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人需要有“永州精神”,那永州精神的根基在哪?

永州人需要有“永州精神”,那永州精神的根基在哪?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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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需要有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我去过很多城市,感觉都有自己的精神,让我回想,“永州精神”是什么?我有些茫然。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建筑风格、市民素质、价值取向的综合体,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城市精神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鲜明的旗帜导向作用与不竭的动力源泉作用。城市精神譬如一面旗帜,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思想灵魂,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引领着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

永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生生不息,肯定一直就有一种精神、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永州人去奋斗、去拼搏,那这种精神是什么?我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去提炼“永州精神”,但我翻开永州历史,永州人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染,也深深地烙下了历史文化的印迹,从这里肯定能找到那股力量、那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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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舜文化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史称五帝。在五帝中,舜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奠基者,也称为道德始祖。舜,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所在的部落名虞,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因此舜帝又称为有虞氏,史称虞舜。又因舜的双眼有重瞳,故名重华。相传尧为部落首领联盟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命舜摄政。舜摄政后巡行四方,尧去世后,舜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又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相传禹继位后,舜巡狩到南方,最后“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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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把伦理道德观念引入社会管理,使之成为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最先举起舜文化大旗的是孔子。出于建立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孔子十分推崇舜确立的伦理道德思想,并把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作为一种统治制度即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载:“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自从孔子举起舜帝的旗帜,经孟子补充完善,于是舜帝的人格、作为及其伦理道德思想成了儒家思想的源头,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源头。因此,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自虞舜始。”

在夏代,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而祭舜。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东巡至云梦,望祭九疑舜帝陵。汉武帝时,将以舜文化为源头的儒家思想尊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新莽时期,王莽为使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把自己说成是舜的后裔,并在九疑山修建“虞帝园”,把零陵郡改名“九疑郡”,把营道县(今宁远县)改名“九疑亭”,无非也是借重舜帝这块牌子。从此以后,对舜帝的祭祀逐步形成制度。明洪武四年(1371年),将舜庙由九疑山玉琯岩旁迁至舜源峰下,置守陵户,并定下三年一祭制度。

舜帝晚年是在潇湘流域一带度过的。他的思想观念、爱民勤政行为和高尚情操,在当地人民中间产生了深刻影响。历代帝王对舜帝的各类祭祀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影响。可以这样说,自从舜帝南巡后,以舜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就一直深刻地影响和教化着古代永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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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家思想和理学 

儒家思想是整个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正式列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封建阶级的正统思想,同时,由于舜帝葬于九疑山,也在客观上加强了儒家思想对古代永州的影响,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永州籍思想家,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是周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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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尧卿(994—1045),北宋经学家。字子俞,永明(今江永)人。警悟强记,以学行闻名。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历任连州、衡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高安、宁化知县,后通判饶州,积官至太常博士。《宋史▪周尧卿传》载:范仲淹荐其经行可为师表,未及用而卒。其治学不专于传注,问辩思索,务求通晓。尤其长于《毛诗》、《郑诗》及《左氏春秋》。与周敦颐并称为北宋“潇川两先生”。著作有《诗说》、《春秋说》各30巻,《周子瑜文集》20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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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后,作为继承与发展儒家思想而成的理学迅速兴起。由于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是道州(今道县)人,加上周敦颐又在永州当过3年通判,因此北宋以来,理学对永州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其广度和深度远较唐以前儒家思想的影响为甚。

周敦颐(1017—1073),道州营道(今道县)人,北宋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而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经他的学生程颢、程颐等人的继承和发展,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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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为“道州濂溪书院”亲自题额。北宋以后,永、道历代官学、私学无不塑周敦颐像以供顶礼膜拜;历代儒生,无不推崇周敦颐;州县所立书院,也多以“濂溪书院”命名。理学的盛行,在永州培养了一批有理学造诣的儒生,他们“在北宋者,闻周、程之风;在南宋者,衍朱、张之绪;在有明,则宗阳明。” 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中的经、史二集,辑录永州籍作者的哲学思想书目达80多部,均系北宋以来所作。

(三) 佛道思想及柳宗元哲学思想

 道家思想和道教在永州境内传播较早。晋安帝(397—418年)时期,当时的零陵郡境内已经建有道观。其中见诸文字记载的有九灵观,在今宁远九疑山。南朝梁代,今宁远境内又建有无为观、炼丹观、黄庭观道观。佛教传入永州的时间不晚于南朝。南朝齐代,今宁远境内已建有佛寺——永福寺。这是永州境内最早见诸记载的佛寺。到了唐代,永州各地寺、观数量达到1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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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寺观大量增加。清康熙年间,永州各地寺观发展到356处,其中寺127处,观93处,庵56处,庙30处。仅永州城内的寺观庵庙就有36处。解放前夕,永州境内尚有寺观200余处。其中著名的有高山寺(在今零陵区)、阳明山寺(又名万寿寺,在双牌县阳明山上)、塔下寺(在今蓝山县塔镇)。佛、道二教在古代永州(零陵)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僧人和道士。其中对佛学造诣较高的有:唐代怀素,宋编《七百高僧传》中有传,绿天庵僧;宋代安禅师,太平寺(位于今零陵城内)僧;明代秀峰禅师,阳明山寺僧,有《阳明语录》问世。对道学造诣较高的有元代的王真人,修炼于零陵阳和山,元初赐观额“万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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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曾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谪永州达10年之久。他的哲学思想对古代永州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天对》、《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封建论》等。他反对韩愈的天有意志,能赏罚祸福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天地、阴阳都是自然物。“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其焉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天说》)。这些观点,抨击了当时的因果报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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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物质性的元气自我运动的结果,所以天和人是“各不相预”的。“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治)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他的社会历史观也是进步的,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不彻底的,其社会观也未超出封建道德的范畴。同时,他对佛教妥协,有着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柳宗元谪居永州达十年之久,他的思想无疑对永州人士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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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文化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随着殖民经济的扩展,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逐步渗入永州各地。特别是西方宗教的传入,客观上加速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1889年,天主教传入永州;1903年,基督教(新教)传入永州;中华循道公会和中华圣公会,也分别于1903年和1904年传入永州。这些教会,通过各种宗教活动,以及办学、建医院等方式,传播西方宗教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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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永州及其在外地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李达(1890—1966)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启汉(1898—1927)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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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马列主义在永州加速传播。1924年,参加过组织和领导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韦汉(1892—1939)回到江华,积极发展党组织。1925—1926年,先后建立了中共江华县立高小支部、城厢支部、秦山支部,发展党团员100余人。这是江华县也是永州市境内最早的第党组织。1926年元月,在雷晋乾、王一分(王首道)等人的筹建下,建立了中共祁阳特别支部。1926年7月,在夏承虞、胡国镇、李宏烈、胡祖舜等人的筹备下,建立了中共蓝山支部。同年秋,在唐浩、舒翼、李义亦、陈奉石等人的筹备下,建立了中共零陵县直属支部、县农会支部和县总工会支部。同年10月,在欧阳立、陈清河、胡冠军、杨绩等人筹备下,建立了中共道县特别支部。同年12月,中共宁远支部、中共新田支部先后建立。这些党组织建立后,在各县境内广泛开展宣传马列主义、新三民主义和培训革命骨干的活动,发动、组织和领导农民、工人、学生及其他阶层民众进行革命斗争,帮助建立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所有这些活动,都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永州的传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批永州籍共产党员人,如陶铸、江华、何宝珍、王涛等,逐步成长为党组织和革命军队的领导骨干。1927年夏,共产党员唐克由外地回到零陵,联络当地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于蔡家埠及湘桂边界一带。同年9月,因“宥日事变”转移外出的中共零陵总支委员陈奉石,回到零陵重建了地下党组织。在江华县,韦汉副食党组织成员分散隐蔽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并建立起农民自卫军。同年11月,刘东轩受党派遣,到祁阳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起中共祁阳县城区支部,陶铸也回到祁阳参加中共祁阳县委选举和部署除夕暴动。上述党组织在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下,秘密发展党员,动员组织当地农民和工人,开展革命斗争,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时,先后两次经过永州。途经永州城乡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爱护群众,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播下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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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永州境内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2月,共产党员胡大年等在零陵县筹建中共零陵中心支部,联合外地来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零陵组织青年战士工作团、中小学业余歌咏队和抗日救国宣传话剧团,开办生活书店、工农夜校和伤兵之友社,利用这些阵地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与此同时,

一批共产党员人站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最前列。韦汉、刘国安等人组织抗日武装,在永州各地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永州境内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人,为配合解放军大军南下作战,在永州各地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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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记

永州人从古到今都在潜移默化的受这些文化浸染,在灵魂深处都能看到这些文化影响的踪迹,也就形成了永州人的共同性格。

永州人是善良厚道的,宁远、东安的德文化,新田的孝文化都深深扎根在永州的性格中。

永州人是吃苦耐劳的,生活在湖南边缘城区,古朴的农耕文化和欠发达的经济,大多的熬过苦日子,也就塑造了永州人吃得了苦,耐得了劳的性格。

永州人是睿智的,有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永州历朝历代能人辈出,如怀素、周敦颐、何绍基、宾步程、蒋先云、李达、陶铸等,影响着湖南、乃至全中国。

永州人是……

也许这就是永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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