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国脱胎于英国，经过独立战争之后，英美两国既曾经在全球舞台上兵戎相见，也在“二战”后实现全球霸权的和平交接。由于美英两国历史上的独特渊源，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大英帝国史”，往往独具只眼，别有意味。
《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英国史的第二部，叙述了自美国独立到“二战”爆发后的英国历史。此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在这一将近两百年的历史时期里，英国面对人口增长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贫富分化，并未受到抽象理念的蛊惑，而是以议会为改革机制，本着讨论、妥协的精神，使得历史巨变中的社会矛盾没有激化成大规模暴力革命。
同时，北美的失败使得英国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不再进行僵化控制，而是强调以自由的价值和王权的象征为纽带，赋予殖民地更多自治，成就了“七海于一体”的大英帝国，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殊死考验。
撰文| 刘军
自由增长的“辉格派”故事
《重铸大英帝国》成书于1940年，其间，德日等国凶焰正炽，而英国独木难支，节节败退。亚当斯在此书开篇却赋予英国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指出保护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重任，只能由英国背负。面对德国的入侵，大英帝国很可能陷入可怕的失败，也许是英国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德国的征服战争及其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表明，其一旦得逞，世界将陷入黑暗，西方文明被彻底摧毁，自由将灭绝。
电影《至暗时刻》中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亚当斯看来，英帝国是捍卫灵魂和思想自由、抵御黑暗时代的中流砥柱。美国不仅在独立前属于英帝国，而且在独立后，也一直与英帝国密切相连。美国与英帝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英帝国的历史和命运与美国休戚相关。如果说在混乱无序的世界中，距离不再意味着安全，美国需要一个朋友的话，能求助的只有英国。英美两国，真可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此书开篇即写道：英帝国的故事，就是自由不断增长的故事，尽管其中不乏负面的影响。这是典型的“辉格派史学”的立场，辉格派史学家诸如麦考莱、阿克顿勋爵、特里维廉，乃至当今的弗雷泽、弗格森均持这一立场，将英国的历史描述成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增进自由的历程。
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伟大的”《改革法案》，同意赋予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以选举权。该《选举改革法》，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重新分配议会议员的席位，56个“衰败城镇”或人口少于2000人的小城市的议员议席被取消，归并到邻近的郡区，另有30个人口在2000到4000人的市镇减少一个议席，将空出来的143个议席分配给人口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发达的郡。二是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扩大选民队伍。该法实施后，城乡共新增选民约20万人，比改革前增加45%左右。
《重铸大英帝国》
作者：（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译者：覃辉银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改革之后的50年间，英国相继进行多次选举制度改革。其中，1867年改革法案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资格，规定各郡凡年收入5镑者均拥有选举权，城市中租用不带家具的住房，并在12个月内付租金达10镑者也拥有选举权，从而使一些工人拥有了选举权。
1872年，格莱斯顿政府通过了《投票法》，建立了不记名投票制度，标志着向自由选举又迈出了一大步。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法”，规定了选举费用限额和选举舞弊的刑罚。1884年的改革法案，则使得几乎每个家庭的男性户主都拥有了投票权，并给予农场工人一定的政治权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
这个“自由增长”的故事，还要一直写到20世纪。1918年，英国议会通过《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男性公民从21岁起、妇女从30岁起享有普选权，此外还降低了居住资格及收入限制，同时还建立了平等的选举区，但仍规定了部分人可以享有复票权。1926年，选民居住资格由6个月减为3个月。1928年，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1948年，《人民代表选举法》废除了“复票制”，实行“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平等选举权制。1969年《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至此，英国的现代普选制真正确立下来。
“造福蛮族”vs“帝国幽灵”
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欧洲列强掀起了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狂潮。亚当斯认为，虽然英帝国对待殖民地的记录并非没有污点，但却是诸列强中“最好的”，非洲的大部分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对非洲是好事”。对于当时陷入野蛮状态的非洲人来说，被欧洲侵占也许是件好事。帝国除了使欧洲剥削者获益之外，非洲本地人也获得了巨大的福祉。
亚当斯1940年的论调，仍然呼应着19世纪末满怀帝国主义热忱的诗人的呼声，比如吉卜林就在诗歌中呼唤帝国要承担起“白人的负担”（布鲁克斯、福克纳：《白人的负担：英帝国的诗歌》）。英国的波兰裔小说家康拉德曾经敏锐地指出，这种“造福蛮族”的信念，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自我建构来说不可或缺：“征服地球，主要意味着从那些与我们肤色不同或鼻子略扁的人手中夺走它。当你仔细思考时，会发觉这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能够补救的只是一种观念，一种背后的思想，一种无私的信念，一种你可以建立起来的信念，一种你可以在此之前鞠躬、为之做出牺牲的信念。”
《缔造大英帝国：从史前时代到北美十三州独立》
作者：（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译者：张茂元/黄玮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亚当斯关于英帝国主义的“善治”观点，很自然地会卷入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大英帝国的历史功过的激烈辩论。
英国历史学者布莱克对于左右两派的大英帝国历史叙述，曾在《辩论大英帝国》中进行过比较中肯的评价。布莱克自称是“修正派史学”的路数，认为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方式”对宗主国和殖民地来说，都是双刃剑：既有缺点，也有好处。左右两翼的帝国历史叙述，都存在简单化的倾向。
左翼极端的帝国叙述，比如理查德·戈特在《大英帝国:阻力,压迫和反抗》中宣称，整个大英帝国时期,大部分英国人被殖民地人民厌恶和鄙视。反抗和反叛是帝国永恒的事实，帝国权力受到无休止的挑战，在镇压中疲于奔命。布莱克则提出，在殖民地，抵抗不是一个长久的特征，戈特将大英帝国等同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帝国主义征服中的暴力行为等同于纳粹的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很不恰当。
戈特曾是《卫报》的特刊编辑，对美国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写有关于古巴历史和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的著作，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他对于将英国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情境下来讨论毫无兴趣，也不关心关于帝国“中间地带”的讨论，而只是简单地直奔自己的“结论”。
英国右翼、保守党议员科瓦滕的《帝国的幽灵》一书，对待大英帝国则不像戈特那样刺耳，但也没有将英帝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和叙述。科瓦滕认为，大英帝国在伊拉克、尼日利亚、缅甸、苏丹和克什米尔等殖民地统治短暂，而且管理不善，其悲惨后果影响至今。但是，布莱克指出，科瓦滕没选定居者建立的殖民地，除了土著人民的悲惨命运之外，定居者建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已经成为成功的国家。科瓦滕的选择，在布莱克看来有失偏颇。
布莱克总结说，在评价大英帝国的历史功过时，需要以复杂性反对神话，以具体的语境化、情境化反对非历史主义，以相对主义对抗绝对主义。这或许有点不合时宜，但在公共辩论的过程中，考虑与自己不同的、对立的立场、观点和结论，正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的核心。
总的来看，亚当斯《重铸大英帝国》一书，因为写于1940年，基于当时的时代氛围和认知局限，对于大英帝国的功业，还是给予了带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论调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要全面评价大英帝国的历史功过，确实应该如布莱克所说，要回到民主制度的核心，面对“历史战争”、“文化战争”中各种对立纷呈的观点，展开公开、理性的辩论，从中阐发常新的历史意义，凝聚常新的历史共识。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军；编辑：徐学勤；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书友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