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刚：民国时期书院研究述评
书院是中国所特有的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身的文化教育组织。它围绕讲学、著书的主要目的，开展藏书、读书、教书、讲书等各种教育活动，既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学风士气的形成、思维习惯的养成和社会教化的推广。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全面实施学校教育，使具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的书院制度彻底解体，一瞬间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书院办学及研究进入相对沉寂阶段。但20余年后，书院研究突然兴盛，一大批知名学者相继发表相关论著，在3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
民国时期的书院研究概况
据笔者搜集统计，民国时期出版、发表的有关书院研究的论著有近70余种。从研究内容上分析，首先，书院制度是研究的重点，如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l934年出版)、《中国书院制度之东渐》(载《学艺》第16卷第1、2、3期);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师范学院与书院制度》(载《青年中国季刊》第1期);梁瓯第的《宋代的书院制度》(载《社会研究季刊》第1卷第1期)、《元代书院制度》(载《现代史学》第3卷第2期)及《明代的书院制度》(载《现代史学》第2卷第4期);李牧白的《中国书院制度论》(载《教育学报》第2期);林永熙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载《大夏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这些研究涉及到书院的讲学制度、藏书修书、师生管理、教学风气等各个方面。其次，地方书院(志)研究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载《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4期);王兰荫的《河北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第25、29期)、《山东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第29期);吴景贤的《安徽书院沿革考》(载《学风》第4卷第7期);洪焕椿的《明清间之浙江三大书院》(载《读书通讯》162期);雷震的《广西宋元明书院纪略》(载《广西省通志馆馆刊》第2期);陈东原的《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载《民铎杂志》第7卷第l、2期);沈思孚《上海龙门书院纪略》(载《人文月刊》第8卷9、10期)等。这些研究往往针对个别书院做区域性、个案性的研究。
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看，既有书院通史性的成果，如陈东原的《书院史略》(载《学风》第1卷第9期)，胡适的《书院制史略》(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3期)，李景铭的《历代书院沿革考略》(载《师大月刊》第1集)，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集111～115期)等;又有针对某个时期的断代史研究，如钱穆的《五代时之书院》(载《贵善半月刊》第2卷第17期)，邓之诚的《清季书院述略》(载《现代知识》第2卷第2、3期)，陈东原的《清代书院风气之变迁》(载《学风》第3卷第5期)等;还有针对书院的某项内容的专题史研究，如班书阁的《书院藏书考》(载《北京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3期)、《书院兴废考》(载《女师学院期刊》第2卷第1期)、《书院掌教考》(载《女师学院期刊》第1卷第2期)、《书院生徒考》(《女师学院期刊》第3卷第1期)，吕方的《历代书院诸生考》(载《新东方》第2卷第2期)，盛朗西的《宋元书院讲学制》(载《民铎杂志》第6卷第1期)等。
从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时间上看(见图1)，20年代有8种，占总数的12%;30年代有38种，占57%;40年代有21种，占31%。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大批学人沉浸在如何摆脱民族危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考中。学者们将抗日救国和弘扬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将研究传统文化与培养爱国情怀紧密结合，透过阐明书院精神，振兴民族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于是，书院研究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迅速地凝聚学术力量，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将近代书院研究推向顶峰。
二
民国时期书院研究兴盛原因探析
在20余年的时间内，书院研究迅速掀起高潮，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其缘由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从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通过对新式教育的正反两方面反思，学者们意识到，在教育改革中应充分地重视和吸收传统教育的优点，而书院是传统教育的精华，自然备受重视;另一方面，从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将书院纳入“国故”整理的范畴，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促使传统学术文化的复兴，也推动了书院研究的发展。
1.对新式教育的反思，促进书院研究的兴起
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兴起。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传衍而来的教育制度逐渐被新教育制度所替代。但如何建设新式教育则一直困扰着教育界，时而以日本为榜样，时而又以欧美为楷模。“自清末至民国四年，日本式之教育制度当权，教育者及社会上一般人士亦感其弊害，并思设法改正之，然而未闻有人提及从旧制度中求医方，而转思直接采用德国制以补救之德国的军国主义教育随之而去，美国民治教育大盛，于是转仿美国。”新文化运动前后，在“民主”、“科学”的激励下，世界各种教育思潮相继传人中国。“夫今之所谓新教育者，亦多端矣。日练习主义之教育，日试验主义之教育，日实用主义之教育，日动劳主义之教育，日人格主义之教育，日新理想主义之教育，曰自学辅导主义之教育，日杜威之教育，日蒙台梭利之教育，纷纭逞说，各有优异。如临百戏斗巧之场，如入万花争妍之圃，前瞻后盼，耳目眩瞀，诚另人昏迷颠倒，莫知所始从也。”新的教育理念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但是在学习西方，推进教育改革中，逐步暴露出简单“仪型他国”、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弊端，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日益显现。“今我国教育者，辄喜夸谈欧美之学制，而不究国民根本急需，务迎合世界教育之潮流，而不知国内教育之病象。国外之学说新法，输入未为不多，然介绍者多采零碎贩售之术，施行者乃有削足适履之苦。往往有介绍此说者己亦不求甚解，而彼说又唱高调，趋时之徒，莫名其妙。”面对这种情形，教育界忧心忡忡，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批判和反思，“新教育中国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27年，庄泽宣就明确提出：“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对新教育的改进和研究必须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逐渐成为教育界的共同呼声。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中提出：“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许多教育学者开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探索中国化新教育的发展，纷纷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在中国教育历史的研究上。“所以现在国内研究教育的人，尤其是在欧美日本习过教育的留学生，他们研究教育的工作渐渐踏实了，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渐渐回顾到本国民族性的优点和劣点，以及本国社会一般民众的实况和需要了。”舒新城还向教育界发出呼吁：“望教育者对于本国之历史往迹，社会现状多多留意，将随便仿袭之精力移向于独立创造之上。”总之，对新式教育的反思促成学者们意识到，在运用西方教育制度时，需要借鉴传统的经验，努力使中国教育走民族化的道路。
作为一种教育资源，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显示出教育活力和存在价值。于是，在检讨新式教育成败的经验教训时，学者自然重视到书院发展，希望借鉴书院精神，来革除新式教育的弊端，寻求一条适合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对书院的办学特点进行了较客观的归纳。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不加分析地“争毁书院，争誉学校”。他指出，被废弃的书院在“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个方面的优点;而现代学校“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等方面的不足。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同年12月及次年2月，胡适也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书院制史略》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他还将书院与当时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胡适强调，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并号召学界重视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
2.“整理国故”运动及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动书院研究的兴盛
在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采取了全面反传统的态度，试图通过反传统来推进西化。当时，学者们并非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所在，只是认为，着意去发掘和保存这些精华，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他们看来，从传统中发掘资源还不如从西学中直接取用，这样可以收获更多。但事实上，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并没有挽救中华文明，反而导致思想学术领域呈现一片动荡混乱的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战后出现的世界性政治动乱、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使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属性。受此影响，国内思想界出现一股“回归传统”思潮，由此而引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30、40年代传统学术文化的复兴，为书院研究兴盛提供了新契机。
随着一大批留学欧美学者归国后，他们亲身感受和目睹到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产生了对继续走西化富强之路的种种疑虑。他们认识到，文明的发展是各种文化的扬弃与融合，移植西方文化需要合适的民族文化的土壤，并尝试着从自身的历史文化源头中，思索未来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胡适便是这批学者中的杰出代表。早在1912年留美期间，他就指出：“造新文明，非易事也，尽去其旧而新是谋，则有削趾适履之讥;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则有买椟还珠之诮。必也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换言之，他主张在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异同的基础上，将二者融会贯通，以造成中国新文明。在新文化运动后期，胡适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揭开“整理国故”的大幕。他所提倡的“整理国故”，既不是把传统文化统统抛弃，也不是崇尚盲目自大的守旧论，而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实现“再造文明”的目的。为此，他还拟定了一个包括民族史、思想文化史、语言文学史、经济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的“总系统”。1919年3月，《北大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的《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他指出：“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可见，胡适等提出要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自然被纳入“整理国故”运动中。30年代中后期，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传统学术文化特别是儒家学术，成为民族精神昭显之本。将重视传统思想和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怀结合起来，也就成为时代赋予书院研究的新历史使命。受此影响，一大批学者从重视挖掘传统文化精髓，振奋民族精神的立场出发，重视阐发书院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从而推动书院研究的发展。
三
民国时期书院研究特征分析
近代学者对书院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得非常迅速。纵观20世纪上半叶书院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研究内容：针对性强，现实意义突出
陈东原说：“历史的探究，并不是要我们在过去事件中找着今日所需要的答案，而是使我们从过去因变的研究，学习到找寻今日答案的方法。我们今日的需要，乃是一个新时代的创造。我们想实现这新的创造，便不能不对于现在有深切的认识。要想对现在有深切认识，就不能不研究历史。”不同时代的现实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就会关注不同时间的历史。书院研究之所以能掀起高潮，人们并不是为了眷恋过去的辉煌而炫耀中国的历史，而是带着一种急迫的“危机感”，要从已被失去了的传统中找回值得继承的东西，为现实教育改革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经验和启示。
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后，对其弊端的批判不绝于耳，“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为此，人们开始感怀追思传统教育的优长。1924年，陶行知等在一封聘梁启超为全国教育展览会书院教育组筹备委员的信中指出，自宋以后“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所以说，“书院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为办教育者所应矣”。胡适也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等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研究者们往往从反省自西方引入的学校教育人手，总结并肯定书院的经验，以此作为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的借鉴。因此，一方面，书院研究的主题多以教育制度为中心，或于体制之外倡导书院的自由讲学精神;或是顺应体制，实现书院特色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契合;或是融书院与现代学校之长自成教育新制;或于大学体制中直接引入“书院”的制度。毛泽东就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教育的精华，书院在传统学术的发展、学风士气的形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除阐述书院教育制度外，书院研究还着重阐述书院与学术学风建设、书院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借古喻今，以期对现代学术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有所借鉴。聂祟歧教授的《书院和学术的关系》则详述了书院的历史变迁与特征，并沿历史脉络分析了书院与学术的关系，强调了书院作为人才培养与学术发展的土壤，其自由讲学、学术独立的精神值得当时高等教育借鉴。
2.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与计量研究并重
新文化运动前后，受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探讨，表现出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注重考据的优点，又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注重实证的特点。书院史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呈现多种研究方法并用的特点，尤其是实证研究和计量研究被普通采用。
史料是反映和记录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材料。在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汗牛充栋的史料，而如何认识和采择这些史料，是客观地研究书院，正确地挖掘其价值的关键所在。实证研究在史料的挖掘、整理、辨伪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所以说，实证研究也就成为书院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是书院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曾在1940年被推荐申报“中英庚款委员会”历史类科学补助资金。该书按大小字体排列，大字阐发议论，小字详记引据的史料，书中所引据的史料占全书十分之九的篇幅。在论述过程中，盛朗西往往是在做出每一句极简略的叙述、判断后排列大量有关材料参比印证。可以说，全书中无一言没出处，无一句没依据。为达到“求真”的目的，盛朗西还从各方面收集史料，广徵经史子集，揽括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史部取材包括了从纪传体正史到编年体史书，从纪事本末史籍到政治典章制度，从书牍序跋到碑志行状等多种类型。例如，在论证“书院之名起源于唐”时，他引徵的史料就有《随园随笔》、《唐六典》、《旧唐书·玄宗本纪》、《旧唐书·职官志》、《旧唐书·列传》、《新唐书·百官志》、《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列传》等史籍。在考察书院规制时，他详细列举了宋代50余所书院、元代60余所书院、明代50余所书院的规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总结。这种实证研究方法力图将研究者的主观态度减少到最低限度，客观地展现中国书院发展的全貌。
研究书院的历史，必须解决的就是数量问题，包括历代书院办学的规模、速度、分布等。同文字描述相比，在涉及到规模、速度、范围等方面的研究时，计量统计法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中国历代书院的演变，无论是量的增减还是质的变化，即便使用最简单的计量方法也能给研究者带来准确、简洁、明了的信息，为深入进行定性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研究取材于地方志，采用计量统计法，以表格的形式，简洁而清晰地表述了各朝代书院的发展、变迁状况。以宋代为例，作者制作21份表格，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宋代书院的发展情况。有以年号为单位，依书院创设、复兴、改造、毁亡等不同状况，分列各省情形的表格。从这些表格中可以明晰地分析出，在同一朝代不同年号时期书院发展的基本状况。还有以各省为单位，分列其创设、复兴、改造、毁亡的发展历程的统计表，通过计算各省书院相关项目的百分比率，使读者能正确地判断，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不同省份或区域的书院变迁状况。通过这种计量方法的研究，曹松叶没有仅仅停留在结论的获得上，而是对照结论，又提出更深入的问题，进行更加彻底的分析。他指出：“书院最盛既是南宋理宗的时候，他的都城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引者注)，为什么浙江省反在第二位?”那么，要解决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应当去看看当时创造兴复改设书院的人物了”。同样，他仍是通过表格的形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首先，根据书院创办的不同主体，他将其分为“民”、“地方官”、“督抚”、“京官”、“敕奏”、“其它”等几种类型。再次，以各省为单位，统计了不同创办类型书院的数量。他指出：“民力最盛的地方，是江西浙江湖南三省，福建江苏民力同官力几相等，广西四川安徽民力同官力居同等地位湖北广东两省，地方官的力量较民力还多”最后，他还将不同创办类型书院的百分比予以比较，“民立=B院，占最重要的位置，次之是地方官创立的，最少的是督抚同其他一项”。“民立的书院，占百分之五十，民力之盛，可想而知了。”那么，江西书院数量居首位、浙江居次席的缘由也就非常明确了。曹松叶运用历史统计法，通过对数据的计量分析，将我国书院的发展概况，准确、具体地呈现在读者前面，得出的结论及其对深层次原因的分析都是令人信服的。
3.研究群体：历史学家与教育学家共同参与
从声望卓著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到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从起先热衷于政治而后转向学术研究的梁启超到原先有志从事教育而后转向政治革命的毛泽东，从历史学家柳诒徵、梁欧第到教育学家陈东原、盛朗西，都对古代书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构成了书院研究的强大队伍。他们不仅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史根底，而且深受现代教育理论和史学理论之熏陶，使得书院研究在整体上表现为整体质量较高的特点，某些作品历经时间的洗礼，仍显示出较强的学术生命力。他们充分利用现代期刊杂志，发表书院研究成果，一大批历史类、教育类、综合社科类期刊、大学学报等，如《教育学报》、《民铎》、《东方杂志》、《国学季刊》、《史学年报》、《现代史学》、《图书季刊》、《师大月刊》、《国学论丛》等纷纷将触角伸向了书院研究。1930年10月15日，安徽省立图书馆《学风》杂志首次发行，以“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培养民族意识，倡导良好学风”为宗旨，邀请胡适题写刊头词，并将他提出的“先征集志书”、“收集通志与府志”、“广泛收集资料并甄别整理”等建议作为期刊发展的导向。陈东原的《书院史略》、《清代书院风气之变迁》，吴景贤的《安徽书院志》、《安徽书院沿革考》、《紫阳书院沿革考》和《洋川毓文书院考》等都刊发在此刊物上，为书院研究，特别是安徽地方书院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0世纪上半叶，书院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就。但综观这些研究成果，亦有不足之处：首先，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特别是对于书院的起源与历史变迁的研究涉及较多，且内容大致相同。其次，研究内容不平衡。因出于改革学校教育弊端的目的，书院研究多重视制度的探讨，而对于学术思想方面则涉及不多，特别是对于书院的代表人物与学术流派、书院与传统文化、学术与教育等内在联系，尚无深入研究。再次，研究视野单一，多从教育学或历史学角度出发，而鲜有从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的考察。最后，研究力量分散。近代的书院研究多属零星自发的个人行为，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团体，也没有专门学术刊物或研究专栏问世。
作者|郑刚
来源丨《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