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杀”多年，陈佩斯的骨头还是硬的。他离开春晚的原因看起来很“悲壮”，外界对他之后状态的种种评价和猜测，陈佩斯几乎从不回应。这20年来，他远离喧嚣，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文| 钟一
来源 | 杂酱轩
2018年，娱乐圈依旧很热闹。
“崔永元手撕冯小刚”事件揭开了黑暗世界的冰山一角，余波未尽之时，那厢号称“雅痞男神”的吴秀波又被爆“出轨”了，人设顷刻崩塌。这些年，各种怪力乱神登上舞台中央。在资本的裹挟之下，他们攀附权贵，掌控着巨大的财富与资源，享受着表面的风光与荣耀。
在名利场里，几乎每个人都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这个的队伍里，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
自从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一直以来，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排在前列。在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明星，离开得越久，观众越想念。
陈佩斯绝少接受采访，用他的话说，没多大意义。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采访中，不同于舞台上滑稽可笑的形象，这位喜剧创作者，表现出了严肃、执着、彪悍的一面，他的一些言论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虽然，他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
迄今为止，他从未拿过任何体制内的奖项，他的解释是：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被“封杀”多年，陈佩斯的骨头还是硬的。他离开春晚的原因看起来很“悲壮”，外界对他之后状态的种种评价和猜测，陈佩斯几乎从不回应。这20年来，他远离喧嚣，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陈佩斯说，这社会太烂，可我命硬，学不会弯腰。
平民意识
1950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陈强正随团演出。在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出演《白毛女》。他饰演的角色是黄世仁，后来他还饰演过《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都是反派人物。
演出期间，陈强接了个电话，得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为纪念这一时刻，陈强给这个孩子取名“布达”。4年后，二儿子出生在吉林长春，名字自然用了剩下的那两字：“你哥哥叫布达，你就叫佩斯吧。”后来小女儿出生，陈强给取名为“丽达”，这是匈牙利的一座岛屿的名字。
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儿子，陈佩斯天生有一种反叛精神。打小他就性情顽劣，学习成绩非常“稳定”，长期霸占班上倒数第一的位置，看上去就不是读书的料。
虽然成绩不咋地，但他的个子却是班上最高的。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存心想收拾他：“你个子这么高，坐最后一排吧。”陈佩斯知道老师想整他，就和老师扛上了。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站起来就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原本好好的课堂被他一折腾，全乱套了。
回到家里，等待陈佩斯的是父亲陈强的一顿胖揍。那时，陈强在常年外面拍戏，父子之间的交流，就是拿鸡毛掸子抽不听话的儿子。虽然被父亲揍得鼻青脸肿，在他心里还是挺崇拜父亲。当年，陈强名气不小，他曾是“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因出演黄世仁和南霸天而闻名。“百花奖”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他还是那年得奖票数最高的演员。
然而，一夜之间，浩劫袭来，陈强被抓进了牛棚，成为众矢之的。批判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坏？”
陈佩斯后来回忆说，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很难想象，一夜之前，他还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所以你想，这种荣誉，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父亲的经历，让陈佩斯从小就对所谓的荣誉格外排斥。
与此同时，陈佩斯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散淡地读了3年书后，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15岁的陈佩斯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他在沙漠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从来没吃饱过。但那段痛苦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兵团里的人大多来自贫民阶层，即便你出生艺术世家，也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陈佩斯的妻子曾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他年少时衣食无忧的经历，在下乡的日子逐渐被磨灭。“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感同身受。”她说，“因为他从那时就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
与众不同
为了让儿子能顺利返城，混一口饭吃，陈强决定让陈佩斯演戏。三个孩子之中，陈佩斯长得最像父亲，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然而，并不出众的长相，却难登大雅之堂。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都不收他。无奈之下，陈强只好豁出老脸，四处求人。当初在《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田华，此时，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生活所迫，陈佩斯成为了一名演员。那一年，陈佩斯19岁。
刚开始，长相确实限制了陈佩斯的发展。一开始他只能演一些龙套角色。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用心，还经常算计着如何给自己加戏。有一次，他本来是演一个跑场的匪兵，就因为用心设计，被“提拔”演了俘虏兵，一下子就增加了几分钟的戏份。话剧《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曾说：“当时陈佩斯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讲起笑话，无论语言上还是动作上，总是比别人可乐，有把人逗笑的天赋。”
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备受磨难的陈强认为人们太缺少欢乐，他似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喜剧表演的天分，他鼓励陈佩斯，以后也许可以继续走喜剧这条路。为了扶持儿子，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这是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电影银幕上的第一部喜剧。
在片场，陈强躲在摄像机后面，观察儿子的表演。有时候实在着急，就会骂道：“你过来你过来，怎么这么笨？这个时候你得这么演才行，你看着啊。”于是，陈强演一遍，陈佩斯跟着演一遍，就这样，在父亲手把手地教导下，陈佩斯演完了这部电影。
除了天赋，陈佩斯的认真和努力也为他赢得声誉。《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曾对媒体（《中国周刊》）回忆陈佩斯：“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后来，《瞧这一家子》火了，还拿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此后，1981年，陈佩斯参与演出电影《法庭内外》，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2年，陈佩斯在电影《夕照街》中饰演喜剧角色二子，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
陈佩斯的电影之路成绩斐然，但都没有后来的《吃面条》深入人心，毕竟，接地气的小人物更能让人产生共鸣。
搭档朱时茂
1984年，小品《吃面条》进入春晚剧组，还面临着随时会被枪毙的局面。
提到陈佩斯，就不能不提其搭档朱时茂。1977年，《牧马人》让“浓眉大眼”的主演朱时茂名声大噪，成了那个年代的“小鲜肉”。不过，当时刚到八一厂，朱时茂没有房子住，就先住招待所，偶尔会去招待所打公共电话，恰好陈佩斯那时候也常去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这段友谊一直维系至今。
《吃面条》本来是八一厂演员和观众互动时，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捣鼓的小短剧，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走哪红到哪。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搬到到春晚上。
送审的时候，凡是看了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可这么一个为笑而笑的节目，又没什么教育意义，敢在中央电视台上直播吗？黄一鹤没了主意，他把球踢给了姜昆，姜昆也不敢拍板。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倔脾气就上来了，对朱时茂说：“算了算了，别搞了，还有正事儿，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
还是朱时茂脸皮厚，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说：“再等等，再等等”。过了几天，陈佩斯负气而走，朱时茂又去找陈佩斯，说导演要他们回去。一回去才知道，压根没这事儿，是朱时茂自己特想上。
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吃面条》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始终没人拍板，陈佩斯和朱时茂没有“身份”。每次节目组拉演员去排练，朱时茂就带着陈佩斯“蹭车，蹭饭”。但他们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冲人一笑，两人雀占鸠巢，旁若无人地排练起来。
时间久了，陈佩斯心里恼火：“没人搭理咱们，咱们还留着干嘛？”有两次，陈佩斯急得甩开膀子又想走，还是朱时茂拉住他，还打起了感情牌：“咱们这么一走了之，对得起黄导吗？”
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旧没结论。这时，导演黄一鹤对他俩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陈佩斯永远记得那天夜里，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
结果，《吃面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人都看春晚的年代，陈佩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喜剧形象，自此再也没有从人们心中消失。从那年到1998年，他们俩一共在央视春晚上表演了11个小品——他们甚至开创了小品这种娱乐节目形式，但他们的公众形象似乎也以这种模式固定下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朱时茂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而陈佩斯一定是爱耍小聪明的小痞子。
他们的每一个小品几乎都是争论出来的。朱时茂说：“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当双方都争执不下时，还得靠老婆来决定。朱时茂的妻子以前是搞舞台剧的，到最后，陈佩斯都听她的。
决意离开
那些年，陈佩斯是当之无愧的“小品王”。相比后来者赵本山的粗俗逗乐，他的小品有一种高级感，完全是以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以及戏剧冲突来制造笑点。小品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陈佩斯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希望能让中国的喜剧走得更远。于是，每年花一半时间打磨小品外，剩下的时间，他用来拍电影。八一厂不拍喜剧，1986年，陈佩斯决意离开。
当初收他的田华知道他是好苗子，上门来说了好几次，劝他别走。田华苦口婆心地劝，陈佩斯就是不听。最后厂拿出了杀手锏：“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陈佩斯没想到，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要拍一部“娱乐片”是何等困难。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到西影厂求一个拍摄的“名分”，扶持艺术片的厂长吴天明见都懒得见他。
一个副厂长看了剧本，回绝了他：“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回去的路上，陈佩斯把心一横：“你们不做，那我自己来做吧。”他承担风险，自己拉来投资，可电影拍到一半，陈佩斯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要不说，有个当艺术家的爹就是好，看在陈强的面子上，上头没有追究。可等电影拍完，因为没厂标，发行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后来，中影公司收购了这个“黑户”，电影《父与子》成为了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喜剧或许并不出彩，可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老百姓根本没有喜剧可看，中国也太缺乏让人发笑的娱乐。
《父与子》火了之后，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那些年，陈佩斯的父子喜剧电影票房火爆，冯小刚将葛优推上喜剧片王座之前，可以说最深入人心的喜剧角色，就是那个秃头、小眼、一脸贼笑的陈小二。
1991年，陈佩斯干脆自立门户，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删掉了“喜剧”两个字。他的目的很单纯——既然国有电影厂不投资喜剧，那么他自己来当制片人，寻找编剧和导演。
他反抗体制的途径很简单，既然一条路走不通，我就走另外一条。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陈佩斯又拍摄了六部电影。《临时爸爸》把故事置于海南的经济大潮之下，《编外丈夫》更是直面下海浪潮和体制改革。陈佩斯在后一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被逼下海的机关干部，那是他少有的带有官位的角色。电影结尾处，他终于在体制外寻找到新的生活。
但在现实生活中，陈佩斯却不得不再次陷入体制的困境。从中影的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大道影业公司刚好经历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所有过程。陈佩斯后来接受采访时，愤慨地说，“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与今天的电影市场一样，陈佩斯的票房常常被偷瞒漏报。那些年，陈佩斯常常在公开场合透露出他的愤怒。“但当你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其渺小。”
信念不可亵渎
1998年，他的最后一个春晚小品《王爷与邮差》，工作人员把麦克风挂在衣服上，朱时茂刚上场麦就掉了，不得不挤到陈佩斯身边蹭麦说台词，而到最后，朱时茂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的台词。下台之后，陈佩斯哭了。
事实上，从第一次上春晚开始，他对央视的霸道与所谓的“潜规则”就心怀不满，如果不是朱时茂劝阻，他早就想撂挑子走人了。“你想干你干，老子不伺候了。”
早在1988年，在排小品《狗娃与黑妞》时，陈佩斯就向导演提出，将蒙太奇手法移植到小品中来，用单机拍摄的请求。蒙太奇是用镜头转换实现场景转变，在1988年的电影中已经十分普遍，但在小品中尚属首次。他认为这样小品就可以像电影一样不受时空限制，喜剧气氛和观众体验都会更好。他希望春晚小品能不断创新，但没有人听取他的建议。
直到1998年《王爷与邮差》，他坚持尝试新方法来拍摄，但仍然没有被批准。陈佩斯怒不可遏：“这届春晚我不上了！”
他极力推动春晚做出更好的喜剧，但总有更大的力量将他死死禁锢。后来，矛盾最终变成针锋相对了。与央视彻底决裂是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他和朱时茂已经离开央视，但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却还在发行他们的小品光盘。陈佩斯毫不客气，一纸诉状，将央视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盗版侵权。
在所有人面对顽固的高墙选择无视，希望攀附高墙功成名就时，陈佩斯第一个站了出来，说“不”。而这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打赢了官司，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广电系统的商演邀请。没了商演的收入。而几乎在同时期，他的电影事业也走到了尾声。他的喜剧电影拍一部亏一部，而亏损并非因为电影拍得不好，而是整个电影市场极不规范，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相当严重。
这个圈子简直烂透了，四处都是暗礁，都是摸不着的潜规则，以及不可言说的勾结和打压。他心底对这些深恶痛绝。无奈之下，他只能关闭电影公司。他心里清楚，这世上有很多黑暗地带，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只能转身离开。
后来接受《易见》栏目采访时，主持人问他：“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他却说：“这个世界缺的不是规则，而是规矩。我们在这么烂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了，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啊！”
主持人又问陈佩斯：“你离开春晚，你后不后悔？”
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不后悔，上春晚的时候，我过得很狼狈，见谁都是大爷，作品里的东西受到太多的限制。当时我提出过许多的想法，但每一次人家都说‘NO！’那么我也有说‘NO’的权利，虽然说这个字的代价比较大。”
对于一个有梦想的人来说，什么都可以退让，唯信念不可亵渎。
大起大落
此后，陈佩斯从大众视线中消失了。网上至今流传着一篇纪实类的文章，用《知音》的口吻写道：
1999年五一期间，在妻子王燕玲的引导下，他开着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进了北京延庆县井庄镇西三叉村。王燕玲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我太了解你，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经营管理、商业化操作……所有这些你都不懂。”
陈佩斯站在寂静无人的山头上，泪流满面。王燕玲等他哭够了又接着说：“从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扛着锄头到这里当山民。”就这样，本以为一无所有的陈佩斯和王燕玲一起成了一对石榴夫妻。
鸡汤文结尾以“两年的付出，为陈佩斯夫妇换得的利润是30万元”达到高潮，奏出了最励志的音符。尽管这则谣言一再被陈佩斯自己或者他的朋友们否认，但人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明星就应该有这样传奇式的“大起大落”。
陈佩斯承包荒山却是事实。那座山是他1995年承包的，那之前他已经在附近买了一个院子，作为一个周末常去的乡下的家。他承包的条件是封山育林，不许砍柴。山上主要是杏和柿子等果树，那些年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常去那里采摘果子。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事实上，在公众视野中消失的那两年，陈佩斯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他决定把文革中错过的教育重新捡起来。他的自我教育主要是大量的阅读，而阅读的重点则是喜剧。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开拓一个新的喜剧实践领域。因为对他来说，电视和电影已写着“此路不通”——编剧史航说，即便此路可通，但对他而言已无异于钻狗洞。
2001年，陈佩斯要排演话剧的消息传出来，许多人很吃惊。话剧体制内的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托儿》的演出队伍大都是陈佩斯的熟人朋友：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马羚。几个人在一家婚姻介绍所演出一台骗来骗去的戏。陈佩斯上场时说的第一段话，似乎回应着观众对他过去经历的期待：
“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场面那叫火，尤其是相声、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说了半天， 也没包袱，不可乐呀，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跟下雨似的——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这就叫托儿！”
掌声来得又猛又快。已经3年没在春晚看见陈佩斯的观众，很快把他们的期待转化成了票房。那年，《托儿》全国巡演后，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但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在话剧体制内或者学院派那里听不到任何声音。
其实，《托儿》以极为写实的风格，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诚信危机，陈佩斯有次说，大家不要去我的戏里寻找深刻的东西，我就是逗个乐。但他自己很清楚，喜剧如果不讽刺现实，永远招不来观众。
不合时宜
或许是心里憋着一股气。他希望在不被人看好的话剧市场里，再次证明自己。带着《托儿》在全国巡演，一连演了120场，观众多达17万人。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但背地里充满艰辛，当时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水阀已经锈住了，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可陈佩斯还是一场场坚持了下来。随后，他又制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多部话剧，累计500场次，观众超70万人。创造了话剧界的票房奇迹。
2014年，60岁的陈佩斯和杨立新合作演出了一部《戏台》，一则讲述大时代和小人物的故事。在《戏台》上映之前，陈佩斯就已经对大众言说：
本剧是一个寓言故事。寓言者，不便直说的事。拐几个弯，祗虚虚泛泛的一指。凡故事，自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有些倒霉事儿，能把当时的人，为难的要死要活，可事情一过，就成了后人的乐子，成了百姓嘴边的笑话。
这句话，颇有些“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味道。“让我们的儿孙辈永远看着它开怀大笑，痛痛快快地笑，而不要像我这样，说起这故事时总带着当事人的辛酸。”
陈佩斯的喜剧，内核永远是悲情。当看到剧中的侯班主，在强权的压力下，为了活命而委曲求全，让票友包子铺老板扮上西楚霸王，披着太监的红绿色鲜艳斗篷，热热闹闹地上场时；
当候班主被枪逼着更改剧本，演一出“霸王不别姬、过河见父老，并东山再起”的剧目时；
当结尾处，一束灯光打在老班主的身上，在四周黑漆背景的映照下，侯班主悲凉地独白着”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好啊！”时。
观众在笑过之后，免不了在心里替他鼻酸。陈佩斯说的哪里是戏台子的那些事儿，分明说的就是他自个儿。他的心酸，大概就是剧中所饰演的金班主的那一句“下辈子，再也不吃这碗开口饭了。"
而当被杨澜问到“是不是不想吃这碗开口饭了”时，陈佩斯立刻否认了，说：“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非常孤独，没有同行者的那种孤独。”
陈佩斯似乎总是这么孤独，不合时宜的独孤。当主旋律电影盛行时，他拍喜剧；当春晚流行相声时，他搞小品；当剧场还黑着灯的年代，他开始做起了话剧。
他的进退，从不看时代的脸色。
艺术的敬畏
相比现在一些大牌明星买别墅，开豪车。在生活上，陈佩斯极其简朴。他最爱吃的就是面条。而且能天天吃羊肉烩面也不嫌腻。每次上节目，他只穿上半身正装，下半身永远都是粗布裤子和一双布鞋，因为录节目一般只拍上半身。
他住在乡下一个普通的院子，开最便宜的车，甚至不太使用手机，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有一次倒是花钱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了几天，腰疼，又换硬板儿床了。无论衣食住行，他都不求奢华，只要让自己感到舒服自在就行。
陈佩斯是出了名的孝子。父亲在1999年生病（脑梗塞）后，他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套公寓。段嵘（北京台春晚导演）有次去他家，听见陈佩斯给父亲打电话：“你今天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太阳很好，我推你出去转转吧。“他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跟哄小孩似的，段嵘说，“一个孝子一定是个好人。”他如果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前回家，一定会过去看看。这么多年，每次都是他给父亲洗澡。
话剧火了之后，很多投资人，电视台送钱上门，邀请他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做真人秀的，陈佩斯都客客气气给人请了回去：“对不起，我这边还要忙话剧，一帮话剧演员要跟着我吃饭呢。”
他拒绝了一切浮华，不断给生活做减法，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凡此以外的，都可以舍弃。
在这个嘈杂、物欲的时代，陈佩斯看上去更像一个异类。娱乐圈有什么诱惑，他从不掺和，有的只是艺术上的苛责与追求。朱时茂说：“他太倔，太认死理。”但他的倔强，是出于对艺术的敬畏，也是他和这个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
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后，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有一个学生直接就下台了，陈佩斯马上叫住这个学生说：
“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是个演员，要懂得尊重舞台！”这就是那个倔老头儿陈佩斯。
在陈佩斯的影视公司会客厅里，挂着他的书法，郑板桥的《沁园春·恨》，这首词里有一个激愤癫狂的文人，怅问苍天：“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在浮躁的时代，他依然精心打磨；在攀附权贵时代，他依然保持傲骨；在贪婪的时代，他依然懂得舍弃，在躁动的时代，他依然懂得坚持。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饱尝了人生冷暖，他还依然是那个“长吁一两声”，绝不低头的陈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