富的本质，以自觉推动强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等方式，向社会让渡一部分商业利益，让财富与更多人达成共享。尽管财富是商人凭借个人智慧与能力创造出来的，但也应当考虑财富的责任，像洛克菲勒所说的那样，慷慨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强制共享是以法律为基础、为准绳的；自愿共享则是一种自愿的方式，是商人的基本人性的反映与升华。所以，主动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至少会出现三种社会现象：第一，具体到商业上，就体现了商业与公益的关系；第二，具体到资本上，就体现为资本与共享的关系；第三，体现到商业人身上，就体现了强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的关系；第四，具体到企业上，就普遍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家想一想，这不很好的商业与公益的关系吗？

第四，用商业方式做公益，直接让商业与公益融合到一起。这是近年来人们普遍探索的一种商业与公益的新途径，希望用商业的方式实现公益的可持续发展，用商业的方式谋求更好的公益效果。国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几种具体情况：一是商人做商业，又与做公益的人共同做公益，特点是彼此不跨界，专业人做专业的事。第二，商业捐出善款，公益人为实现善款的保值、增值，跨界去做商业。第三，商人既做商业，同时又做公益。这种形式，目前还相当普遍。第四，商人完全从市场退出来，专心做公益、做慈善，比如中国的牛根生、美国的比尔·盖茨。

我是一个在市场里拼搏了30多年的人，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业是非常重要的事，需要人去做。也就是说，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做企业的人把企业经营好，社会应当好好支持和保护。我们也希望企业家捐款，但不能希望企业家把钱都捐出去做公益。如果企业发展不了，财富不发展了，也就缺少帮助更多人的基础了。如果用商业方式做公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人跨界做公益，还好说的一些。比如牛根生、比尔·盖茨就是典型。如果公益人通过做商业来扩大公益，就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公益人不要轻易跨到商业上去。当然，我们可以探索用商业方式做公益，或者把商业方式引入到公益中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较慈善信托、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益企业等方式，都是可以尝试的，但要更多的推动，则需要一定的社会财富基础、思想基础与相关的法律体系。否则，过之反而既会影响商业声誉，也会阻碍公益的发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商业与公益的确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红线，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红线。这条红线所反映的本质可以说是资本与共享的本质。也就是说，从资本到资本精神，从资本创造财富到让更多人享用财富，有一个发展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升级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拓展发展道路——以共享文明为目标，共同构建商业与公益的新型协同关系，推动财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顺应21世纪的发展与变化，无论商业还是公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人工智能、机器人进入商业领域，社会用工方式的升级也成为了现实话题。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商业集聚、市场竞争，很可能带来财富更大的集聚。财富与商业有关，也与公益有关，相应的是，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呢？一是需要升级，二是需要不断创新。从趋势上看，随着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不断推进共享发展的发展战略，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与创新，也呈现出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以共享为目标的商业与公益的新型协同关系，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在许多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创新就是一条基本的经验。我们知道，现在的《慈善法》里有一个“慈善信托”的条文。我们与这个条文之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前些年里，我在与国外许多慈善机构交流中发现，国外设计的公益信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直接把商业与公益结合起来了。我国的《信托法》对公益信托作了几条规定，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作一些探索与推动呢？于是，我便寻找机会，希望联合有关部门突破一下有关公益信托规定中那些不太明确、不好操作的条文，共同推动公益信托在中国发展。当时设想的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探索让财富走向共享的方式，二是能够通过商业方式募集更多的公益资金、慈善资，三是可以推动慈善创新，引导更多的财富走向慈善的道路。2013年11月，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我在会上说，华民慈善基金会希望与有兴趣的地方合作推动公益信托。当时大家都说是公益信托，后来正式文件才说是慈善信托。深圳市民政局候伊莎副局长当时就在会场。散会后，她找到我说，深圳市民政局可以一起来推动公益信托首先在深圳落地。她还说，深圳的慈善环境很好，发展态势也很好，深圳特区有地方人大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首先在深圳试点落地公益信托。12月中旬，我们就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到深圳对接。我应深圳市民政局邀请，专门去作了一次演讲。当时深圳市民政局杜鹏局长，现在是前海管理局局长，他非常看好，非常重视公益信托试点工作。工作的关键环节，他亲自部署推动。很快，我们一起向深圳市政府打了一个请求联合试点公益信托的报告。报到深圳市金融办，当时的肖亚非主任，现在是福田区委书记，他也非常看好公益信托在深圳的发展前景，热忱地接待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一定向领导汇报，争取把公益信托试点工作纳入深圳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落实方案中去，把具体工作布置到有关部办局委。杜鹏局长、肖亚非主任真是深圳效率，说到做到。2014年2月21日，我们与深圳市民政局就落实深圳市2014年1号文件有关发展公益信托的精神，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共同推动试点公益信托公司项目在深圳市前海落地的各项工作。回到北京后，我们找到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请她牵头，由华民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民政局和北京大学非营利研究中心联合成立一个课题组，起草《深圳市公益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希望在审批机关、税收优惠等方面实现突破。华民慈善基金会为此安排了课题研究专项经费。金锦萍教授和一些专家为此在深圳与北京之间跑了好多趟。到2015年形成了《深圳市慈善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又经过多次讨论，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这个暂行办法纳入了深圳市地方立法程序。后来，因为国家起草《慈善法》，考虑在《慈善法》中专列“慈善信托”一章，深圳市地方立法工作就停下来了。尽管如此忙乎了两年多时间，我们的尝试努力最后没能在深圳落地，但是大家的工作，特别是深圳的地方立法尝试工作无疑为《慈善法》中慈善信托起草工作提供了一些前期思考与实践基础。事实上，我们后来多次应邀参加了慈善信托立法条文的专家讨论会，就是对我们这些参与暂行办法起草人员的一种肯定与鼓励。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国家有关部门、有关机构对基层慈善创新的一种肯定与鼓励。

在三年多时间里，我们从尝试通过地方立法推动“慈善信托”，到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信托”并在《慈善法》中落地，我们体会到，面对改革与发展，我们只要出发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是努力的，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回报。所以，我们在推动商业与公益创新方面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作些努力。

第一，应当尽可能站得高一些。21世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我们应当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才可能更好地认识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更好地把握“财富的责任”，在推动商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推动财富共享。其实，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还是一个财富传承的问题。财富传承到底要传什么？无非是一传物资，二传精神。所谓传物质，主要是实现企业传承，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出好的企业接班人，培养他的财富创造的动力与能力，鼓励他去做企业、去传承企业。所谓传精神，就是传承家族精神，服务社会、感恩社会的道德精神。从国外财富传承的经验看来，建立家族基金会、推动慈善信托是家族财富传承与精神传承的重要路径。家族基金会在欧美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一个家族走到今天，家族基金会在里头起到了一种很好的支撑作用。家族成员通过不断地参与公益慈善，提升自我价值，提升社会价值。我国的慈善信托自从正式立法以来，发展就相当快。2019年慈善信托备案数量有可能超过200单，2018年大约120单；受托财产总规模可能突破50亿元，2018年大约20亿元。尽管比欧美发达国家比较，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前景是非广阔的。

第二，应当胸怀广大，追求协同发展。我们知道，商业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与资本有关；公益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共享有关。两者结合起来，不断升级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商业主动结合公益，公益联手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大趋势。因此，商业与公益融合的意义重大。这一点，大家的体会也可能比较多。所以我相信，从商业的归商业、公益的归公益，更多地发展为商业与公益的协同与合作，比如成功的企业家、财富家族、探索财富传承方式的富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商业与公益协同发展的引领者，甚至更多地进入公益领域，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协同发展。尽管如此，也要注意的一个原则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商业可以更好地促进公益，但公益永远不能商业化、市场化，公益如果商业化、市场化就会脱离“财富的责任”，有可能走到公益的另一面。

第三，应当放眼世界，不断探索新方式、新方法。比如慈善信托、家族基金会、影响力投资就是很好的办法。现在看来，探索更多的公益方式、慈善方式，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不断增多让财富担当共享义务与责任的办法。二是有助于更好地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财富魔咒。 “富不过三代”的原因自然比较复杂，根本原因是“善不过三代”！中国古人最在乎德位相配。如果说一个人德不配位，主要讲他没有道德心，缺乏同情心，不怎么关心别人。商业往往用脚投票，公益总是用心投票。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商业走向公益的道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转型为未来的慈善家，也一种社会发展规律。

当然，尽管商业与公益的结合、协同发展是一种大趋势，特别是民政部公布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会更加密切。我仍然要说的是，公益界的人最好去做好公益，不要轻言跨界到商业领域，更不要轻言把公益资金投入到商业里寻求保值增值。即便一定要进入商业领域，也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商业的人去管理、去操作，实现商业与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四、文明交互与慈善升级——由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日益活跃和扩大的交流互鉴活动，全球慈善有可能形成一种“从财富天下到公平天下”的发展趋势，核心则是不断追求“资本的自治与社会的和解”。

今天，中国的公益慈善已经是一个立体的公益生态体系了，既推动国内的公益慈善，也是国际公益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展示和传播中国的发展观、财富观、慈善观，也交流与借鉴国际社会的发展观、财富观、慈善观。所以，我们参与公益慈善，应当更主动地提高一些认识。我们知道，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公益慈善交流与合作，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与融合的活动。人类文明发展走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不能说哪一种文明能够取代哪一种文明，哪一种文明能够战胜哪种文明了。文明多样性是事实，也是现实，应当得到尊重与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只会是文明交互与文明升级，是宽容与尊重，不会是相互隔膜与冲突。而且，人类在追求文明交互与文明升级过程中，不断推动“从财富天下到公平天下”，很可能会催生一种新文明形态，我称之为共享文明。公益慈善则是一条现实的通过共享文明的道路。

那么，什么叫交互呢？所谓交互，就是交流互动，最初是很多互联网平台追求的一个功能状态，比如人机交互。我把交互这个词借用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中来。所谓文明交互，就是不同文明系统与不同文明系统之间的交流、借鉴关系，既有精神方面的，也有物质方面的；既描述历史，也启迪未来；既连通古今，也昭示未来。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增进了解，达成共识，走向共享。所谓文明升级，就是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想到交流、互鉴、融合，在融合基础上实现不断升级。我们知道，人类文明发展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文明发展也是复杂的，既有可能出现新的趋势，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复杂的基础上谈文明重建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重建就是重新建设、重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不太可能重建。一般情况下，文明也是重建不了的，文明只能升级。当然，一些文明因为复杂的原因，比如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者不能与时俱进等而消亡了，也是历史事实。

从人类文明发展大背景上看，文明交互至少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不同文明可以同时展开交互。世界文明多样性非常丰富。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文明不分大小、不分前后都能够在同一平台、同一条线上展开交流合作，已经是一种美好的现实世界文明景象。中国倡议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世界经济发展走廊，也是世界文明大合唱。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只要愿意参与进来，不分先后，不分大小，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二是科技不断创新带来了文明交互方式的改变。可以说，科技让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插上了奋发的翅膀，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强度，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从交流量看，现在的一年远远超越以往十年甚至数十年。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交互方式不仅快捷，而且不受传统工具、线路、距离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受年龄、形式上的限制，无论声音、形象、感触等都进入立体交互时代，甚至已经突破语言不通上的隔膜了。三是新时代文明交互引发了不同观念的碰撞与整合。这一点不难理解。主要是由于交互方式、速度、频率、深度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一些传统观点的改变。我们既要接受新的东西、好的东西，又要警惕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而且，这一切观点的交流都有一个碰撞过程，一个消化、理解到吸收或者放弃的过程。一时出现比较复杂的现象，甚至杂乱的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现象。由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我们也必须时刻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原则，我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都必须心中有一杆秤，借鉴好的、成功的东西；对外的东西，不跟风、不摔跤、不倒下！四是在不同文明交互过程中，求同尊异、扩大共识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强。最大的特点是不同文明都好好坐下来，共同寻找最大公约数。我认为，既是文明交互，大家都相对容易站到人类发展的高度，站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站在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共同认识不同文明的不同之处与相同之处，在相互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共同发展的方向。即使不同文明之间出现一些矛盾，甚至博弈，也能通过协商、协同，达到超越、升级，可能会形成一种新文明。我认为，世界不同文明交互的发展趋势，将促进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共享文明。

就公益、慈善来说，随着世界文明交互与文明升级，公益慈善特别是国际公益慈善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实现公益慈善升级。我想，至少会出现五大发展趋势：一是从关注区域性问题扩展到关注全球性问题，比如从区域性疾病到气候变化等；二是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提升人的生存能力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三是从倡导个人捐赠到追求财富公平分配；四是从单一慈善机构活动转变为众多慈善组织的联合行动；五是从个人道德责任行为到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我认为，慈善升级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一种新的慈善形态——21世纪慈善。具体来看，面对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慈善也将保持快速发展；社会慈善与政府扶助进一步融合，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慈善与商业，或者公益与商业，将顺应资本的自治与社会的和解大趋势，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慈善活动与慈善文化所形成的观念与价值，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认知与思想基础；慈善法治化与慈善职业化趋势进一步增加，全球慈善交流与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更加活跃。为此，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面对世界发展，无论全球公益慈善，还是中国公益慈善，都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财富天下到公平天下”，促进“资本的自治与社会的和解”，为全球共享发展与共享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探索与贡献！

现在是隆冬时节，但小寒大寒过去，就是春天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市场与财富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本质就是资本与共享的关系。面对世界发展，我们应当倡导从“财富的责任”到财富的共享，既重视强制性共享，也推动自愿性共享，让财富更好地活起来，让更多的人通过践行“财富的责任”而让生命更有价值，让财富更有价值，从而让更多的人享受世界的美好与人类的可爱，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良性进步！我相信，人性美好，人类坚守人的美德，春天就会长在！

谢谢大家！

（根据2019年1月11日、21日在中信信托新年论坛、华民集团慈善论坛等活动上的讲话整理）

来源：华声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