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是什么？

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事物在历史学家的眼里看起来都是有来历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没有来历的。然后我们去追索每一样事物或事情的来历，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所有的来历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某件事情。哪一样东西没有来历呢？我们理解都是有来历的。

杨照先生

说中国是怎么来的，绝大多数人大概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干嘛要问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怎么来的不重要，而且今天就是这么一个中国，跟历史无关，或者觉得了解中国是怎么来的并没有那么重要。另外一种态度是：中国的来历，不是清清楚楚吗，中国怎么来的不是有一个固定过程和明确的答案吗？

不知道大家所知道的，所认为的答案是什么。我先说传统上，包括上千年的时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这个固定的答案就是：中国是从黄帝来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意味着一片地方，一种文明，一种价值，一套信念。后来在传统里对这个问题给了很简单的答案：这片地方原来就在，不用去管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文明来自黄帝；这个价值来自儒家，或者说来自周公孔子；这套信念就是跟西方不一样。讲完了。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答案。

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我清楚知道过去100年里，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么多比我聪明百倍、比我勤奋百倍，然后学术程度比我高百倍的这些人，他们在非常认真地问这个问题，然后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跟随他们的脚步，我们需要换一种态度。换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假装忘掉我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我们先说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我们想知道中国是怎么来的，然后就寻找答案，回到你有把握可以看到的、可以被相信的历史资料中。

安阳出土的商朝刻辞卜骨

02 甲骨文的颠覆性

从1899年开始，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偶然，在河南发掘出了大量“龙骨”，当时被卖到中药店。龙骨是中药店的重要药材，但是挖出来的人不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用我们今天科学的语言来说，龙骨就是动物骨头的化石，当时在中医中药里相信，龙骨磨了之后可以自做成药，是很重要的药材。龙骨被卖到中药店后，人们发现了很奇特的状况，就是有部分的龙骨卖去的时候，上面好像被小孩涂鸦，莫名其妙的涂鸦，刚开始挖出大量龙骨的农民非常痛苦，因为中药店不收，因为小孩在上面乱画了。可是这个奇特的事情传到了北京，就引发了当时一部分学者的兴趣，不见得是偶然，他们在探究很关键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是怎么来的。

这时候，《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参与其中，再加上另一位重要的大官（王懿荣），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很容易做，他们就把先出土的这一大批龙骨买回来，开始研究，就是甲骨文，是我们今天能够重新认识商朝的途径。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从1899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学者重新思考：中国是什么。他们从最古远的时候推导中国是怎么来的。接下来有几个突破性的事件，上世纪30年代安阳考古，挖出了殷墟，这是一个庞大的考古遗迹，这个就是商代的王所定居的地方，所以在那里挖出了宫殿的遗址，接下来宫殿的基石，然后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甲骨文。

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现场

1949年建国之后，到50年代，一方面跟随原来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领域出现另外一个新的工作，我们称之为叫“抢救考古”。抢救考古就是挖地基、修马路、盖大楼的时候，一挖出来东西就赶快找考古队。在那样的情况下，几十年里从国家到地方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挖了好多的考古遗迹，这个时候考古遗迹，尤其是越往下挖，它的时间越早，考古资料就越来越丰富，不允许这些探索中国起源的学者继续用传统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过去。

03 天才学者张光直

累积了这么多考古发现，尤其是在出现文字记录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的成就，到了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学者，这个人叫作张光直，他是我的老师。

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教书，可是他一生的心力都用在了中国考古的争议上。这是奇特的分工，中国大陆这边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那时候还属于中科院），他们到处去挖，去整理这些资料，可正因为是抢救考古，你们听到这个字眼就知道抢救考古不是规划设计的，是哪里出现了可能有的遗迹你就得去挖，到后来中央的考古队不够，省级的考古队不够用，甚至到县级的考古队，大家拼命地挖和记录，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就出了大问题：没有人整理，没有时间整理。

好奇怪，整理的工作谁来做呢？有考古学家但不能做中国考古的地方有两处，一个是台湾，因为台湾的这些考古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来考古，两岸的对立情况之下，即使要读中国大陆考古学的资料在台湾都是相对困难的，可是有一批考古学者在做这件事情。

更重要的就是张光直先生所带领的在美国的这些学术界的人，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看到和运用中国考古的资料，而且他们有这个兴趣，他们自己不能跑到中国来进行考古。张光直先生因为这些就成就了，其实真的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学术环境而有的特殊的突破，特殊的成就。

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发掘现场

张先生非常勤奋，非常聪明，我只有在张先生不在的时候敢替张先生说这句话：2001年张先生去世之前，全世界对中国考古学的资料，阅读最勤，用的最勤的是张先生，而不是中国大陆任何的考古学家。

因为中国大陆的考古学家都忙着真的做考古。

04  打破“一元中心扩散”说

张先生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他就把中国出现的所有的新石器时代到三代考古做了一个架构出来，这个架构，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可以推翻或者是可以取代它的。

这个基本的新的架构，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和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参考。

张光直先生从80年代开始做中国考古时代整理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自己也是考古学家，但他跟其他的考古学家不一样，他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个更高层级的大问题有兴趣，有思考的努力，他就是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他们没有彼此的影响，当时张先生是否读苏先生的东西，我不是很确定，苏先生什么时候读了张先生的东西，我也不确定，可是两个人几乎在同样一个时期，而且是同时发展，同时找到了这个突破。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平行研究，都是根据中国考古学的资料推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有更高的理由相信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张光直先生(左)和苏秉琦先生（右）在北大

他们最关键的一个结论，是重新解释中国的起源，推翻了过去不管是文献还是神话和传说，还是一直到早期的考古对中国文明起源最固定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元中心扩散说”。什么是一元中心？黄帝是一元中心，从黄帝开始产生了文明的突破，有了文明的内容，然后再传到其他的地方去。以前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学，也是把我们称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视为黄河流域一脉相承的前后两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

可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材料，这是你没办法选择的，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一直不断地告诉你：一元中心的方式不太对劲。

比如说苏秉琦先生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红山文化的考古。红山文化造成了太大的困扰，红山文化在哪里？红山文化在辽宁，辽宁离黄河流域的核心区域多远？大家稍微一想就知道，到了锦州，到了沈阳了。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一元中心扩散说，辽宁要出现这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应该相对是很晚的，可是红山文化的年代，不管你用任何方式去断代，它都非常早，我们现在基本上介绍至少是6000年前就有红山文化，它怎么可能是河南仰韶文化传播过去的呢？它实际上还比河南仰韶文化还要早。

我们看到河南仰韶文化，跟仰韶文化基本上非常类似的河北和山东的仰韶文化。到后来我们又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文化——马家窑文化，也是大约6000年前，这是从陕西一直到甘肃乃至青海，大概在同一时期就出现的，在发展程度上也相差不多的新石器文化。

所以回到所有的这些考古，它就是这些物件，就是地底下的实物，就是推翻不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就要修正我们以前对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

早期中国相关文化的分布

所以到了张光直先生和苏秉琦先生，他们就共同改写了延续不知道多少年的认知，让我们今天在考古学上对中国的起源有了这样的看法和说法。稍微完整一点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片区域，主要的中国的区域，简单说我们还把它当作黄河和长江流域，我们发现早在6000年前，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几乎是同时有了新石器的突破，新石器的突破包括出现了农业，出现了陶器，出现了用打磨的方式制造的更精细的工具。

苏秉琦先生的说法是“满天星斗”，同样的时间，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南边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好多地方都有了新石器时代的突破。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这个地区已经很多地方都有了人类居住，他们大概在同样的时间，各自，而不是互相影响，开始产生了新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之后产生了另外一项突破，就是他们有机会在生活的地区开始扩张。

因为那个时代的工具非常简单，文明的变化就相对缓慢，时间的单位比较长，所以接下来又花了大概3000年的时间，各个不同的中心，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就开始有了接触，开始有了互动，所以接下来进一步的突破，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的小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心，经过互动之后开始有了更大的组织，或者是更大的系统了。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把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与接下来的历史相联系的三代历史。

本文内容来自于《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是怎么出现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