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被“封杀”多年,陈佩斯的骨头还是硬的。他离开春晚的原因看起来很“悲壮”,外界对他之后状态的种种评价和

被“封杀”多年,陈佩斯的骨头还是硬的。他离开春晚的原因看起来很“悲壮”,外界对他之后状态的种种评价和猜测,陈佩斯几乎从不回应。这20年来,他远离喧嚣,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文| 钟一   

来源 | 杂酱轩

2018年,娱乐圈依旧很热闹。

“崔永元手撕冯小刚”事件揭开了黑暗世界的冰山一角,余波未尽之时,那厢号称“雅痞男神”的吴秀波又被爆“出轨”了,人设顷刻崩塌。这些年,各种怪力乱神登上舞台中央。在资本的裹挟之下,他们攀附权贵,掌控着巨大的财富与资源,享受着表面的风光与荣耀。

在名利场里,几乎每个人都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这个的队伍里,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

自从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一直以来,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排在前列。在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明星,离开得越久,观众越想念。

陈佩斯绝少接受采访,用他的话说,没多大意义。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采访中,不同于舞台上滑稽可笑的形象,这位喜剧创作者,表现出了严肃、执着、彪悍的一面,他的一些言论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虽然,他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

迄今为止,他从未拿过任何体制内的奖项,他的解释是: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被“封杀”多年,陈佩斯的骨头还是硬的。他离开春晚的原因看起来很“悲壮”,外界对他之后状态的种种评价和猜测,陈佩斯几乎从不回应。这20年来,他远离喧嚣,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陈佩斯说,这社会太烂,可我命硬,学不会弯腰。

 平民意识 

1950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陈强正随团演出。在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出演《白毛女》。他饰演的角色是黄世仁,后来他还饰演过《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都是反派人物。

演出期间,陈强接了个电话,得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为纪念这一时刻,陈强给这个孩子取名“布达”。4年后,二儿子出生在吉林长春,名字自然用了剩下的那两字:“你哥哥叫布达,你就叫佩斯吧。”后来小女儿出生,陈强给取名为“丽达”,这是匈牙利的一座岛屿的名字。

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儿子,陈佩斯天生有一种反叛精神。打小他就性情顽劣,学习成绩非常“稳定”,长期霸占班上倒数第一的位置,看上去就不是读书的料。

虽然成绩不咋地,但他的个子却是班上最高的。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存心想收拾他:“你个子这么高,坐最后一排吧。”陈佩斯知道老师想整他,就和老师扛上了。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站起来就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原本好好的课堂被他一折腾,全乱套了。

回到家里,等待陈佩斯的是父亲陈强的一顿胖揍。那时,陈强在常年外面拍戏,父子之间的交流,就是拿鸡毛掸子抽不听话的儿子。虽然被父亲揍得鼻青脸肿,在他心里还是挺崇拜父亲。当年,陈强名气不小,他曾是“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因出演黄世仁和南霸天而闻名。“百花奖”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他还是那年得奖票数最高的演员。

然而,一夜之间,浩劫袭来,陈强被抓进了牛棚,成为众矢之的。批判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坏?”

陈佩斯后来回忆说,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很难想象,一夜之前,他还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所以你想,这种荣誉,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父亲的经历,让陈佩斯从小就对所谓的荣誉格外排斥。

与此同时,陈佩斯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散淡地读了3年书后,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15岁的陈佩斯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他在沙漠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从来没吃饱过。但那段痛苦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兵团里的人大多来自贫民阶层,即便你出生艺术世家,也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陈佩斯的妻子曾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他年少时衣食无忧的经历,在下乡的日子逐渐被磨灭。“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感同身受。”她说,“因为他从那时就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

 与众不同 

为了让儿子能顺利返城,混一口饭吃,陈强决定让陈佩斯演戏。三个孩子之中,陈佩斯长得最像父亲,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然而,并不出众的长相,却难登大雅之堂。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都不收他。无奈之下,陈强只好豁出老脸,四处求人。当初在《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田华,此时,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生活所迫,陈佩斯成为了一名演员。那一年,陈佩斯19岁。

刚开始,长相确实限制了陈佩斯的发展。一开始他只能演一些龙套角色。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用心,还经常算计着如何给自己加戏。有一次,他本来是演一个跑场的匪兵,就因为用心设计,被“提拔”演了俘虏兵,一下子就增加了几分钟的戏份。话剧《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曾说:“当时陈佩斯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讲起笑话,无论语言上还是动作上,总是比别人可乐,有把人逗笑的天赋。”

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备受磨难的陈强认为人们太缺少欢乐,他似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喜剧表演的天分,他鼓励陈佩斯,以后也许可以继续走喜剧这条路。为了扶持儿子,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这是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电影银幕上的第一部喜剧。

在片场,陈强躲在摄像机后面,观察儿子的表演。有时候实在着急,就会骂道:“你过来你过来,怎么这么笨?这个时候你得这么演才行,你看着啊。”于是,陈强演一遍,陈佩斯跟着演一遍,就这样,在父亲手把手地教导下,陈佩斯演完了这部电影。

除了天赋,陈佩斯的认真和努力也为他赢得声誉。《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曾对媒体(《中国周刊》)回忆陈佩斯:“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后来,《瞧这一家子》火了,还拿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此后,1981年,陈佩斯参与演出电影《法庭内外》,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2年,陈佩斯在电影《夕照街》中饰演喜剧角色二子,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

陈佩斯的电影之路成绩斐然,但都没有后来的《吃面条》深入人心,毕竟,接地气的小人物更能让人产生共鸣。

 搭档朱时茂 

1984年,小品《吃面条》进入春晚剧组,还面临着随时会被枪毙的局面。

提到陈佩斯,就不能不提其搭档朱时茂。1977年,《牧马人》让“浓眉大眼”的主演朱时茂名声大噪,成了那个年代的“小鲜肉”。不过,当时刚到八一厂,朱时茂没有房子住,就先住招待所,偶尔会去招待所打公共电话,恰好陈佩斯那时候也常去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这段友谊一直维系至今。

《吃面条》本来是八一厂演员和观众互动时,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捣鼓的小短剧,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走哪红到哪。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搬到到春晚上。

送审的时候,凡是看了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可这么一个为笑而笑的节目,又没什么教育意义,敢在中央电视台上直播吗?黄一鹤没了主意,他把球踢给了姜昆,姜昆也不敢拍板。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倔脾气就上来了,对朱时茂说:“算了算了,别搞了,还有正事儿,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

还是朱时茂脸皮厚,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说:“再等等,再等等”。过了几天,陈佩斯负气而走,朱时茂又去找陈佩斯,说导演要他们回去。一回去才知道,压根没这事儿,是朱时茂自己特想上。

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吃面条》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始终没人拍板,陈佩斯和朱时茂没有“身份”。每次节目组拉演员去排练,朱时茂就带着陈佩斯“蹭车,蹭饭”。但他们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冲人一笑,两人雀占鸠巢,旁若无人地排练起来。

时间久了,陈佩斯心里恼火:“没人搭理咱们,咱们还留着干嘛?”有两次,陈佩斯急得甩开膀子又想走,还是朱时茂拉住他,还打起了感情牌:“咱们这么一走了之,对得起黄导吗?”

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旧没结论。这时,导演黄一鹤对他俩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陈佩斯永远记得那天夜里,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

结果,《吃面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人都看春晚的年代,陈佩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喜剧形象,自此再也没有从人们心中消失。从那年到1998年,他们俩一共在央视春晚上表演了11个小品——他们甚至开创了小品这种娱乐节目形式,但他们的公众形象似乎也以这种模式固定下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朱时茂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而陈佩斯一定是爱耍小聪明的小痞子。

他们的每一个小品几乎都是争论出来的。朱时茂说:“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当双方都争执不下时,还得靠老婆来决定。朱时茂的妻子以前是搞舞台剧的,到最后,陈佩斯都听她的。

 决意离开 

那些年,陈佩斯是当之无愧的“小品王”。相比后来者赵本山的粗俗逗乐,他的小品有一种高级感,完全是以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以及戏剧冲突来制造笑点。小品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陈佩斯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希望能让中国的喜剧走得更远。于是,每年花一半时间打磨小品外,剩下的时间,他用来拍电影。八一厂不拍喜剧,1986年,陈佩斯决意离开。

当初收他的田华知道他是好苗子,上门来说了好几次,劝他别走。田华苦口婆心地劝,陈佩斯就是不听。最后厂拿出了杀手锏:“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陈佩斯没想到,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要拍一部“娱乐片”是何等困难。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到西影厂求一个拍摄的“名分”,扶持艺术片的厂长吴天明见都懒得见他。

一个副厂长看了剧本,回绝了他:“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回去的路上,陈佩斯把心一横:“你们不做,那我自己来做吧。”他承担风险,自己拉来投资,可电影拍到一半,陈佩斯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要不说,有个当艺术家的爹就是好,看在陈强的面子上,上头没有追究。可等电影拍完,因为没厂标,发行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后来,中影公司收购了这个“黑户”,电影《父与子》成为了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喜剧或许并不出彩,可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老百姓根本没有喜剧可看,中国也太缺乏让人发笑的娱乐。

《父与子》火了之后,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那些年,陈佩斯的父子喜剧电影票房火爆,冯小刚将葛优推上喜剧片王座之前,可以说最深入人心的喜剧角色,就是那个秃头、小眼、一脸贼笑的陈小二。

1991年,陈佩斯干脆自立门户,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删掉了“喜剧”两个字。他的目的很单纯——既然国有电影厂不投资喜剧,那么他自己来当制片人,寻找编剧和导演。

他反抗体制的途径很简单,既然一条路走不通,我就走另外一条。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陈佩斯又拍摄了六部电影。《临时爸爸》把故事置于海南的经济大潮之下,《编外丈夫》更是直面下海浪潮和体制改革。陈佩斯在后一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被逼下海的机关干部,那是他少有的带有官位的角色。电影结尾处,他终于在体制外寻找到新的生活。

但在现实生活中,陈佩斯却不得不再次陷入体制的困境。从中影的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大道影业公司刚好经历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所有过程。陈佩斯后来接受采访时,愤慨地说,“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与今天的电影市场一样,陈佩斯的票房常常被偷瞒漏报。那些年,陈佩斯常常在公开场合透露出他的愤怒。“但当你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其渺小。”

 信念不可亵渎 

1998年,他的最后一个春晚小品《王爷与邮差》,工作人员把麦克风挂在衣服上,朱时茂刚上场麦就掉了,不得不挤到陈佩斯身边蹭麦说台词,而到最后,朱时茂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的台词。下台之后,陈佩斯哭了。

事实上,从第一次上春晚开始,他对央视的霸道与所谓的“潜规则”就心怀不满,如果不是朱时茂劝阻,他早就想撂挑子走人了。“你想干你干,老子不伺候了。”

早在1988年,在排小品《狗娃与黑妞》时,陈佩斯就向导演提出,将蒙太奇手法移植到小品中来,用单机拍摄的请求。蒙太奇是用镜头转换实现场景转变,在1988年的电影中已经十分普遍,但在小品中尚属首次。他认为这样小品就可以像电影一样不受时空限制,喜剧气氛和观众体验都会更好。他希望春晚小品能不断创新,但没有人听取他的建议。

直到1998年《王爷与邮差》,他坚持尝试新方法来拍摄,但仍然没有被批准。陈佩斯怒不可遏:“这届春晚我不上了!”

他极力推动春晚做出更好的喜剧,但总有更大的力量将他死死禁锢。后来,矛盾最终变成针锋相对了。与央视彻底决裂是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他和朱时茂已经离开央视,但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却还在发行他们的小品光盘。陈佩斯毫不客气,一纸诉状,将央视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盗版侵权。

在所有人面对顽固的高墙选择无视,希望攀附高墙功成名就时,陈佩斯第一个站了出来,说“不”。而这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打赢了官司,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广电系统的商演邀请。没了商演的收入。而几乎在同时期,他的电影事业也走到了尾声。他的喜剧电影拍一部亏一部,而亏损并非因为电影拍得不好,而是整个电影市场极不规范,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相当严重。

这个圈子简直烂透了,四处都是暗礁,都是摸不着的潜规则,以及不可言说的勾结和打压。他心底对这些深恶痛绝。无奈之下,他只能关闭电影公司。他心里清楚,这世上有很多黑暗地带,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只能转身离开。

后来接受《易见》栏目采访时,主持人问他:“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他却说:“这个世界缺的不是规则,而是规矩。我们在这么烂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了,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啊!”

主持人又问陈佩斯:“你离开春晚,你后不后悔?”

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不后悔,上春晚的时候,我过得很狼狈,见谁都是大爷,作品里的东西受到太多的限制。当时我提出过许多的想法,但每一次人家都说‘NO!’那么我也有说‘NO’的权利,虽然说这个字的代价比较大。”

对于一个有梦想的人来说,什么都可以退让,唯信念不可亵渎。

 大起大落 

此后,陈佩斯从大众视线中消失了。网上至今流传着一篇纪实类的文章,用《知音》的口吻写道:

1999年五一期间,在妻子王燕玲的引导下,他开着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进了北京延庆县井庄镇西三叉村。王燕玲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我太了解你,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经营管理、商业化操作……所有这些你都不懂。”

陈佩斯站在寂静无人的山头上,泪流满面。王燕玲等他哭够了又接着说:“从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扛着锄头到这里当山民。”就这样,本以为一无所有的陈佩斯和王燕玲一起成了一对石榴夫妻。

鸡汤文结尾以“两年的付出,为陈佩斯夫妇换得的利润是30万元”达到高潮,奏出了最励志的音符。尽管这则谣言一再被陈佩斯自己或者他的朋友们否认,但人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明星就应该有这样传奇式的“大起大落”。

陈佩斯承包荒山却是事实。那座山是他1995年承包的,那之前他已经在附近买了一个院子,作为一个周末常去的乡下的家。他承包的条件是封山育林,不许砍柴。山上主要是杏和柿子等果树,那些年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常去那里采摘果子。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事实上,在公众视野中消失的那两年,陈佩斯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他决定把文革中错过的教育重新捡起来。他的自我教育主要是大量的阅读,而阅读的重点则是喜剧。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开拓一个新的喜剧实践领域。因为对他来说,电视和电影已写着“此路不通”——编剧史航说,即便此路可通,但对他而言已无异于钻狗洞。

2001年,陈佩斯要排演话剧的消息传出来,许多人很吃惊。话剧体制内的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托儿》的演出队伍大都是陈佩斯的熟人朋友: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马羚。几个人在一家婚姻介绍所演出一台骗来骗去的戏。陈佩斯上场时说的第一段话,似乎回应着观众对他过去经历的期待:

“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场面那叫火,尤其是相声、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说了半天, 也没包袱,不可乐呀,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跟下雨似的——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这就叫托儿!”

掌声来得又猛又快。已经3年没在春晚看见陈佩斯的观众,很快把他们的期待转化成了票房。那年,《托儿》全国巡演后,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但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在话剧体制内或者学院派那里听不到任何声音。

其实,《托儿》以极为写实的风格,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诚信危机,陈佩斯有次说,大家不要去我的戏里寻找深刻的东西,我就是逗个乐。但他自己很清楚,喜剧如果不讽刺现实,永远招不来观众。

 不合时宜 

或许是心里憋着一股气。他希望在不被人看好的话剧市场里,再次证明自己。带着《托儿》在全国巡演,一连演了120场,观众多达17万人。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但背地里充满艰辛,当时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水阀已经锈住了,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可陈佩斯还是一场场坚持了下来。随后,他又制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多部话剧,累计500场次,观众超70万人。创造了话剧界的票房奇迹。

2014年,60岁的陈佩斯和杨立新合作演出了一部《戏台》,一则讲述大时代和小人物的故事。在《戏台》上映之前,陈佩斯就已经对大众言说:

本剧是一个寓言故事。寓言者,不便直说的事。拐几个弯,祗虚虚泛泛的一指。凡故事,自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有些倒霉事儿,能把当时的人,为难的要死要活,可事情一过,就成了后人的乐子,成了百姓嘴边的笑话。

这句话,颇有些“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味道。“让我们的儿孙辈永远看着它开怀大笑,痛痛快快地笑,而不要像我这样,说起这故事时总带着当事人的辛酸。”

陈佩斯的喜剧,内核永远是悲情。当看到剧中的侯班主,在强权的压力下,为了活命而委曲求全,让票友包子铺老板扮上西楚霸王,披着太监的红绿色鲜艳斗篷,热热闹闹地上场时;

当候班主被枪逼着更改剧本,演一出“霸王不别姬、过河见父老,并东山再起”的剧目时;

当结尾处,一束灯光打在老班主的身上,在四周黑漆背景的映照下,侯班主悲凉地独白着”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好啊!”时。

观众在笑过之后,免不了在心里替他鼻酸。陈佩斯说的哪里是戏台子的那些事儿,分明说的就是他自个儿。他的心酸,大概就是剧中所饰演的金班主的那一句“下辈子,再也不吃这碗开口饭了。"

而当被杨澜问到“是不是不想吃这碗开口饭了”时,陈佩斯立刻否认了,说:“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非常孤独,没有同行者的那种孤独。”

陈佩斯似乎总是这么孤独,不合时宜的独孤。当主旋律电影盛行时,他拍喜剧;当春晚流行相声时,他搞小品;当剧场还黑着灯的年代,他开始做起了话剧。

他的进退,从不看时代的脸色。

艺术的敬畏 

相比现在一些大牌明星买别墅,开豪车。在生活上,陈佩斯极其简朴。他最爱吃的就是面条。而且能天天吃羊肉烩面也不嫌腻。每次上节目,他只穿上半身正装,下半身永远都是粗布裤子和一双布鞋,因为录节目一般只拍上半身。

他住在乡下一个普通的院子,开最便宜的车,甚至不太使用手机,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有一次倒是花钱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了几天,腰疼,又换硬板儿床了。无论衣食住行,他都不求奢华,只要让自己感到舒服自在就行。

陈佩斯是出了名的孝子。父亲在1999年生病(脑梗塞)后,他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套公寓。段嵘(北京台春晚导演)有次去他家,听见陈佩斯给父亲打电话:“你今天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太阳很好,我推你出去转转吧。“他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跟哄小孩似的,段嵘说,“一个孝子一定是个好人。”他如果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前回家,一定会过去看看。这么多年,每次都是他给父亲洗澡。

话剧火了之后,很多投资人,电视台送钱上门,邀请他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做真人秀的,陈佩斯都客客气气给人请了回去:“对不起,我这边还要忙话剧,一帮话剧演员要跟着我吃饭呢。”

他拒绝了一切浮华,不断给生活做减法,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凡此以外的,都可以舍弃。

在这个嘈杂、物欲的时代,陈佩斯看上去更像一个异类。娱乐圈有什么诱惑,他从不掺和,有的只是艺术上的苛责与追求。朱时茂说:“他太倔,太认死理。”但他的倔强,是出于对艺术的敬畏,也是他和这个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

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后,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有一个学生直接就下台了,陈佩斯马上叫住这个学生说:

“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是个演员,要懂得尊重舞台!”这就是那个倔老头儿陈佩斯。

在陈佩斯的影视公司会客厅里,挂着他的书法,郑板桥的《沁园春·恨》,这首词里有一个激愤癫狂的文人,怅问苍天:“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在浮躁的时代,他依然精心打磨;在攀附权贵时代,他依然保持傲骨;在贪婪的时代,他依然懂得舍弃,在躁动的时代,他依然懂得坚持。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饱尝了人生冷暖,他还依然是那个“长吁一两声”,绝不低头的陈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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