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习近平“聚同化异”论与“一国两制”方针》。

作者指出

“聚同化异”论是习近平的辩证思维的体现与方法论的创新，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与求同存异之说的辩证统一互动，更是传承了毛泽东如何解决矛盾的哲学思想。习近平运用于两岸关系中的“聚同化异”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如果用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去重新认识“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当有新悟。

文章内容如下： 

一、习近平首次提出“聚同化异”论 

“聚同化异”，这一名词在中国古籍中也难于寻觅到，就更不要说用于中共的国家治理政策当中了。但是，习近平非常重视这一名词，不仅常常用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的论述中，还用于两岸关系的论述中。可以说，“聚同化异”论是习近平的辩证思维的体现与方法论的创新。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四点是：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对两岸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难题，国共两党都要勇于面对，汇聚两岸同胞智慧，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双方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关键是要“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只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两岸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在此，“聚同化异”的提法十分突出，成为了中共对国民党的新要求，与过去常提的求同存异有所不同，因而引起了两岸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求同存异之说，大陆官方过去用得很多，各界都非常瞭解其意思，但是，对于“聚同化异”的认识，就比较贫乏，更加谈不上统一的认识。 

2015年5月2日，朱立伦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时就提到：希望两岸除了求同存异，更能“求同尊异”，尊重不同的声音。其实，早在2014年6月26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拜会新北市长朱立伦的时候，朱立伦就当面表示，两岸交流要发挥同理心，不止“求同存异”，更要“求同尊异”，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就是在不同声音、多元社会里的最大共识。他说，两岸关系过去强调“求同存异”，但在同理心思考下，应该“求同尊异”，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及决定，这是他的基本态度。 

显然，习近平不同意朱立伦的“求同尊异”之说，并以“聚同化异”论来回应了国民党提出的问题。共产党的坚持与国民党的蜕变，在此一刻已经展现。此后，“求同尊异”之说即告偃旗息鼓。 

在讨论“聚同化异”之前，必须了解和而不同以及求同存异之说的历史渊源。和而不同是孔子的光辉思想，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求同存异则是周恩来的辩证思维方法之要津。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主精神，以及互相尊重的平等精神。大陆专家比较一致的解读是：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和而不同思想是高度重视、高度肯定的，在外交领域长期作为指导思想来贯彻运用。2002年10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于此，可知中共对和而不同的标准的哲学解读。 

至于求同存异之说，则非古人的原句流传，它是现代的中共领导人、思想家周恩来的思想创新。 

根据资料，中共中央统战部研判，求同存异这一重要思想是周恩来在大革命时代前后提出来的。1923年7月，周恩来在《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一文中指出:凡是“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懂得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区别性”，“‘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把自己孤立起来”。周恩来用“统一性和区别性”的辩证统一，第一次对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中共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周恩来把求同存异思想贯彻于中共统一战线的运作中。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地区举行的没有殖民主义者参加的第一次历史盛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各国普遍接受，为会议成功奠定了基础。亚非会议是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的创新，万隆会议的精神最终导致了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求同存异从此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评价周恩来的求同存异说：“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在处理与各国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不同点。周总理不仅提出并倡导求同存异的思想，也非常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共同点”。① 

同时，唐家璇还指出：“周总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争议问题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都是对周总理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直至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要用“聚同化异”来促进中美关系。 

2014年7月9日，在当天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题为《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只要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此后，在涉及国家关系的领域上，习近平频频使用“聚同化异”一词。如前所述，在2015年5月4日则首次用于两岸关系上。 

二、“聚同化异”论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创新

“聚同化异”论充满了哲学新思维，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与求同存异之说的辩证统一互动，更是传承了毛泽东如何解决矛盾的哲学思想。 

专家分析说：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体现了辩证思维丰富内容。“求同”就是寻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条件。求同存异又可称为“辩证求同”。⑴异中而求同——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统一。⑵求同不求异——“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⑶求同又存异——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⑷存异以待同——质变与量变相统一。周恩来强调“存异”，既不是对差异置之不理，更不是有意去“求异”，而是“存异以待同”。它有两层含义：其一，引导差异向共同点转化。其二，防止“小异”向“大异”转化。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则可以称为“辩证化异”，在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关键在于如何掌握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一，在经过了求同的基础上，把已经基本形成的共同点予以强化，“聚同化异”是求同存异的升华，求同存异是“聚同化异”的基础。没有求同存异，也就不可能进行“聚同化异”。只有“聚同化异”，才是求同存异的目的所在。求同存异不能静止不动，静止了，就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经历了求同存异的阶段，“聚同化异”就有了发展的可能。习近平2015年7月15日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时说：“展望未来，我们应谋求从求同存异升华到‘聚同化异’，聚利益、责任、挑战之同，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之异，打造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党际关系。”这一段话，清楚地阐述“聚同化异”与求同存异之间的辩证关系。 

必须指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的存异是不存原则之异，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习近平的“聚同化异”同样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化解已经存在的有害原则之异。所以，周恩来重点在求同，习近平侧重于化异，甚至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这样的以前绝对认为必须存异的异，习近平也要求化解。 

第二，存小异，化大异。也就是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要抓住主要矛盾。习近平对朱立伦的讲话中，重点突出了两岸关系存在的大异为何，即为：政治互信与政治分歧。两岸长期以来没有巩固政治信任基础，导致政治分歧难于弥合。习近平在另外的场合还进一步说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着眼长远，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事实如此，两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政治互信与政治分歧的矛盾。至于其它方面的矛盾，则有可能是小异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习近平“聚同化异”论，正是要求两岸必须共同捉住主要的矛盾。 

第三，把阻碍同的小异遏制在成为大异的转化过程中。也就是要把握矛盾的主要和次要的方面互相转化关系。习近平这一段论述，是精辟的注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这也不要紧，我们共同努力解决，但不应让它们影响两岸同胞发展关系、合作交流。”这些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⑴是暂时的不要紧的问题。⑵是次要的矛盾。但是，不应让它们影响两岸关系这样的说法，就是要把两岸现存的次要矛盾控制好，绝对不能又转化为重要矛盾，使得原有的主要矛盾更加突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这样论述矛盾的特殊性：“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就是要求两岸一起把握好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长期使用于国际关系中，但是，在两岸关系中用得还是比较少，究其原因，两岸关系目前仍然处在反复期，台湾政党轮替周期导致两岸难于进入求同存异阶段，因而“聚同化异”的运用时机还有待发展与成熟。然而，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已经在大陆一方开始实践，必然对今后的两岸关系发挥越来越大的决策影响。

三、两岸关系与“聚同化异”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 

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后国共两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这是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首次举行会谈，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胡连会达成五项共识：⑴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⑵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⑶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⑷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⑸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此后至2013年，胡锦涛与连战会面达12次之多。 

2008年至2016年，马英九国民党赢得选举，重新执政。在国民党之后执政的8年中，胡连会五项共识，除了第二项之外，其它4项都基本完成与正在构建中。至此，和平发展的形势与和平发展的理论，都进入了创新期。到了蔡英文民进党夺取政权之后，两岸关系何去何从？和平发展何进何退？从中共与大陆方面来说，更是有待新的理论与新的实践。 

民进党蔡英文执政至今，因为坚拒“九二共识”，导致原来两岸之间的由国共共同构建的政治互信基础被破坏殆尽，原来两岸不断在缩小的政治分歧，又重新被扩大，被撕裂。故此，在这样的两岸对峙对抗阶段，在两岸政权体系之间，别说“聚同化异”不可能，求同存异也不可能，和而不同也不可能。因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⑴对于两岸分裂之主张，大陆绝对不可能和此而不同。⑵对于台独主张之异，大陆绝对不能求同存此异。⑶如是，“聚同化异”就必须暂时搁置。 

习近平早就描述了这样的两岸危机：“九二共识”对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做到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 

习近平的话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中国之同，两岸关系政治之异就会成为摧毁一切之同的主要矛盾。

怎么办？两岸政治关系就理所当然进入了斗争期，通过斗争转变矛盾，转变异同。然而，在两岸关系中的民间层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乃至“聚同化异”，都应该是不离不弃的哲学思考。 

习近平说：“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特定的心态。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熨平心理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但更有信心。亲情不仅能疗伤止痛、化解心结，而且能实现心灵契合。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在另一个场合，习近平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同时，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陆13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 

这两段话，深刻地表述了习近平在关于异与同的方面，对台湾同胞的多重并举思维。 

第一，尊重历史差异。这个差异是既有的存在。习近平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因为历史而存在的台湾特定社会心理，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必须正视，不可无视。这就是存异之意。 

第二，尊重社会心态差异，但是，这个差异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可以通过方式方法拉近的，也就是可以化异的。 

第三，尊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差异。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必要去否定之，和而不同即可。“一国两制”方针就是确定台湾的社会制度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可以共存，没有要用一个取代另外一个的意思。 

第四，在存异上求同，在聚同上化异。“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习近平还说过：“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这其中的四个“共同”，来自历史，也来自现实，更是连接未来。所以，这四个“共同”，实际上包含了和而不同之同、求同存异之同，更是彰显了“聚同化异”之同。有了这四个同，就能够让两岸同胞化解心结、迎接超越差异的未来。 

不过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在重大的政治原则方面，习近平是不赞同尊异的。因为一旦尊异，就有可能陷入“一边一国”、“两个中国”的分离主义思想陷阱中，在两岸关系中变成无为而治，更加突出了两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四、“一国两制”方针与“聚同化异”

“一国两制”是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如果没有周恩来力倡及推行的求同存异思想，没有中共长达数十年的求同存异实践，就没有可能诞生、形成并在港澳地区率先落实“一国两制”。 

但如果用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去重新认识“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当有新悟！ 

“一国两制”方针既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又是两岸统一之后的具体政策安排。“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一国两制”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为解决祖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中国主权的问题而提出的基本国策。 

也就是说，“一国两制”之同，在于一个国家之同，“一国两制”之异，在于两种制度之异。“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为求一国之同，存两制之异。一国与两制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对此，习近平有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论述。 

北京专家对“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与“一国两制”方针的辩证统一关系有过深入分析，可供参考：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既有诸多联系又有一定不同之处的范畴。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都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要尊重这些差异；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对待差异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保存这些差异，或者是以适当的方式缩小或消除这些差异。

与求同存异最为接近的范畴则是“和而不同”。它们都是在“求同”、重“和”的基础上“存异”、保留“不同”，以开放性促进事物之间的相济相生。西周思想家史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此，“和”蕴含着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则是在追求统一的大前提下承认差异和包容性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它的目的是实现新的“和”，以达到新的境界——“聚同化异”。

我们可以把“聚同化异”看成是“求同存异”发展的一个新层次、一种新境界。与其相关联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范畴是“中庸之道”。“聚同化异”与“中庸之道”的关联主要在于正确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力求在对立两端之间找到内在的共通之处和适当的解决办法，聚其“同”，取其“中”，执两用中，让相同的正确的东西得以不断聚合、扩大，使不正确的东西和不同的见解逐渐化解、消除。

九二共识的达成是实践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果；推进这一共识得以健康发展，又有赖于“聚同化异”的贯穿。“聚”，要有耐心和智慧，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化”，要讲求自然顺畅，疏通引导，通过各方不懈努力，化解异见。只有这样，才能由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升华到执两用中、“聚同化异”，努力形成和扩大以“九二共识”为主体的共识群，将这一共识群推向一个新的层次，进而在新的层次上实现求同存异，并由此到达更高层次的新的“聚同化异”。如此，在不断往复发展共识群的良性循环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事业的深化展开。② 

此一论述，可以让大家更加充分地瞭解不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实践。与此同时，还可以从习近平的具体讲话中观察其辩证思维在“一国两制”方面的运用。 

习近平任职以来首次在会见台湾客人时提及“一国两制”，是在2014年9月26日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的时候，习近平这样说：“在涉及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会有任何妥协和动摇。1949年以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具体分析来看，习近平这一段话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实践“一国两制”的“聚同化异”辩证统一关系：

01

必须聚合三个认同，一是国家统一认同、二是民族发展认同、三是两岸一中认同。这三个认同必须是两岸一致的，如果有不一致，也必须向聚合推进。这样，一国的认同才牢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落实才有依靠，才有共同基础。否则，就不存在落实“一国两制”的可能性。

02

必须化解两岸之间对“一国两制”最大的歧义，即两岸统一与领土和主权的关系。在这里，两岸统一是否为领土和主权再造，当为目前两岸彼此之间最大的不同认知。这个异，不可能留存，必须化解之。如果容纳了这个异，就会导致原来的存社会制度之异，质变为存领土和主权之异，变为存两个国家之异，导致一国的基础荡然无存。

03

“一国两制”的前提是和平统一，也最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就是“一国两制”最大的同，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心愿、共同的未来。 

从港澳地区对“一国两制”的实践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主要表现在：⑴港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护。⑵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⑶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整体经济保持增长。⑷包括教育事业在内，各项社会事业迈上新台阶。⑸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 

但是，香港的“一国两制”问题也不少，尤其在同与异的关系方面，把握是不精准的。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时论道：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在中英谈判时期，我们旗帜鲜明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具体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与此同时，在“一国”的基础之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只有这样，“一国两制”这艘航船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其实，在这段话中，习近平指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及时有效地通过“聚同化异”，使得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的原则方面更加巩固，在两制的维护方面更加和谐，有效遏制异的恶化。事实说明，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仅仅求同存异是不足够的，如何“聚同化异”，是遏制新的矛盾产生的必然的哲学思考。 

由此可以归纳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国两制”理论在两岸关系中的实践，必须通过“聚同化异”的辩证统一方法。聚大同、才能化大异。要由被动到主动，再由主动到行动，才能聚、才能化。无论是在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中，还是在统一之后两岸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运用中，习近平“聚同化异”论是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一国两制”大政方针今后要在两岸关系中获得成功，需要具体的政策内容支撑，更是离不开哲学的深度思考。 

对于如何在台湾宣导与运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台湾统派专家纪欣有非常精辟的分析意见，值得在此一记：“一国”除可表明两岸根本是一个国家，还有以下几项作用：

⑴“一国”是检验台湾朝野政党是否真正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最直接、最有效方法。例如，国民党既表示支持“九二共识”，就不能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否则又与台独、独台有何差异？

⑵“一国”标示出两岸的政治分歧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不应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这可排除美、日等国对两岸关系的不当干预，也可杜绝台湾有人幻想以美日作为“抗中”、“拒统”的靠山。

⑶两岸既是“一国”，两岸同胞自是一家亲，而且任何一边都应给予另一边同胞享有同等待遇。大陆正全面朝此方向大步迈进，台湾当局即使暂时做不到，至少应停止处处歧视刁难陆配、陆生。

⑷除“一国两制”外，政学界提出的邦联、欧盟或大屋顶一中等统一模式，都有先把中国拆成两个国家，再来进行统合之虞，吾人应谨慎对待，加强沟通。③ 

关于两制问题，纪欣的分析如下：

⑴台湾大多数人反对“一国两制”，除因“一国两制”被政治人物刻意污名化外，也在于对“一国”或统一有所疑惧，而非对“两制”有意见。

⑵台湾在经济上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采多党政治、普选制度，虽已产生诸多致命的弊端，但大多数人仍相当坚持维持现有制度及生活方式。只有当两制获得保证及保障时，制度之争才不会再是台湾民众“拒统”的理由。

⑶两岸实行不同制度，就不必在制度上竞争，尤其，台湾不应对大陆的制度说三道四，更不应受外部势力利用，刻意干扰大陆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陆相关单位有必要更积极，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台湾同胞解说大陆当代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人权保障、少数民族政策等，台湾同胞也应抱着学习的态度虚心瞭解。 

可知，“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乃至理念不被污名化，并且要为台湾同胞接受，当前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唯有采取“聚同化异”的方式方法，逐步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宣导与实施，才能够日久见人心，终将被理解。 

注释： 

①《唐家璇谈周恩来外交思想：求同存异是突出特点》，中国新闻网，2011-09-07。 

②《“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光明日报，2015-10-23，作者:王耀华。 

③《“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12月号，总第240期，作者：纪欣，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

来源：中评网

作者：郭伟峰

责编：桃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