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一四二五

汉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古往今来多有论及。然而，每当人们论及它的辉煌之时，却往往忽视了铸就这一辉煌的那些无名的书写者们。正是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成就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分野，并最终完成了汉文字由象形向表意的转变。

《青川木牍》

从现存的大量资料中不难发现，消失在汉碑背后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之所以能够承载起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的演变和发展，有赖于汉代政治上的“汉承秦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文字制度。他们承袭了先秦及战国末期以来敢于变革、勇于探索的“大争”精神，而篆体文字的隶变，早在战国末期就已产生，出土的《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可以佐证。

《云梦睡虎地秦简》

《青川木牍》是一篇公文，其书写者应是一位官吏。在篆体做官府通行文字的时候，从篆体变异了的“俗体”字能够出现在公文中，可见流行于民间的“俗体”字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至少在当时“正体”篆书和“俗体”是并行通用的。这一方面来自于书写速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书写者在《青川木牍》字里行间似乎还隐隐显现出一种新追求——美的向往，释放和自由的趣味。

西汉 马王堆《阴阳合》医简

《云梦睡虎地秦简》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留些许篆体的痕迹，篆隶混杂，由繁变简。出现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需求，还更具有装饰性。汉代隶书中常见的波挑、掠笔，以及不同形态点的变化运用，在书简中频频出现。这种变形和夸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美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也是汉文字最终能够演变成一种艺术载体，而获得的真正意义上的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以他们的探索和追求，为汉字由篆向隶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西汉 居延汉简

西汉时期，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帛，石碑或摩崖石刻极为罕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简帛书，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早期文字演变的状况，及同先秦文字隶变的连续性，如帛书《阴阳五行》甲篇及简书《阴阳合》医简。它们书写时已不再顾忌文字的对称及象形的原则，在线条运用上已出现了改曲为直的倾向。圆转不断的线条，变成有了方折的断笔，再加上书写的迅疾，常常将原本篆书中的两笔并为一笔，或是将两个以上的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在《阴阳合》医简中，还出现了明显的草意，其点线的运用相较于《阴阳五行》甲篇已有了成熟后的隶书用笔特征。

西汉  马王堆 《阴阳五行》甲篇

从这些特征上看，西汉初期的隶体书写依然属于古隶的范畴。但不容怀疑的是马王堆汉简的书写者们已经不在被动地顺应文字变革，而是主动凭借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浪漫情怀和大胆创造，一步步将汉字由表形向着表意的方向转换，同时又赋予了文字一种艺术功能。

西汉 《杨量买山地刻石》

这一过程到了西汉中晚期达到了高潮。如《武威汉简》中的《与士相见》篇，其文字的结体已彻底摆脱了篆体的控制，结构由方变偏，运笔迅疾，点划变化丰富，汉隶的掠笔、波挑明显而夸张，与早期的隶书相比更富有装饰性。最新在南昌发现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乐器上的文字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们留下的墨迹看，此时的隶体文字不仅已经完全地替代了篆体作为书文论事的官方通行文字，其影响已遍布西汉的偏远地区。不仅如此，这种崭新的文字形式还第一次被作为艺术载体而保留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史册，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东汉  摩崖石刻《何君阁道碑》

由于西汉不提倡树碑，故其碑刻存世稀少，目前仅存的有《杨量买山地刻石》、《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等碑刻。此时汉碑的隶变有逊于简帛，这种不同步直到东汉才得以克服，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留下了《曹全碑》、《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石门颂》、《何君阁道碑》和《西狭颂》等浩如烟海、名垂千古的汉碑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