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大概很少有人正月里没逛过厂甸，以及后来不怀念厂甸的。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画棚，那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书摊，那一个接一个的古玩摊，那火神庙中 光怪陆离、炫人眼目的珠宝玉器摊，那海王村里里外外数不清的玩意儿摊，那喊破喉咙的各式各样的吃食摊，那挤来挤去欢笑的、潮水般的游人，那错综摆放的大糖葫芦，那几十个连在一起、彩纸哗哗乱响的大风车 ...，这些哪一样不值得怀念呢？年年逛厂甸，年年逛不厌；时时想厂甸，时时想不厌。逛厂甸，真是迷人的事啊！厂甸，简言之，就是琉璃厂中心的范围，以十字街为中心，东西南北各不过里许路，包括火神庙、土地庙、吕祖祠、海王村在内。乾嘉以前，此地尚未形成街市，还是“造内用琉璃瓦”的琉璃厂所在地。厂门楼名“瞻云楼”，厂内有官署，厂外多空地树木，有石桥、土阜。直到清末，空地还很多。1916年，北洋政府钱能训做内务总长时，在空地上盖了海王村公园。192季年左右，又在宣武门与前门之间的城墙上开了一个新城门，名“和平门”，沟通了南北新华街，逛厂甸就方便多了。
在20世纪30年代，逛厂甸的走法是：出了和平门，过铁路，走到北师大附中墙外，就是画棚了。一间画棚走完又是一间，等一间间地看过去，己经到了电话局门口了。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风筝摊子，路旁高大的墙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大风筝。风筝摊过去，是卖“艾窝窝”“驴打滚”等吃食的摊子。随着簇拥的人群再往南，到了海王村西面，马路边上就是接连的卖玩意儿的摊了。那里人头攒动，是厂甸最拥挤的地方。卖大糖葫芦、大风车、“步步噔”的都集中在这里。再到东琉璃厂火神庙看钻石摊、珠宝摊、玉器摊，这一部分要花不少时间。然后出来往南徐行，看那数不清的古玩摊。约走里许再折回沿路西看那数不完的书摊，还有最精彩的“哈记”风筝摊。再往北边走，就己踏上归途了。这只是走马观花，己尽一目之时，如要细看，那就非几目不可了。厂甸摆出的小摊，最多的是书籍和字画。但是北京正月里天气寒冷，而且风沙多。别的东西露天设摊，可以把容易被风吹走的用重物压牢，即使冷点、脏点，也还勉强能行。独有字画，如果全部露天挂出来，一阵大黄风，势必吹它个七零八落，那卖画的哭黄天也不管用。因此厂甸设有“画棚”一一贴着北新华街马路两侧原师范大学、师大附中的围墙搭的芦席棚，有顶有墙，上装活络玻璃窗，光线很好，一间连一间，逶迤而去，形成世界上最别致的大众画廊。
逛厂甸的人，一到师大附中墙外（当年附中校门不开在马路旁，而是开在电话局胡同里），就可以进画棚走走。棚中挂满了各种字画。论形式，有大小立轴、各种屏条、各种对联，摆在条案上的各种插页、各式扇面。论内容，有各种山水一一青山绿水、写意山水、淡墨山水；花卉有工笔着色、工笔白描、没骨写意，有带草虫的，有不带草虫的；还有工笔仕女、工笔人物；书法中楷草隶篆、魏碑、章草各色俱全。论人物则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名画家，没有一个没有的，而且最多的是大名家一工笔仕女，不是唐寅，就是仇十洲；写意花卉，不是八大山人，就是白石老人；其他什么王麓台、恽南田、郑板桥、伍子贞、成亲王的墨迹，要多少有多少，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也许有人要问，哪里来的这些宝贝呢？老实说，这些画不少是假造的。逛画棚的主要目的是看热闹，自然是外行多、贪便宜的多，掌柜的主要做的也是这些人的生意。琉璃厂名画铺、南纸铺库房里堆的那些平目无人问津的假字画，全靠正月里弄到画棚去“出笼”。不过假中也有区别，记得曾用一块钱买过一幅萧谦中的小立轴，就是乱真之作，颇有可观。谁能小看画棚中的东西呢？不少行家也都徘徊在画棚中淘宝，“慧眼识英雄”，淘到精品的也大有人在呢。
清代震钧《天咫偶闻》记厂甸云：“晚归，必于车畔插相生纸，以及串鼓，或连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楂穿为糖葫芦，勇；数十，以为游帜，明目往，又如之。”所谓“串鼓”，说的就是大风车，只是为了文字典雅，故意用了怪名词，实际大可不必。厂甸的风车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是地道的风土工艺品，都是北京近郊农民制作的。他们利用冬季农闲，用高粱秆先扎成“目”字、“田”字、“品”字形的架子，用高粱篾片圈成直径三四寸的圈，中间做一小轴，东昌纸条染成红绿色彩，把圈和轴粘成一个彩色风轮。用胶泥做成铜钱大小的小鼓框，用两层麻纸裱在一起做鼓皮，制成小鼓。然后把风轮、小鼓装在架子上，风轮小轴后面用麻线绞一小棍，风轮一动，小棍便击鼓作声。如果风轮在风中不停地旋转，则小鼓便不断咚咚作响。大型“品”字形架上，可装二三十个风轮，便有二三十面小鼓，随风吹动，则一片咚咚鼓声了。逛厂甸时，一走近海王村前门，便是一片风车声。古人说一池蛙唱可代半面鼓吹，记忆中那厂甸门口的风车声，真不下十面鼓吹了。 逛完厂甸，高擎一个大风车回来，迎着春风，一边走，一边听响，洋洋自得。到家往门口一插，风车仍在风中哗哗乱响。不用问，隔壁邻居早就知道你逛过厂甸了。大糖葫芦和大风车一样，同样是厂甸的象征。《竹枝词》云：“往人毕竟难忘俗，糖蘸葫芦一丈长。”又道：“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串蘸冰糖。”京西西山上农民做的糖葫芦，用长竹签把山楂（俗名“山里红”）一个个地串起来，串成三四尺长的一大串，上面抹些饧糖，顶上再插上一面彩色小纸旗。实际上北京蘸冰糖葫芦很好吃，而这种几尺长的大糖葫芦，却是不能吃的。试想，串的都是未洗过的山里红，抹点儿饧糖，立在风沙中吹上半天，沾满泥沙，如何能吃呢？大家争着买，只不
过是为了好玩儿罢了。
厂甸的玩意儿千千万，但是逛厂甸如果不买风筝，那便是如入八宝山空手而回；写厂甸如不写到风筝，那也便是探骊失珠了。风筝是特殊玩意儿，要摆摊出卖，很占地方，又怕人拥挤碰破，所以不在海王村里面设摊。风筝摊有两大处，一在新华街电话局门口，在高墙上钉钉子，拴绳子，再挂上五彩缤纷的风筝。另一处在西琉璃厂路北，那里平时是一家粥店，早上起油锅，开炉卖粥、烧饼、麻花。到了正月里，粥、烧饼和麻花停业，专卖风筝，这就是有名的“哈记风筝”。近人孙耀卿《琉璃厂小志》中有云：“哈记风筝，厂中路北仁威观。”可能这里过去有个小的道观，但是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却只是“大沙燕”“花蝴蝶”，而不是“牛鼻子”老道了。厂甸的风筝可以说是天下闻名的，如果详述，那是要编一部专书的。近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记云：“风筝摊，即纸鸢也。常行沙燕，一尺以至丈二，折竹结架，作燕飞式，绘青蓝色，中安提线三根，大者背着风琴，或太平锣鼓，以索绕。顺风放起，昼系纸条，夜系红灯．三尺以上，花样各别，哪吒、刘海、哼哈二圣、两人闹戏、蜈蚣、鲇鱼、蝴蝶、蜻蜓、三阳开泰、七鹊登枝之类。其最奇者，雕与鹰式，一根提线，翱翔空中，遥睹之，逼真这也只是约略地说一说。
厂甸的高级风筝不但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而且材料也很特殊。六七尺的风筝往往是用绢糊成的，架子是整根藤条扎成的，色彩都是用石青、胭脂、泥金、泥银等颜料彩绘的，放风筝的绳子都是黄麻、青麻搓了又擦过蜡的。这样的风筝在当年要卖十块、二十块现大洋一个。前些年发现曹雪芹的作品《南鸢北鹞巧工记·风筝谱》，传说厂甸“哈记风筝”用的是曹雪芹创作的谱。“哈记风筝”的制作者是回民，回民尊称人曰“爸”或“把”，原是有音无字的，因而习惯叫“哈爸风筝”或“哈把风筝”。哈家自乾嘉以来，世代相传做风筝，名满都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己传了六七代了。哈家世居西城石虎胡同内果匣子胡同，数间小屋，世代为业。这里离清代的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很近，曹雪芹在“宗学”做过教习，与哈家来往是极有可能的。“哈记风筝”中的“瘦脚大沙燕”最著名，现在说起来，也是华胥一梦了。 厂甸是读书人神往的蓬山。《同治都门纪略》中的《厂甸》竹枝词云：“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从乾嘉以来，二百余年中，在京的那数不清的大师名儒、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家、书家、画家，从李南涧到缪艺风、从翁方纲到端午桥、从黄不烈到傅沅叔、从林少穆到张香涛、从越缦堂主人到苦雨斋主人，可以说没有一位没有和厂甸结下不解之缘的。鲁迅从1912到1926年在北京住了十五年，没有一年不逛厂甸。最多一年，在短短的半个来月会期中，接连去了七次。可见厂甸与学人关系之密切了。
厂甸又是都城妇女正月里的游乐胜地。在嘉庆年间，得硕亭《群珠一串》竹枝词就写道：“琉璃厂甸又新开，异宝奇珍到处排。妇女摩肩车塞路，都言看象早回来。（每逢得幸过象之目，车马尤多，故云尔一一原注）”厂甸有数不清的首饰摊、玉器摊，各种玩意 儿 ，各种甜食，还有数不清的游人。爱赶热闹的都城仕女，大正月里，哪一个不争着去逛逛呢？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曲院勾栏都移至南城，离厂甸近在咫尺。近人陈莲痕《京华春梦录》云：“每当辰巳之交，游人己集，勾栏姊妹，辄薰沐靓妆，至此招摇，少年好事，又多追随香车，甚至夹毂调笑，勇；所不禁。” 厂甸更是孩子盼望了一年的乐园。正月里，学校放假，家中无事，每个人口袋里又多少有几个压岁钱，逛厂甸去，买“黑锅底”“大沙燕”，买“步步噔”，买空竹，买大糖葫芦。爷爷带着孙子，姥姥带着外孙女，男女老幼，呼亲唤友，整个京华九陌，皆倾城而出矣。夕阳西下，厂甸路上游人络绎归去，有的乘车，有的步行，但都扛着大糖葫芦，大风车在扑面的春风中哗哗乱响，个个都像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