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十五史，必须叹服中国政治生活之丰富、统治艺术之高超的。

中国历史很多时候，统治者是外示儒家而内施法家的，搞的就是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说得逼格冲天点，就是“儒家为体，法家为用”。

“外儒内法”才是帝王统驭四方的混世原则。

 

01

礼治法治皆成治术

儒家和法家的学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当然不是帝王们统治心得而集大成的，而是死心塌地想为帝王服务的读书人建立起来，并日渐完善的。

虽然法家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中，但这思想与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和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也就是说如何想着法子治人的，最好治到你毫无反抗之力。

儒家刚开始就是几个读书人，在古代最直观的知识就是天文和地理，顶多再研究些增进仪式感的房中术。那时读书人并非平头百姓，没钱至少也有得闲，认几个字就想戴高帽子了，一心想着的事，就是“带你装逼带你飞”，当然最想带着飞的自然是君主。

他们最精通的是礼仪，在朝廷，祭天祭地祭宗庙外，还搞些登基、征伐之礼等；在民间，整些诞生礼、成年礼、宾客礼等等。这如同现在农村里结婚，往往要请几个读书人来做司仪喊喊话、活活气氛的。这个逻辑就是“你行你上”，是请来带点节奏的，要不然直接洞房，还谈什么文明了？文明的本质就是将简单的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在社会里混这个行当，难免会装神弄鬼的。阴阳家邹衍其实是齐鲁儒学的代表，但这一派和我们影响中谈仁义道德的儒学完全不同，他主讲阴阳五行、拿着《易经》做神棍状，而被秦始皇坑杀的儒，就属于这一批装神弄鬼的读书人。

那么，法家又是干吗呢？法家的源头，实则脱胎于儒家，是儒家一个变种。

李悝、吴起是“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的精神传人，而吴起跟孔门有“宗圣”之称的曾子厮混过。商鞅又是李悝的精神传人，带着李悝《法经》入秦的。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是孔门“后圣”之称的荀子的得意门生。

这里面的师承关系非常清晰的，因此，法儒并一家，目标所指就是如何牧民。

更何况，法家在先秦压根就不成家的。

但对于进行政治改革的人称为法家，倒是一种惯例。无论是管仲、李悝、吴起、申不害，还是最为著名的商鞅，无不以“改革家”著称于世。但若以“改革家”来定义这一派，那也不尽然。毕竟孔老夫子在鲁国任司寇时也搞过一年的改革的。其实，其它诸子百家都有这种济世装逼的梦想，找个君主弄片试验特区的。

儒、法是一家也好，两家也罢，精神世界却是相通的，他们一致认为春秋战国就是“王纲坠”的乱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报告老板，我是有两把刷子的，我行让我上，谁用谁知道，我能包你一桶江湖，千秋万代！”

他们主动请缨，急君王之所急，一是想帮助君王如何舒舒服服地坐北朝南；二是让屁民如何毕恭毕敬地三叩九拜，弄点文明范，整点秩序感，他们的理想就是加强君权来恢复中国的秩序。

只不过，他们想实现社会秩序的路线不同，比如儒家是“复古派”，想走“旧路”，哎呀，世风不古，道德沦丧，于是，高举“克己复礼”的旗帜，号召大家一起听君主的话，实现周朝的伟大复兴，恢复“礼治”。法家是“改革派”，想走“歪路”，哎呀，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于是高举“革故鼎新”的旗帜，号召大家与君主保持刻度的一致，齐刷刷走进“新时代”，易“礼治”为“法治”。

在现实中，儒家的“复古路线”显然是混不开的，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的改革无疾而终，鲁国也丝毫未见改善，他周游列国又处处吃闭门羹的，活似丧家犬般。

最典型的例子是宋襄公高举蠢猪式仁义，以作秀治国妄图称霸诸侯，结果最后只不过是徒增笑耳，这就足以说明儒家有些迂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相反以叛逆者形象出现的法家，倒是十分吃香的，涌现出管仲、吴起、商鞅等一大批成功的政治家，而且各有建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商鞅了。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提出一整套治世方案，就是社会归于法，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当然，此法皆掌握到君王手中，此为杀伐之大器，谁不听话就是叫你五马分尸，就叫你家一窝端。

当然，商鞅最终也作茧自缚，死于自己定下的法。

不过，秦国从此与其它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即“歪路”。当时诸侯列国对日益强大的秦国，如同咱们现在看着美国一样，心里有各种不爽，但又奈何不了它，并且随时得做好被他棍棒侍候的准备。

商鞅对秦国进行了激进式的变革，所表现出来无非就是“国家主义”，或者说是推动“军国主义”，让全国老百姓只懂两件事：一心一意为国家种地和打仗。

要让他们只干这两事，就必须进行名利上的犒赏，于是就有了“奖励耕战”这个梗：

你在国内，好好种地，产的粮多了，国家有赏赐；你在国外，好好杀敌，提的头多了，国家给爵位。

就这样，秦国的吃瓜群众顿时被充分地组织动员起来了，变成了生产和战争的机器，而且既有秩序又有效率。

很快时间，秦国老百姓特别能够种田，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记载：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其居六。”

用大白话来说，1/3的土地和不足1/3的人口创造了整个中国6成的社会财富。

众所周知，打仗拼到最后就经济实力的，就这一点足以让秦国傲视诸雄了。

当然，秦国百姓经过战争训练，特别能战斗，简直成为人见人怕的“虎狼之师”了，弩各国射程最远，矛各国最长，战甲各国最轻，都反应了民众为了军功，秦国人都杀红了眼的杀戮机器。

秦国席卷天下到战国末期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但悲催的是，祖龙皇帝收拾完江山，没做成千秋万代的帝王梦，一命呜呼后，天下又回到解放前，民愤之所聚就是这秦朝法律忒狠了些，动不动就叫你全家一窝端，动不动就叫你免费做国家的苦力……

老百姓个个宝宝心里苦：“反正我们都没得混了，横竖是一死的情况，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这叫“民畏不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与此同时，六国贵族也死灰复燃，一起跑到秦朝函谷关来砸秦朝的场子。

秦朝将领章邯仓促间就将骊山刑徒组织起来，依然用法家这套激励体系，激励这些暂时失去自由的刑徒说：杀多少人可以免刑，杀多少人可以进爵！

无疑，这些刑徒们又被鼓舞起来了，战斗力顿时爆棚，根本不是朝歌那帮倒戈的苦力，那依然是虎狼之师啊，瞬间碾压农民军，当然，随同也碾压了各路的诸侯军。

那有人就要问了：“秦军为何最终失败了呢？”

原因就是秦朝将领章邯向项羽投降了。

那为什么要投降呢？

投降的原因也不复杂，并不是秦军打不过各路砸场子的义军，而是怕打了胜仗，自己反倒给给赵高构陷收拾了，这叫“狡兔死，走狗烹”。

章邯想活久见，投降这生意还是比较划算的，做做诸侯王，称霸一方！其实，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

历史是充满阴差阳错的偶然性，正当项羽还在死抠秦军时，刘邦便趁虚而入，先一步进入关中之地。

刘邦算是见识了秦朝都城的真实面貌，美轮美奂，叹为观止，作为泥腿子内心只有一个大写的服字。

他也想享受一下秦始皇的至尊待遇。作为“土包子”的他根本没责任恢复六国贵族光荣的历史责任，心里只想着如何恢复秦始皇的权威！

但是棘手的问题是，总不能照搬照抄秦朝体制吧，咱汉朝是把他秦朝给砸下来的，这是道路不正确，这是条“歪路”。

因此，刘邦建立起来汉朝对秦朝的评价必须保持批判的正确姿势，批判得越严厉越彰显西汉政府的合法性。

但是，刘邦这土包子心清如镜：回到秦朝之前，那绝对是最扯蛋的事，这虽然不是“歪路”，却是条“旧路”，要不然，就完全可以和项羽谈笑风生，何至于相爱相杀呢？

汉朝的统治者心里明白秦朝的制度能给予中央集权以制度上的保证，能有效地实现君权的最大化，这是一条目前为止，最为正确的一条道路。

 

02

外儒内法真硬核

如此一来，刘汉王朝如何对待法家就得显得非常自相矛盾：一方面要批判一下法家，你们这帮文法吏搞什么搞严刑酷法，你看看天下人都来砸你场子了；另一方面不用法家就不能巩固皇权啊，毕竟刘邦还是想着唱唱“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做做“天下一号男人”啊！

这该如何是好？

刘邦本来的捣浆糊的剪刀手，那就拿出我的混世高招，搁置争议，大家消停一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肚子给喂饱先。

他先整个了大家不明白的说法，就是用“黄老之术”来治国，并且郑重声明：这不是秦朝的那条“歪路”，也不是周朝那条“旧路”，而是我自有一路，那就是具有汉朝特色的制度！

至于“黄老之术”到底是哪一套？

反正谁也说不清，但谁用谁知道，就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最终解释权还在汉家皇帝手中，比如法家之集大成的韩非子也可以归入黄老之说的。在实际操作中，汉王朝的当家人一直坚定不移地走着法家既定的路线：

一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叫萧何制定《汉律》，萧何本来就是秦朝体制内的官吏，对《秦律》了然于胸，于是就结合法家李悝的《法经》，删减掉《秦律》过于暴虐的法条，拼凑出了一部《汉律》来。

所谓“萧规曹随”，萧何的继任者曹参本身就是典狱长身份，自然就更多地接受过法家思路洗脑了。

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方面，汉朝统治者还大量启用酷吏的，如景帝启用郅都、宁成等等一批有名的酷吏。大家都知道汉武帝“文治武功”了得，还假惺惺地“独尊儒术”去了，但不妨碍他大量启用一批酷吏，史记酷吏列传就列出了汉武帝时期的十个酷吏，比如王温舒更是以杀地方豪强为乐了，开始感叹冬天为什么不能长一个月了，让他好多杀一些危害中央集权的地方豪强。

汉朝统治者心里明白重刑法的酷吏，才是维护政权最好的鹰犬，但这个又不能明说，一说即破，那些识了几个字的读书人都几几歪歪唱衰起来，高喊吃枣药丸的节奏，哎呀，你刘汉天下那走到秦国的“老路”上去了。

为了让那些儒生们好好闭嘴，同时能满足他们“君君臣臣”，老子排名是“千年第二”的秩序诉求。到汉武帝时，他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让法家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个外衣就是儒。

汉武帝对外宣称，你们读书人好好学习儒学吧，学儒家可以当来当我的臣子哦，当臣子后就得帮我们治理天下啊，但不懂点法家知识总不行啊，学了又不死人的，学的目的很明确的，那就儒家想要得到了“君君臣臣”的新秩序，那是尧天舜地的世界啊。

读书人一想，也对，皇帝果然是皇帝，雄才伟略，这种办法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既可以实现我大儒教的社会理想，又可以实现我个人升官发财的人生理想，我们鼎力支持！武帝刘老大，你老厉害了！

汉武帝学习的榜样正是祖龙大帝秦始皇。祖龙想干的事，他统统都干了一遍，包括去泰山封禅，也包括追求长生不老。

跑到他那里汇报思想工作的董仲舒是个老滑头，其儒学有些浓厚的修正主义色彩，吸收法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建立起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他将三纲五常的思想揉进了儒家学说中，拼命地给汉武帝洗脑，要“大一统”，要“大一统”，要“大一统”，国家装成一桶，思想也要装成一桶啊。

他的儒学主张中，因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正好对应了法家的中央集权，所以在对法家的批判中顺利的把法家思想变成了国家政策；即法家成为封建时期的政治架构和法律，用来依“法”治国；而儒家则是道德宣传，除了教人道德操守，还让人去承认并遵守法家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亦儒亦法，内主律外主德。

汉武帝正想超越秦始皇，表示老董同志的想法，很符合我一贯的工作作风，简直钻到了我心窝了。

好了，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建设后，作为权宜之计的“黄老之术”自然可以弃之如敝履了。“黄老之术”用白话来说，就是论统治的艺术，但是这统治的艺术比较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初级阶段。

“外儒内法”对外大张旗鼓地宣称儒家思想，使得一批读书人如鱼得水，他们纷纷占据政治资源，最终形成门阀豪族，试图想和皇帝一样千秋万代下去，并且借着对儒家学说的解释权，开始对皇权构成了冲击。

门阀豪族形成了一股强大政治势力后，刘汉王朝自然被曹魏集团代替了，曹魏集团又被司马集团代替了……这变天的节奏越来越快，紧接着又是血淋淋的“五胡乱华”了。

于是乎，很快大家都有一种春秋战国“乱世”的既视感。不少人开始反思这社会到底又“王纲坠”了呢？有人抖机灵了，说汉朝丢掉江山就是丢掉了“黄老之术”啊，否定汉高祖既定的路线，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乱象。

这样一来，一批人又重新拾起了“黄老之术”，又一次“复古”开始了，只不过复的刘邦时期提出的那一套。但是，魏晋时期与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术”又有本质的区别。

汉是偏向于“黄”的，是帝王之术；而魏晋偏向于“老”，是玄谈之术。魏晋名士们又像先秦儒生一样叨逼叨逼起来，甚至比起儒家更迂腐，像在玩哑谜一样，越玩越坏。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候佛教又传到中国，加重黄老之术的玄虚色彩。这种思想的流行，使得中国社会更加玄乎了。

经历了很长一段血雨腥风的洗礼，大家总算整明白了，原来啊，还是秦汉那一套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经过隋文帝和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最终再次确立起“外儒内法”的正轨。但不能让儒士们联合起来搞，搞团团伙伙的文章，有必要打破邪恶的门阀制度，于是科举制就华丽丽的诞生了。与此同时，再次确立了法治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明确了十恶不赦的罪条，甚至将夷三族升级为株连九族。

历史上“文治武功”的皇帝，骨子里都是大爱法家的那一套，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大多喜好威权政治，所以呢，自然就朝着“外儒内法”的方向奔去，也就是具有皇权特色的儒家主义，事实上就是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

这样一来，严苛的法家就披上了仁德的外衣，这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果是一样一样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持皇权的。

这种统治方式正是以儒之名，行法之实。儒家重以礼约束内心，而法家则强调以制裁力的规范调整社会秩序。因此，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手段，外儒内法是自秦后千年来君主一直热衷的做法。

隋唐之后，便进入有宋一代，儒的外衣更华丽一点，儒家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明一代，法的内核更坚实一点，试图来压制儒家形成的文官体系。但都是按照“外儒内法”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有清一代，外儒内法继续强调的同时，还加强奴化意识，专制色彩愈显浓重，导致整个社会都失去了活力。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外儒内法中的“内法”，并非现代意义的法治，而是专制之法，其目的一直用来加强皇权的。

关于“外儒内法”的问题，国内研究法家的陈奇猷，写的序言里面有很精辟的论述，现摘抄如下：

“……所可叹者，乃两汉以降，人主皆假崇儒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阴取法家术治、势治之道而扬弃其法治之学，为政罔尊法度，诛赏率由好恶，肆其淫威，民人侧目，乃至华夏大国，变乱频仍，发展迟缓，国几不国，既不悲哉？商、韩之法，欲始上下皆以法律为衡，如此则官吏不能行其私，人主弗得肆其志，故其法治之学终难大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