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戎装的萨达特

埃及曾是反以色列的前线国家，参加了前四次中东战争，是阿方的主力军。因为这个原因，埃及也长期是阿拉伯联盟的盟主。但让盟友们没有想到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年，埃及却戏剧性地与以色列开始了和谈，并在不久之后签订了和平条约，由此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阿拉伯国家。

其实，埃及寻求和平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正是因为处于反以的第一线，埃及对战争给自身带来的损害有切肤之痛，也最能感受到以色列的实力和消灭以色列政策的不现实性。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以较充分的准备和较出色的开局都未能打败以色列，如果再不改变政策，埃及将永远无法摆脱“备战—开战—战败—备战”的怪圈，将没有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

在埃以实现和平的进程中，不得不提到三个人。一个是以色列的总理贝京。他是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领袖，于1977年所谓的“政治地震”中上台。在领土问题上，他本来比原先的工党政府更为强硬，但上台后迫于以色列民众的呼声，不得不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寻求与阿方的和平谈判。另一个是美国总统卡特，他于1977年上台后，决定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派国务卿万斯出访中东，力促中东和平。

最后这个人更加关键，他就是的埃及的总统萨达特。萨达特参加过埃及1952年革命，是纳赛尔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埃及副总统。纳赛尔病逝后，他当选总统。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在萨达特全力策划之下发动的，萨达特此时就已经有了“以战促和”的想法。

萨达特在十月战争爆发前视察埃军前沿阵地

1977年10月，萨达特从罗马尼亚得到贝京欢迎他访问以色列的口信。11月9日，萨达特突然在埃及议会宣布他准备前往以色列，震动了阿拉伯各国乃至全世界。以色列马上发出正式邀请。11月19日，萨达特的专机降落在以色列，他受到了以色列民众热烈的欢迎。第二天，他到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宣称：

“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忘记过去，朝着新的未来迈出勇敢的步伐。……我在这个讲台上向你们，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来向你们寻求全面和平的。”

萨达特表示愿意在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与以色列展开对等谈判。贝京回应他的演讲，表示“一切都可以谈判”。同年12月，贝京回访了埃及。两人的互访打破了阿以之间的坚冰，得到以、埃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随后，两国开展一系列高层谈判，但因为分歧巨大，谈判进展缓慢。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要求下，美、以、埃三国首脑在美国戴维营举行正式的首脑会谈。因为立场悬殊，谈判一度陷入了破裂边缘。两国争议的焦点是：是否达成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以色列能否一次性全面撤出西奈半岛。

在卡特的劝阻下，萨达特才没有退出会谈；卡特同时对贝京施加压力，使后者表示给予一定的让步，这才使会谈出现转机。9月18日，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协议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另一个是《关于埃及同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前一个文件承认联合国242号决议是阿以和谈的基础，勾画了阿以全面实现和平的路线（有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确认）；后一个文件则较具体地规划了埃以实现和平的路线。

萨达特、卡特和贝京在签署戴维营协议的现场

签署了埃以和平协议后，萨达特、卡特和贝京三人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79年3月，仍然是在美国的力促和调解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白宫正式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和约规定以色列分两个阶段从西奈撤军，埃及恢复西奈主权（西奈地区非军事化），与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约还约定了以色列船只可以使用苏伊士运河，埃以双方将继续进行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等问题。

到1982年，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西奈，埃及收复了西奈。但以埃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却因为种种问题被搁置。尽管如此，埃以关系正常化意义非同寻常，它开启了阿以和平的新篇章，也为世界其他民族解决争议树立了典范。

1978年，萨达特和贝京因为签署《戴维营协议》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贝京因为实现埃以和平，在国内人气大涨。萨达特也受到爱好和平的埃及人民的爱戴。但是，阿拉伯世界对埃以和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埃及受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一些国家和埃及绝交，阿盟总部也从开罗迁走，埃及的外交遭遇严重挫折。

更令人遗憾的是，实现埃以和平的最大功臣萨达特，在几年后被极端势力刺杀，未能看到他所期待的阿以全面和平的那一天。

萨达特被刺杀现场。1981年10月6日，埃及为庆祝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而举行阅兵仪式。四名参加阅兵的士兵突然向主席台投掷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萨达特身中数枪，送医后不治身亡。